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能夠判斷與選擇的人，那麼學生就需要在最基本的情境中，擁有真實的選擇空間——包括說「不」的空間。否則，我們所培養的，或許不是理解公共事務的人，而只是更熟練地完成要求的人。
文／蕭婉思
最近，董總為新建華教大樓發起募款，並發函呼籲各地獨中響應。華教長期依賴社會支持，這樣的動員，並不令人意外。然而，當募款進入校園後，它的性質似乎也悄悄發生了變化。
有學生在課堂上被告知：「每個人都要捐，一分錢也好。」捐款的問題從來不在於金額，而在這句話本身——當「每個人都要」出現時，「可以不」的空間也隨之消失。
在一般理解中，捐款之所以被稱為善行，正因為它建立在自願之上。一個人可以選擇捐，也可以選擇不捐；可以多捐，也可以少捐。正是在這種自由之中，捐款才具有道德意義——它體現的是判斷、認同與選擇。
一旦「每個人都要」出現，捐款就不再是捐款，而成為一項被要求完成的行為。它從一種道德實踐，轉變為一種制度性的執行。樂捐，應當是一個人經過判斷後主動選擇的行為；一旦需要被命令執行，它就已經不再是「樂捐」。
校園權力結構下的盲點
支持這種做法的人或許會認為，這是教育的一部分，學生應當學習回饋社會，理解華教發展的不易，從小培養責任感。即使只是一分錢，也是參與的象徵。但這樣的說法，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層次：理解與執行。
教育的任務，是讓學生理解為什麼某件事值得去做，而不是直接規定他們必須去做。當理解被跳過，執行被提前，教育的引導功能，就容易被行為訓練所取代。
更值得注意的是，學生在這樣的情境中，往往並沒有獲得充分的說明。有學生轉述，老師只簡單表示「要捐給董總，用來建樓」，並未進一步解釋用途或必要性。在缺乏說明的情況下，捐款既不是認同，也不是參與，而是一次被動完成的動作。
有進一步了解指出，校方的原意是「建議」和「鼓勵」每位學生捐特定金額。然而，選擇透過層級由上而下傳達這項訊息，本身就已經暗示了一種期待——學生很難不將其理解為「應該捐」。在校園的權力關係下，當一項「建議」沿著校方、教師、課堂這條鏈傳遞下來，它抵達學生時，往往已不再是建議。無論措辭如何，學生難以真正說「不」的處境並不會改變。
事實上，另一所學校的做法提供了一個參照。老師將募款訊息帶入課堂，沒有任何來自校方的官方立場，學生自行決定是否參與。同樣是傳達訊息，結果卻截然不同。這說明，問題從來不在於募款本身，而在於訊息是如何被傳達的，以及學生是否真的擁有選擇的空間。
這也讓人不得不問，在教育現場，我們是否已經習慣將「應該做的事」轉化為「必須完成的事」？
而這一習慣之所以特別值得警惕，與校園本身的權力結構有關。學生尚未具備經濟自主能力，同時也處在明確的權力關係之中：學校擁有評價與管理的權威，學生則處於較難拒絕的位置。在這樣的結構下，即使沒有明言懲罰，「必須參與」本身就已經構成壓力。當一個人難以真正說「不」，他的「參與」是否仍然可以被視為自願，值得重新思考。
正是因為這種權力結構，校園募款與成人社群的動員，不能以同一套標準來衡量。
華教的歷史確實建立在社群動員之上，這種傳統本身並無問題。長期以來，華教動員文化形成了一種默認：支持就是參與，不參與就是不認同。這種默認，在成人社群之間運作，尚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但當它進入校園，面對的是尚未具備自主判斷能力的學生，就需要被認真檢視。
我們期待推動華教的人，能夠記得：動員的對象不同，方式也應當不同。在課堂裡，「理所當然的參與」很可能只是另一種形式的服從。
當募款的對象延伸到學生，並以「必須參與」的形式出現時，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其方式。尤其當募款指向的是發展性項目，發展本身可以討論，但推動方式，仍應符合基本的教育原則。
不可忽視的長遠代價
這裡有兩個我們不能忽視的長遠代價。其一，是對學生個人的影響。如果一個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反覆經歷的「捐款」都是被要求完成的任務——伴隨著壓力、排行榜、或來自權威的命令——那麼「幫助他人」這件事，在他的經驗裡，就從來不是出於自己的選擇。
心理學研究早已指出，這種現象被稱為「過度辯護效應」（overjustification effect）：當原本可能出於內在意願的行為，長期與外在壓力綁定，內在動機反而會逐漸消退。我們以為在培育公益意識，實際上卻可能正在消耗它。一個從未被允許自己決定「捐或不捐」的學生，離開校園之後，很可能對公共事務產生一種習得性的疏離——不是不願意幫人，而是「幫人」這件事在他的記憶裡，從來都帶著壓力的重量，而不是選擇的輕盈。
其二，是對華教整體的影響。華教能走到今天，依靠的是幾代人真心認同、自願付出所累積的社會信任。這種信任是華教真正的資本，但它不會自動續期，也經不起反覆消耗。當強制參與、排行比較、命令式動員一再出現，外界感受到的，不再是一個值得支持的教育運動，而更像一套不斷運作的索取機制。久而久之，善意會疲乏，認同會淡化。華教若要可持續，需要的是更值得信任的方式。
教育的核心在於讓學生能夠理解、判斷，並在可能的情況下作出選擇。如果連最基本的問題——是否捐款——都沒有被當作一個可以思考與選擇的議題，那麼所謂的「參與」就可能只是一種形式。這件事的關鍵從來不在於那一分錢，而在於當「不捐」的可能性沒有被認真對待，我們卻仍然稱之為「自願參與」。
如果教育的目的，是培養能夠判斷與選擇的人，那麼學生就需要在最基本的情境中，擁有真實的選擇空間——包括說「不」的空間。否則，我們所培養的，或許不是理解公共事務的人，而只是更熟練地完成要求的人。
蕭婉思 |
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體質人類學系，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喜歡這篇文章請按贊和追踪當代評論臉書專頁，給予我們支持與鼓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