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NST
一份報告有沒有提交，可以測量；一個活動有沒有完成，可以測量；一個系統的數據有沒有填滿，可以測量。可是，學生是否真正理解、教師是否用心教學、課堂是否發生真正的學習，卻沒有那麼容易被表格記錄。當制度越來越依賴數據、指標和證據，我們可能逐漸從「管理教育」，變成「管理教育留下來的可測量痕跡」。
文／郭史光宏
多年前，一位校長跟我分享過一個真實發生過的「笑話」。
小六UPSR成績放榜後，教育廳整理各校考生的表現數據，召見各校校長。數據顯示，整體而言，一些沒有校長的學校——多數是因為原任校長調職或退休，空缺尚未補上——考試成績反而比有校長的學校好。官員於是半開玩笑地說：「看來沒有校長的學校績效更好，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取消校長這個職位？」
當然，沒有人會真的根據這樣的數據得出這個結論。沒有校長與考試成績較好之間，最多只能說明兩者存在某種相關性，並不能據此推斷因果關係。學校規模、行政團隊、師資水平、學生背景等，都可能影響最終結果。
然而，這個笑話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並不在於「校長有沒有用」，而在於它提醒我們：一個制度中的職位、流程或程序，究竟是因為它真的創造價值而存在，還是因為它一直存在，所以我們漸漸默認它有存在的必要？
當我們只想著把事情做得更快
這個問題讓我想起特斯拉Model 3生產線的一則故事。
2018年，Model 3生產線遇到瓶頸。一台機器人負責把電池組上方的一塊玻璃纖維墊貼上去，動作稍慢，整條生產線便受到影響。於是工程師開始優化機器人的移動路徑、上膠量和乾燥速度，甚至投入大量資金提升自動化程度。
直到有人問了一句：「這塊墊子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沒想到，答案卻出現了矛盾。一個團隊說，它用於降噪和減震；另一個團隊說，它是為了防火。於是他們做了實驗：兩台車，一台有裝，一台沒裝，車內各放一支麥克風。結果幾乎沒人聽得出差別，兩台車在防火表現上也沒有明顯區別。最後，那塊墊子被刪除了，連帶刪除的，還有背後一整套昂貴的生產工序。
此前所有的優化、加速和自動化，原來都建立在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沒有被問過的前提上：這件事情為什麼需要存在？
這件事看似與教育毫無關係，卻恰恰揭示了許多組織面對問題時的共同習慣：事情既然已經存在，我們首先想到的是怎樣把它做得更快、更準確、更有效率，卻很少停下來問，它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教育系統最難的動作，是「刪除」
這個問題放到教育現場，尤其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過去二十年來，教師工作負擔一直是馬來西亞教育改革反復面對的問題。教育部也曾提出減少教師文書工作、簡化行政流程、整合數據系統，讓教師回歸教學核心。然而在教育現場，我們仍然經常看到一種熟悉的循環：新的政策來了，增加一份表格；為了確保執行，增加一項彙報；為了驗證彙報，再要求上傳證據；為了提高效率，建立新的線上系統；為了確保系統資料準確，又增加審核與監測。
每一個環節單獨看都有合理的理由，但問題在於，當這些環節一層層疊加起來，它們是否仍然合理？於是，一個原本應該幫助教師做好教學工作的制度，可能逐漸變成要求教師不斷證明「自己正在教學」的制度。這正是教育行政最值得警惕的地方：我們很擅長增加，卻不太擅長刪除。
一項新的教育改革，很少直接取代舊有機制。新的評估加上原來的評估，新的數據系統疊加舊的填報方式，新的問責機制又建立在原有報告之上。每一項新增要求都有它當初存在的理由，卻很少有人在多年以後回頭追問：原來的問題還存在嗎？這個流程還有必要嗎？如果今天重新設計，我們還會這樣做嗎？於是，制度越來越複雜，卻很少有人負責清理那些已經失去必要性的環節。
更深一層的問題，是我們容易把「可測量」誤認為「有價值」。
一份報告有沒有提交，可以測量；一個活動有沒有完成，可以測量；一個系統的數據有沒有填滿，可以測量。可是，學生是否真正理解、教師是否用心教學、課堂是否發生真正的學習，卻沒有那麼容易被表格記錄。當制度越來越依賴數據、指標和證據，我們可能逐漸從「管理教育」，變成「管理教育留下來的可測量痕跡」。
AI讓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迫切
進入AI時代，這個問題反而更加值得警惕。
我們不斷討論AI如何幫助教師提高效率：更快寫教案、更快製作教材、更快整理資料、更快完成報告。毫無疑問，這些工具可以減少大量重複勞動。然而，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AI能夠讓教師在五分鐘內完成一份原本需要一小時的報告，我們有沒有先問過，這份報告為什麼需要存在？
如果那份報告本來就沒有人真正使用，那麼我們只是讓一種沒有價值的工作變得更加高效。低價值的工作乘上高效率，仍然是低價值的工作。
甚至可以說，AI越強大，這個問題越重要。過去，一項繁瑣工作需要耗費大量時間，低效率本身可能迫使我們反思。未來，AI可以讓同樣的工作幾乎沒有成本，我們反而更容易不斷增加新的任務。原本一小時做一份報告，現在五分鐘就能完成，於是有人可能認為：「既然這麼快，那就再多做幾份吧。」
如果沒有重新審視工作的必要性，AI帶來的可能不是減負，而是更高效率地製造更多工作。因此，AI時代真正需要改變的，不僅是「做事的方式」，更是判斷「什麼事情值得做」的標準。
改革，不只是增加，也應該敢於刪除
這或許也是那個「沒有校長的學校」故事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
它當然不能證明沒有校長的學校更好，更不能證明校長沒有價值。但它提醒我們：當一個制度中的某個環節與預期結果不一致時，我們應該追問它究竟創造了什麼價值，而不是因為它一直存在，就默認它不可質疑。教育當然需要管理，也需要問責，更需要不斷改革，但改革不應該只有「增加」這一種動作。
每當我們準備增加一份表格、一個系統、一項報告或一種行政程序時，不妨先問幾個簡單的問題：為什麼要做？如果不做會怎樣？誰真正使用這些資料？它是否與其他工作重複？如果必須增加這一項，我們準備刪除什麼？
要知道，教師的時間不是可以無限擴充的資源。增加一項行政工作，就意味著必然擠佔另一項工作。教師花在表格上的時間，就是沒有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花在行政程序上的精力，就是少了一些用於備課、閱讀、反饋和陪伴學生的精力。真正有價值的教育改革，有時候不是讓教師更快地完成所有事情，而是勇敢地承認：有些事情根本不值得繼續做。
就像那塊最終被刪除的玻璃纖維墊。我們真正需要的，也許不是讓教師工作的那台「機器人」越來越快，而是偶爾停下來，問一句：
「這件事情，到底是幹什麼用的？」
 郭史光宏 |
怡保師範學院華文組講師，馬來西亞兒童文學協會會長，著有《我只是一個老師》《閱讀教師的現實與理想》和《走向閱讀深處：班級讀書會的概念與實踐》，長期關注兒童文學、兒童閱讀和語文教育等領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