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華人」身分，個體為何一定要把此族裔身分優先於其他共同體身分，如地方身分（砂拉越人）、性別身分（女性）、階級身分（躺平族）以及其他文化身分？儘管身為「華人」是血緣的繼承，是法律的規定，但在主觀上，它不見得必須是我最優先的共同體身分。
文／吳小保
站在馬華理念角度看，從80年代民權運動啟航之後，我們經歷了烈火莫熄、淨選盟、政黨輪替等事件，民主化運動已經不間斷地走了超過四十個年頭。我們累積許多珍貴的民主論述，這些精彩的討論中包括了權謀與策略、制度改革與政策以及政治文化的培養（如積極公民），舉凡這類討論都是從公共角度去看待民主化。可以這麼說，民主化論述的耕耘主要聚焦於公共面向的群治關係、制度、手段等，而甚少從私的角度去談民主。
舉個例子，當我們談積極公民時，我們重視的公民素養往往指公共理性能力以及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而不涉及公民作為個別的私人的事物，包括如何營運親密關係。今天，我想要從這個較少人觸及的「私領域」角度去談民主化：積極公民的私人生活，可以如何貢獻於民主文化的建立？
現代親密關係的誕生
社會學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親密關係的轉變》一書探討了西方現代的性、愛和慾。書中有個很重要的觀點：以匯流愛為底色構成的現代親密關係，是私領域日常生活的民主化，同時也是公領域民主文化的基石；而女性是這一私領域民主化的重要推手。
相對於傳統的浪漫愛追求託付終生的婚姻，匯流愛強調的是兩個獨立個體的相遇相愛。兩個個體既獨立又平等，他們以溝通的方式解決問題、增進彼此關係，重要的是，這樣的關係是以發展自我為第一優先。由於維繫二人的關係純粹由關係本身所擔保——比如該關係是否提供心理回報——而非外在於關係的其他因素如經濟利益、社會壓力等，因此是一段純粹的關係。這種關係跟傳統的婚姻關係很不一樣，後者的結合不一定建立在情感上，更多時候是為了生存。
儘管純粹關係聽起來相當中產，因為既然它不依賴經濟誘因，則唯有經濟自主的個體才有可能建立純粹關係。無論如何，這種純粹關係卻也讓我們看見一些光明的東西，至少吉登斯是如此看待的：「在純粹關係中推展自我的自主性，也會為較大的社群中的民主實踐帶來其豐富的意涵（頁200）。」
問題在於，這個邏輯是怎麼推出的？為何一個私領域的親密關係，特別是純粹關係，可以貢獻公領域的民主實踐？
自主性原則與民主
就此，吉登斯指出了親密關係與民主文化的共同基礎：自主性原則。在西方傳統的等級社會，人的「自我」是被外在因素所決定，大部分人終其一生都不需要也無權去思考「我是誰」、「什麼才是真實的我」、「該如何才能成為真正的自己」等問題。
然而，從啟蒙以降，由於社會的變遷、觀念的改變，「發現自我」——查爾斯泰勒（Charles Taylor）稱之為「本真性理念」（the ideal of authenticity）——成為現代社會一個非常重要的理想，它意味著現代社會普遍地承認每個人有同等的尊嚴，並據此賦予每個人同等的權利。今天我們強調每個人都有投票權，不因性別、宗教和種族而被剝奪，就跟這一理念有關。
既然每個人有著同等的權利，則每個人當可追逐自己的夢想而不被傳統角色所束縛。因此，伴隨著本真性理念而來的是一長串的觀念鏈，包括自由、平等、責任、群己關係、合意、反思性等，當然還有民主政治。民主的根基就建立在對每個人的尊嚴給予平等的承認，並讓每個人都有機會參與到政治決策過程中。
在純粹關係中的參與者，以追求自我的實現為先決條件，所根據的就是現代社會的自主性原則，其中包括了自我反思與自我決定的能力。自我反思指一個人如何根據理性能力、個人經驗與知識不斷調整自己，不僅是建立對外在世界的理解，也包括不斷重構自我認同。
簡單說，一個自我反思的個人，他的生命故事由自己決定，不是老祖宗、上帝或社會規範所賦予。在這書寫生命故事過程中，自我要不斷反思——「我快樂嗎」、「我真的喜歡嗎」、「有沒有其他選擇」、「要怎麼做才可以成功」、「什麼是華人」、「華人一定講華語」等——然後不斷做出抉擇。
在此，我們看到自主性同時構成了公私兩個領域的運作原則，它不只是涉及「自我」，也涉及「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因為承認每個個體有著同等的尊嚴，意味著他人跟我有著同樣的權利。因此，無論在公或私，都指向個人與個人建立起自由平等的關係。
私領域的民主化
吉登斯所談的民主化的純粹關係不只是呈現在性領域，也存在親子關係和其他形式的親屬或朋友關係中。換言之，這是私人生活的全面民主化。
今天大家對這個概念應該不會陌生。以育兒為例，當代父母不再推崇威權教育，小至晚餐去哪裡吃，大至以後報讀什麼學校，開明的父母都盡可能諮詢孩子意見。這其實就建立在對孩子自主性的尊重，並相信這可更好地形塑孩子的自我認同。
在上述民主化的關係中，一個合理的預期是，人可以更好地發現本真自我、實踐自我，因為在這純粹關係中他可更好地聆聽內在聲音，並斟酌參考他人意見。反之，在一個不平等的關係中，個人聲音可能被外部的威權取代。
本真自我的顛覆性
自我的本真性，或個體的自主性原則，這些概念放在馬華社會很有顛覆意義。作為少數民族，主流馬華社會對民族文化身分已經建立起一種固化的觀念。當我們思考華人與華語的關係時，我們傾向視之為一種天生如此、本質如此、故必然如此，而甚少視之為一種偶然的關係。「偶然」是指個人可能基於環境或其他因素而對華語不感興趣，而這個決定並不妨礙他的自我實踐。
同個道理，對於「華人」身分，個體為何一定要把此族裔身分優先於其他共同體身分，如地方身分（砂拉越人）、性別身分（女性）、階級身分（躺平族）以及其他文化身分？儘管身為「華人」是血緣的繼承，是法律的規定，但在主觀上，它不見得必須是我最優先的共同體身分。
自主性的顛覆意義在這個例子更為明確：傳統觀念下，孝順父母是子女義不容辭的責任。然而這違背了自主性原則：一段民主的私人關係之建立在於關係本身是否合意、是否能促進自我實踐，而非來自外在的規範。換言之，「自主性」壓倒「孝順」成為至高原則；而「孝順」必須以合意為前提。
自主性原則構成本真自我的發現與實現，它可以讓人對「華人大團結」這一類的族群政治動員修辭保持一段距離。我在上一篇文章指出，80年代大團結論推進華社的政治文化，它是建立在同心圓原則上的共同人性身分政治。即便有其進步的一面，個體不一定要對它照單全收——如果「華人」不過是我生命中的偶然身分，我為何要響應大團結的號召？
我個人更重要的生命經驗，也許是一段暴力的私人關係，或者是對環境污染的憤慨，作為一個積極公民，我更重視為此帶來政策上的解決方案，而非所謂的華人權益。
在這情況下，族群政治要進行動員，就不能再依賴簡單粗暴的情緒號召——華人為何不支持華人、難道不怕沒豬肉吃、不怕三代成番——如果它要證明自己的存在意義，就必須不斷翻出新論述，並盡可能把千差萬別的不同個體的不同訴求考慮在內。
危險的本真性理念
但是，本真自我的理念並非上述所談的那麼理想化。西方社會從18世紀以降開始追求本真自我，然後發展出「平等尊嚴政治」，隨後在20世紀又以此為基礎推出「差異政治」，強調的是，既然個體在追求自我時呈現出千差萬別的傾向，則我們就應該承認「差異」是其必然結果，尤其是多元的文化身分，是每個個體實現自我的珍貴資源。這是泰勒為多元文化辯護的理由。
然而，近年在西方國家，差異政治——即承認主流社會以外的不同文化身分，包括性少數、少數民族、移民等——形成主流話語，蔚為成風。由於上述少數群體的文化身分長期被邊緣化，出於保護弱小的關懷，人們開始放大檢討路人甲乙丙的言行舉止，檢驗是否涉及歧視言論。加上激進進步派提倡「安全空間」（safe space）、「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去平台化」（deplatform），自由風氣無論是在社會或學院都備受威脅。嚴重情況，人人杯弓蛇影，生怕說錯一句話就立刻遭到社死。反彈之聲於是興起，各種尖刻的批評直指差異政治，視之為西方文明的墮落。
然而，如同一些分析所指，進步派提倡的差異政治議程，事實上是建立在敵意政治（common enemy identity politics）的基礎上，而這不過是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擴充版：無產階級陣營被擴充，納入性少數、少數民族、移民、難民、原住民、黑人、女性等弱勢群體；而資產階級則相應地增加了白人、異性戀、順性別、男性、殖民者等不同特權階級。兩個陣營黑白分明，正義與邪惡陷入永恆戰爭。
本真性理念也陷入「主觀化」的困境：既然一切由我決定，則很多事務都可以重新界定，包括我與他人的身體邊界、心理邊界，而這些邊界隨著時空與人際關係不斷變動，難以捉摸。由於對邊界格外敏感，導致過度關注個體的自尊是否遭受侵害。由私領域延伸到公領域，公共討論的風景也為之改變，從政策或制度的客觀問題，變成個人或弱勢群體的自尊受傷問題。
以此來看，「本真性理念」是西方的病態身分政治的根源而非解套。我們有什麼理由相信，它會是馬來西亞的出路？
同心圓原則
其實，身分政治不僅有共同敵人政治的一條路，馬華的「華人大團結論」就揭示了共同人性政治的不同路線——儘管它在現實中是失敗的，但作為一種理念，同心圓原則卻有可借鑒之處：它以共同人性為基礎，把不同人的利益按照同心圓結構排列，尋求與人連接，而非尋找與創造敵人。
儘管在現實中，同心圓原則不容易落實，但作為一個指引，卻是比馬克思主義的鬥爭政治更合理，尤其是在馬來西亞的語境。
另外，把本真性理念或個體的自主原則引進馬華理念中思考，可促進集體與個體之間的對話，多元化馬華公民社會的政治訴求，同時調禦本真性理念的主觀化問題。
如果上述分析有其合理性，則馬華的積極公民如果要推進公領域的民主化，也可思考在私領域推動民主化，這包括審視馬華社會中妨礙純粹關係形成的經濟、文化與政治因素。
瑪麗安
本真性理念、自主性原則、純粹關係等，不應局限於馬華社會，也應推廣至其他社會。事實上，近幾年也許是受西方進步價值影響，開始湧現探討本真自我的馬來電影，如《La Luna》、《虎紋少女》、《瑪麗安的日與夜》等。
以 獨立電影《瑪麗安的日與夜》（Maryam Pagi ke Malam）為例，電影講述一個中年穆斯林女性瑪麗安，因為得不到父親的祝福而無法跟外籍男友結婚。為了爭取結婚，電影拍攝她從早到晚的疲憊行程：說服父親，咨詢律師，拜訪宗教司，尋求朋友協助。過程中的各種對話，展示了伊斯蘭對性別、性取向、婚姻制度的不同討論；而個體則處於此複雜對話中探索自我。
瑪麗安不只是電影角色，現實中也有個瑪麗安（Maryam Lee），她是一位勇於開啟敏感話題的社運行動者，曾公開挑戰齋戒月期間來月經的女性不能公開進食的禁忌。在《揭開頭巾的選擇》（Unveiling Choice）這本書中，他記錄了自己從恪守傳統到卸下頭巾的漫長心路歷程。
在馬來西亞，穆斯林女性戴不戴頭巾的權利雖然受法律保障，但選擇不戴的代價卻極其高昂，這不僅意味著要承受社會大眾的側目與指點，也可能與家人斷絕往來。
瑪麗安李自小被教導必須遮蔽羞體，他曾視此為理所當然，這是穆斯林的文化象征，也是不容挑戰的宗教規範。直至成長之後，內心的困惑促使他開啟了一場探索之旅，他如同傳奇小說中的主人公，到處拜訪高明，詢問意見，經過深刻反思，他最終決定揭去頭巾，坦然示髮於眾。
然而，不戴頭巾的決定隨即引發家人的激烈反彈。父親勸阻不成，對他暴力侍候。此時，瑪麗安心意已決，戴不戴頭巾於他是個人抉擇，他人無權置喙，更何況這未必不符教義規範。
兩個瑪麗安的故事有多處相似：故事主人公的「真實自我」是經過探索、反思而形成，但卻被暴力的私人關係（家庭）與外部社會所否定。這個「自我」不是孤獨無援，他有自己的親密朋友的陪伴，然後再展開自己的探索之旅。
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好像觸發了一些很不應該觸發的東西，那些危險的、可怕的、致命的、顛覆性的社會禁忌。仿佛一切堅固的東西都有煙消雲散的可能，但同時我們也看見，在他們故事中那龐大社會機制下個體的脆弱與無助，讓人感到窒息。
兩個瑪麗安的故事帶給我們的啟發是，暴力的私人關係如何與社會共謀，意圖掩埋初初萌芽的本真性理念這個顛覆種籽。而這個顛覆種籽恰恰是有潛能摧毀堅不可摧的石頭。
如果吉登斯念茲在茲的純粹關係得以在此地扎根，顛覆種籽會否萌芽成長？到時候，我們的民主文化會否比較不一樣？
參考資料
- 吉登斯（2001），周素鳳譯，《親密關係的轉變：現代社會的性、愛、慾》。巨流出版。
- 查爾斯·泰勒（2005），董之林、陳燕谷譯，〈承認的政治〉，載汪暉、陳燕谷編《文化與公共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Charles Taylor (1991), The Ethics of Authentic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reg Lukianoff and Jonanthan Haidt (2018),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enguin Books.
- Francis Fukuyama (2018), Identity: The Demand for Dig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Maryam Lee (2019), Unveiling Choice. Gerakbudaya.
- Maryam Pagi ke Malam, 馬來西亞電影，導演：Badrul Hisham Ismail，2023.
 吳小保 |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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