（圖片来源：隆雪华堂）
中文界的文史工作者所書寫的對象，並非向來局限於華人史——特別是指華人屬性如習俗、器物、社團、墓碑等歷史；在過去，它的邊界曾經為所有人敞開，不只寫華人，也寫馬來人、原住民等。另一方面，在八〇年代民權運動期間，運動的倡導者與支持者其實不斷地試著打破華人本位的思考方式，嘗試從普遍的立場去關心各種課題，包括華人的少數群體權利、原住民權益、環境正義等。
文／吳小保
文化有它的邊界，但這並非固定不變，恆古如一。它隨著時間流逝而變，隨著在空間的傳播而變。漸漸地，它的邊界擴大了，或相反，萎縮了。變化的不只邊界，還有文化的縱深。除非出現非常狀況，一般來說文化會不斷地深化，而非趨向膚淺。
一九八〇年代，因應國內國外的政治局勢，大馬華人發動了一場雙重主題的運動，時人以各種名字稱呼之，很多人視之為一場「民族醒覺運動」，也有人以「民權運動」概括之。不同命名背後的邏輯，顯示了人們對此時蓬勃的社會活動的不同理解。民族醒覺運動以華人本位出發，強調的是守護華人權益、提倡華人文化的發展。民權運動則更強調公民權利、民主權利、基本人權等。
民權運動重點在於伸張權利，抗爭對象是國家體制，因為結合了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於一體的政府侵犯民權，必須予以譴責，改革必須提上議程。本質上，民權運動訴諸普世價值，其關懷的對象不局限於華人，也包括國內國外其他弱勢群體。
▲柯嘉遜的著作《馬來西亞民權運動》一書將1980年代形容為「大馬民權運動之春」。
而民族醒覺運動除了重視華人權益，也著重馬華文化的發展與建設。因此，它所訴諸的對象除了國家體制，也面向華社自身：我們該如何在這艱難處境中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華人的經濟、文化與教育？民權運動與民族醒覺運動之所以可以在八〇年代結合在一起，因為二者有內在聯繫：華人文化的衰退或消亡被理解為「文化權利」沒有得到國家保障。因此，民權運動要為華人伸張文化權利，唯其如此，民族文化才有保存與發展的可能。民權與民族其實也有一定的差異，比如民權訴諸普遍價值，強調人人平等。「民族」則不必然，倘若缺乏普世價值的指引，它可能發展成自尊自大、唯我獨尊的狹隘民族主義。
無論如何，在八〇年代，民族文化的發展其實一定程度上跟民權的伸張形影相隨，儘管不同人會側重於不同面向，但是，大家都接受一個道理，或者說，一個命題：民族文化的發展，以民權的伸張為前提。
民族文化與民權的脫鉤
然而，這個相對融洽的關聯在踏入九〇年代後漸漸變質。在國內，馬哈迪政府打壓異己，在1987年茅草行動散播白色恐怖後，又出台各種討好華社的政策。華基政黨勤勞在華團奔走，增加影響力，使激進的華團去政治化，成為保守組織。在國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中國重新回到世界，跨國資本主義力量開始凌駕國家。
以上種種，讓「民族文化的發展」與「民權伸張」逐漸脫鉤。一些人開始意識到，原來發展民族文化不見得要以民權的普遍實現為前提。畢竟，政府與華基政黨給予華社的小恩小德、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甜頭，及與中國重新連結的返祖歸宗帶來民族文化復興的信心，讓曾經縈繞大家的「悲苦的八〇年代」漸漸淡去，情況開始好轉，而這一切所得並非以「民權」伸張為前提。
於是，跟八〇年代的情況不同，一個新的反命題出現：民族文化的發展並不以民權的普遍實現為前提。
文史工作者的天職
民權運動並沒有在九〇年代後一蹶不振，因此民族與民權的「反命題」並非主流意見，儘管它擁有不少潛在支持者。此處提出「民權與民族之關係」的正反命題，目的不在於危言聳聽，而是想要進一步思考若干問題，尤其是「正題」。對正題的思考可以有不同方向，比如在民粹主義崛起的當下，「民權」會否成為極端排外主義的溫床，從而侵害少數群體的權利？這問題很重要，需要認真談，但不是本文重點。
我想討論的是馬華文史工作者的天職。
本文的馬華文史工作主要指以中文為媒介語所撰寫的人文誌、地方掌故、歷史典故等。一般來說，八〇年代是馬華文史領域發展的一個重要年份。當時因為一系列課題，包括葉亞來歷史地位被官方否定、馬六甲三寶山保存事件、柔佛古廟圍牆及山門被拆事件等，塑造了大馬華人的歷史憂患意識。這個憂患意識強調，如果不透過資料文獻的收集、整理，那麼大馬華人在本邦的過去就會被官方史有意無意地刪除。為避免成為「失根的民族」，人們開始重視族群歷史的書寫。換言之，歷史憂患意識的深層結構，是以民間史抗衡官方史。
這種憂患的歷史意識是一種新現象，在過去，特別是獨立建國時期，當時的文史工作者對新興國家充滿期待與想像，他們筆下所寫的不僅是華人史，也包括其他友族同胞，特別對馬來人的歷史、文學與文化充滿興趣。就此來說，它展現的是理想愛國主義的歷史意識，相信透過文史工作可以貢獻國家，打造一個新家庭，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原住民等是這大家庭的新成員。因此，「民間史抗衡官方史」的結構並不存在，即便存在也不顯著、更非主流。它的工作重點在於，協助大馬華人從「中國人認同」過渡到「馬來亞人認同」。
文史工作者雖然在不同歷史階段扮演不同角色，但是它的天職卻一直不變，它參與了人的靈魂的塑造。
打開邊界，深根價值
為進一步討論，有必要對上述「正題」做更細緻的界定：「正題」中的民族與民權，不是指因果性的關聯，亦即它並非把「民權」視為發展民族文化的手段與策略。它是把「民權」視為民族文化的內在核心。如此一來，我們區分出「正題」所可能蘊含的兩種意思，即「以民權作為手段」和「以民權作為目的」。下文談的是後者。
假設，有一個或一群文史工作者，他們是民族與民權「正題」的熱心支持者。他們相信，民權就內在於我們的文化，並且是不可動搖的核心價值。因此，實現民權就是實現民族，二合為一，缺一不可。那麼，他們該如何發揮文史工作者的天職？這問題就涉及本文開篇談到的文化邊界與縱深。
「邊界」可以指涉很多不同面向，在此主要指族群。如前所述，中文界的文史工作者所書寫的對象，並非向來局限於華人史——特別是指華人屬性如習俗、器物、社團、墓碑等歷史；在過去，它的邊界曾經為所有人敞開，不只寫華人，也寫馬來人、原住民等。另一方面，在八〇年代民權運動期間，運動的倡導者與支持者其實不斷地試著打破華人本位的思考方式，嘗試從普遍的立場去關心各種課題，包括華人的少數群體權利、原住民權益、環境正義等。
以此為鑑，支持「正題」的熱心人士，可以嘗試書寫非我族類的文史故事，這些另類文史書寫，包括人權史、環境正義史、少數族群史、性少數史等。雖然就「邊界」而言，這些中文界的另類文史書寫跟建國時期的文史書寫頗爲相似：他們都大開門戶，不固守族群的邊界。但是卻有一點跟它不同，雖然同樣帶有理想主義色彩，但另類文史理應跟天真的愛國主義保持距離，並敢於與權威挑戰。就此而言，它跟華人文史帶有的反抗意識（民間史抗衡官方史）個性非常相似。
(圖片來源：大馬華人維基館)
於是，就涉及到本文開篇所談的第二個重點：「縱深」。民族文化需要深耕、建設，避免庸俗化、膚淺化，就需要不斷地反思自我。而反思的參照價值，無他，就是作為普世價值的民權。而這也是其批判社會的力量根源。
自主的學術
文史書寫要批判社會、反思自我？這在一些人看來是很不正確的。主張純學術的人認為，歷史書寫，（一）在寫作方法上必須守規矩，只問事實，不談價值與意義，否則就是越軌；（二）在意圖上必須純潔無垢，不攜帶外在於認識歷史的其他任務。換言之，書寫歷史就是為了認識歷史，別無他求。（三）歷史也沒有什麼社會功能，即便有，那也非歷史書寫者主觀所圖，而是額外效應。總而言之，歷史書寫必須保持其純粹性。
第一點可局部接受，畢竟一個論點是否可成立，在不涉及道德與價值判斷情況下，是有辦法可檢驗的，但是學術是否就不應談價值與意義？後兩點也頗有討論餘地。必須承認，這種純學術主張是崇高的理想，它讓我們見到學術的主體性，學術不是用來服務別人，而是為了其自身目的而存在，也就是增進知識。
儘管對此崇高理想予以尊重，但也必須指出，在自主的學術與附庸的學術之間，還有很多不同可能性，學術要自主不只有「純學術」一條道路。強調以普世價值為指引原則，並不表示要出賣學術的求知任務，讓它附庸於其他；相反，它在促進我們認知的同時，讓我們分別好壞善惡，促進對價值的思考，而這正恰恰是在實現著自主的學術理想。
就實然來說，人不可能在沒有價值框架下進行認識，即便有人宣稱自己中立，那也是自欺欺人，因為當你在進行選擇什麼題材、收集什麼材料、使用什麼框架書寫時，就是在做「選擇」，而我們是沒辦法在沒有價值中立狀況下去做選擇的。因此，所謂的中立，要麼是盡可能淡化自己的立場，要麼就是隱藏真實意圖。
就應然來說，我們當然可以堅持純學術的理想主義，這是崇高理想，問題在於它不可能實現。但這對純學術支持者來說不是大問題，因為，雖然我們無法實現它，但它可以是我們的一個標桿，以它為理想目標，不斷拉近現實與理想的距離。
普世的現代靈魂
因此，不接受「純學術」的根本理由並非它是否可以實現。根本理由是，自主的學術除了要求我們進行「認識」工作，也提出了「倫理」要求：我們必須把「認識」置入「價值」中思考，並對這世界作出回應。這麼做不見得會犧牲掉「學術」的客觀性，相反，因為意識到權力對學術的影響作用，而能更批判地看待各種不同的知識生產。
馬來學界有一支主張「自主知識學派」（Sekolah Ilmu Mandiri），其「自主性」指的並非純學術的無政治性或價值中立，反之它強調的是地方的或民族的學術傳統的自主獨立，他們注意到，知識與權力的複雜關係，弱勢群體的知識生產無法與外部知識生產匹敵，最終只能成為知識市場的消費者，從而失去自我。儘管這學派可能因其鮮明的反帝國主義立場而陷入排外情緒的陷阱，但是其對「自主」的不同理解，卻開敞討論自主學術與附庸學術的不同面向。
▲「自主知識學派」學者Syed Farid Alatas的著作《霸權與知識自主》。
換言之，自主學術不僅對學術人員——或本文的文史愛好者——提出「求知」的要求，也發出倫理的命令。因此，深耕價值的論述也是認識歷史的一部分。我們不僅要知道歷史發展的各種細枝末節，更要從中思考歷史的意義與教訓，以及知識與權力的關係。
在這點上，文史工作者的天職，不僅僅是創造與傳播知識，還有塑造一個有著公共的、普世關懷的現代靈魂。
 吳小保 |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