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錦榮、黃玉琪／後川普的權力碰撞與經濟相互依存

在赫希曼主義的世界裡，誰又能確保華盛頓不會因一己之利而調整對亞洲的安全戰略，北京不會以政治紅線為由對貿易依賴國施以貿易脅迫，乃至大國之間以中小國利益為籌碼，締結並鞏固彼此的利益交換？於是乎，平衡大國成了更為可行的戰略。它呼應了中等強國走出「第三條道路」、規避大國的鉗制，重組新興世界貿易秩序的呼聲。

文／黃錦榮、黃玉琪

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儘管歐洲與亞洲因大規模工業破壞而滿目瘡痍，美國卻迎來經濟鼎盛，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總量的一半之多，其經濟與軍事實力之強大，令世界其他國家望塵莫及。

然而，美國並未重蹈延續了450年的西方帝國主義老路，而是開創了戰後新全球秩序，通過國際規則與機構，保障人民選擇本國政府的權利，並反對任何違背民意的領土變更。自決原則可追溯至1941年羅斯福與丘吉爾共同簽署的《大西洋憲章》，該憲章是戰後全球去殖民化、民主化，以及以主權平等為核心的國際關係的基石。

在一個沒有凌駕於各國之上的全球政府來執行規則的世界裡，對國際法律的承諾是維繫戰後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各國是否自願接受國際法與相互義務的約束，決定了世界遵循的是法治還是叢林法則。

當年老布什總統之所以堅持通過聯合國凝聚國際共識，而非由華盛頓單方面對薩達姆採取行動，以從軍事上扭轉伊拉克對科威特的佔領，正是因為他深知確立後冷戰時代基本規則的重要性[1]，即便1991年的美國，正處於單極時刻的頂峰。

而催生戰後全球經濟共榮的關鍵機制，無疑就是全球貿易。

如果說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引發了全球貿易戰與報復性關稅，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使大蕭條雪上加霜，那麼1934年簽署生效、授予總統以降低本國關稅來換取他國關稅減讓之權力的《互惠貿易協定法案》，則代表了美國貿易政策的根本性轉變。

雖然該法案的出發點完全源於美國從大蕭條中復甦的迫切需要，但降低貿易壁壘、促進全球經濟合作，逐漸成為戰後全球秩序的基礎。經濟一體化帶來的增長紅利，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自由貿易，而非資本的自由流動[2]。國家間的自由貿易與經濟相互依存，構建了互惠共贏的紐帶，使各國難以輕易走上以鄰為壑的對抗之路[3],日後所謂的「東亞奇跡」與「中國經濟增長奇跡」，正是由此而來。

儘管東亞、尤其是中國，是貿易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自由貿易對美國而言同樣並非零和遊戲。事實上，美國過去歷經130年方才積累的經濟成就，在其親手締造並主導的自由經濟秩序下，僅用30年便再度實現。

我們都是赫希曼主義者

經過多年的融合深化，無論是貿易、金融或生產，各國如今已編織成一個龐大的全球商品、信息與金融交換網絡，彼此相互依存。然而，早在全球化成為政治話語中的咒語以前，羅德里克就警告說，由於國際競爭將削弱國內導向政策的有效性，一味追求經濟跨國一體化的民主國家，將不可避免地喪失制定國內經濟政策的國家主權，任何試圖透過公共財政推動國內社會福利的舉措將愈發舉步維艱[4]。

屆時，魯吉所描述的「嵌入式自由主義」，即自由跨境貿易與凱恩斯式政策干預於戰後經濟秩序中並行的政經框架[5]，終將陷入難以為繼的困境。

事實證明，在缺乏足夠的國內政策支持的情況下，供應鏈重組所造成的經濟動蕩導致選民群體感到自己被政治精英拋棄，也就只能在民粹主義敘事中尋求發聲，將失業、收入不平等與國內產業衰落歸咎於貿易全球化[6]。民粹主義浪潮反過來加劇了對全球化更廣泛的抵制，將自由貿易視為零和遊戲，為國家安全與利益至上的言論打開大門。

曾經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中流砥柱的貿易互聯性，如今卻面臨著被武器化的風險，誰控制了關鍵節點，誰就掌握了經濟命脈，從而獲得了脅迫對手的權力[7]。

對於一個擁有超群的技術主導地位和全球最大單一消費市場的國家來說，川普顯然深明貿易槓桿所賦予的力量，也毫不猶豫地將這種權力，以不公平貿易行為和國家安全為名、以關稅為手段，投射到其他國家身上。2025年的互惠關稅昭示了國家權力的終極真理：「強者為所欲為，弱者受其所迫。」它既不承認對手，也不承認盟友，只承認國家安全和利益。

以國家安全和利益為名的權力投射並非美國專有，而是所有大國包括中國的特色。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和稀土等關鍵礦產的主要供應國，中國恐怕也深諳貿易槓桿之道。

事實上，當澳大利亞呼籲開展 COVID-19 調查、立陶宛允許台灣代表處開設、韓國部署薩德導彈系統、日本針對尖閣諸島以及菲律賓在南海與中國出現主權紛爭，而被視為侵犯了中國國家安全和利益的時候，中國也毫不猶豫地實施了一系列廣泛的經濟制裁、限制和控制。

貿易不對稱創造了政治槓桿，允許損失面較小的國家假國家安全和利益之名，向損失面較大的貿易夥伴施以經濟脅迫。當國家主義主宰全球貿易時，我們都是赫希曼主義者[8]。

既是大勢所致，中小國又該如何應對大國潛在的貿易鉗制？是追隨（bandwagoning）、對衝（hedging）還是平衡大國（balancing out of the great powers）？

追隨或結盟不可行

如果與某個大國緊密結盟或完全追隨該大國的政治意向，便能取得可信的安全保證，追隨或許尚不無裨益。

但在赫希曼式的世界裡，大國既然可以為了維護自身國家利益，不惜將追隨國的貿易依賴武器化，那麼小國的追隨便無異於卑躬屈膝，徒然冒著淪為「第五十一州」或「特別行政區」的風險。

對於多元族群、多元文化與宗教的國家而言，國內各群體的利益取向，可謂南轅北轍，若與單一大國結盟，恐怕只是順得哥情失嫂意，徒增不必要的政治紛爭。

對衝窗口即將關閉

對衝是印度—太平洋地區中小國迄今為止最普遍的應對策略。東盟就是通過維護美國在區域軍事和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同時接納中國為重要的經濟夥伴來進行對衝。反之亦然。東盟對中國經濟和地緣政治崛起的包容，旨在防止過度依賴美國，同時為美國維持對該地區的承諾提供戰略依據[9]。除非華盛頓減少對亞洲的長期承諾，或者北京在所有主要戰線上變得更加激進，否則對衝無疑是中小國絕妙的戰略回應[10]。

然而，在赫希曼主義的世界裡，誰又能確保華盛頓不會因一己之利而調整對亞洲的安全戰略，北京不會以政治紅線為由對貿易依賴國施以貿易脅迫，乃至大國之間以中小國利益為籌碼，締結並鞏固彼此的利益交換？

平衡大國為更優戰略

於是乎，平衡大國成了更為可行的戰略[11]。它呼應了中等強國走出「第三條道路」[12]、規避大國的鉗制，重組新興世界貿易秩序[13]的呼聲。

平衡有別於對衝，它是一種主動降低大國博弈風險的策略，而非被動的事後應對。

平衡大國戰略有三項核心需求。

（1）在經濟規模相似的國家之間尋求新的貿易與外交聯盟：平衡戰略的核心貿易收益來自貿易聯盟的網絡外部性，因為聯盟每增加一個成員，各成員接入多元化供應鏈的機會便隨之擴大，從而降低個別國家對任何單一大國的依賴。

（2）內化戰略工業能力：由於中小國依賴大國所掌控的關鍵要素（如半導體、稀土、先進軟件、金融清算等），即使貿易依賴尚未嚴重失衡，也可能面臨潛在的脅迫風險。唯有大力推動投資，發展國內或根植於聯盟的戰略性工業能力，中小國才有望化解供應鏈脆弱性，降低脅迫風險，鞏固政治自主權。

換句話說，平衡戰略要求實踐者將產業政策的戰略外部性加以內化。

（3）維持競爭霸權的共存：共存提供了一種威懾優勢，因為當各大國均保持與該地區的接觸，且各具替代對方的能力時，任何一方便難以隨意實施赫希曼式脅迫。

參考文獻

[1] Ross, D. (2025). Statecraft 2.0: What America Needs to Lead in a Multipolar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Heimberger, P. (2022). Do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A meta-analysis. The World Economy 45(6): 1690-1712.

[3] Doyle, M.W. (2005). Three pillars of the liberal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463-466.

[4] Rodrik, D. (2011). 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Norton & Company.

[5] Ruggie, J. G. (1982).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379-415.

[6] Eichengreen, B. (2020).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Economic Grievance and Political Reaction in the Modern Er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7] Farrell, H., & Newman, A.L. (2024). Underground Empire: How America Weaponized the World Economy. Holt Paperbacks.

[8] Hirschman, A.O. (1945). National Power and the Structure of Foreign Trad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9] Huang, C.-H., & Ho, S. (2024). Introduction: Domestic determinants of Southeast Asia’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46(1): 1-18.

[10] Kuik, C.-C. (2021). Getting hedging right: A small-state perspective.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3: 300-315.

[11] Wong, C.-Y., & Eng, Y.-K. (2026). How smaller states survive the Hirschmanian world? Not bandwagoning or hedging but balancing out of the great powers. 未發表手稿.

[12] Shin, S.-O., Alden, C., & Higgott, R. (2026). Re-imagining middle powers in an age of global transformation. Global Policy 17 (S1): S5-S13.

[13] Baldwin, R. (2026). World War Trade: Conflict, Containment, and the Emergent World Trading Order.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and I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