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Xinhua／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至於是否繼續設對華特使一事，其中的考量不一定是不重視對中關係與否，而是政治利益分配的考量。安華是否要繼續委任對華特使，除了過去希盟堅持不推政治委任的承諾外，或許更多的是在馬華公會與行動黨人選之間的考量，如果選擇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馬華公會，必然讓行動黨盟友不悅。無論如何，未來若持續設置政治委任的特使一職，應在職責範圍上有更明確的規範，以免和國家利益有所衝突。 

【文／杜晉軒】

二〇二三年有關馬中關係的新聞裡，頻繁地出現幾個數字包括了10、49和50。49是二〇二三年馬中建交49週年，故兩國多番強調二〇二四年將是建交50週年紀念，10除了是馬中兩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0週年，同時也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進入第10年。

首相安華（Anwar Ibrahim）自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任相以來，已出訪中國了兩次，從二〇二三年四月傳出將委任新任首相對華特使，到近日傳出要內閣改組，都未見有任何進一步的動作。究竟官方是否仍有設首相對華特使一職，仍處於曖昧不明的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前朝所委任的首相對華特使張慶信，依然是現任馬中商務理事會主席，該組織官網仍寫著張慶信是「首相特使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兼馬來西亞—中國商務理事會主席」。

二〇二三年四月政壇盛傳爭取新任首相對華特使一職的華裔政治人物人中，除了行動黨有前特使陳國偉，還有林冠英、郭素沁和楊美盈，而馬華公會則有魏家祥和張盛聞，其中魏家祥被視為熱門人選，因為無任何官職的魏家祥在三月底時陪同安華訪問中國。因此，馬華公會能否重新扮演納吉時期，對中國事務「有所作為」的角色，留下了許多想像空間。

本文將談論這十年來，大馬華裔政治人物在馬中關係中的角色。

（來源：黃安健／星洲日報）

馬中關係中的華基政黨

部長級的首相對華特使一職，始於前首相納吉時期，二〇一一年開始的首任特使是馬華公會前總會長黃家定，接著是二〇一八年受委任的行動黨陳國偉，以及自二〇二二年受委的砂拉越民進黨主席張慶信。

黃家定擔任對華特使的七年，也是馬華公會積極參與對華（中國）事務的時期，當「一帶一路」自二〇一三年被提出後，馬華公會儼然扮演了馬中關係間的「仲介」角色，在輿論空間上推動華社與中央政府附和中方的「一帶一路」倡議。

例如，自一九九四年開始與中共展開黨際交流的馬華公會，兩黨在二〇一四年正式簽署黨際合作備忘錄，同年馬華公會成立對華事務委員會及一帶一路中心；馬華公會在二〇一五年推出《十大經濟方略》，也把「一帶一路」納入其中；二〇一六年，馬華公會推動華社和華商共同簽署《馬來西亞華社「支持一帶一路」宣言》。

馬華公會之所以在馬中關係上顯得積極有為，主因是自二〇〇八年的「308政治海嘯」，以及二〇一八年509大選的慘敗，馬華公會在華社影響力急劇下滑有關，而此時正值習近平上台，當時中國所推廣的「一帶一路」，儼然被馬華公會視為可著力求存的浮木。

馬華公會前總會長廖中萊曾表示，該黨在509大選中慘敗是因有黨內組織僵化、紀律鬆散、黨員素質參差不齊以及黨意識滑落等多種因素，因此廖中萊在二〇一五年五月拜會中國時，表達了認同中共在基層組織工作上針對黨員素質要求，以及黨員思想教育制度方面具有參考價值。當二〇一六年四月中國中聯部部長宋濤訪馬時，也對廖中萊表示中共願繼續與馬華公會在政黨建設、人員培訓、新村改革、青年交流等方面深入合作，而廖中萊則感謝中國近年來對馬華公會給予的支持和幫助，且將繼續同中國密切合作，利用「一帶一路」的機遇，推動兩黨兩國關係更加深入發展。

所謂「僑務是外交的延伸」。儘管馬來西亞華人早已非中國的華僑、僑胞，但在中共的僑務政策用語中，依然把「華僑華人」並列，外籍華裔依然是統戰工作的一環，而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在二〇一八年被併入統戰部，也意味著中共更抓緊了對海外的統戰工作。

作為國際間少數的華裔政黨，在中共的僑務統戰下，自然期許作為執政黨的馬華公會能發揮影響力，成為推動馬中關係的助力。而在國內面臨被邊緣化危機的馬華公會，也自然期許能透過推動馬中關係的政績，來拉攏華裔選民的支持。

相比二〇二二年全國大選「中國因素」並非各界關注的課題，二〇一八年和二〇一三年大選的「中國元素」則明顯的多，如馬華公會在二〇一三年大選時在中文媒體上投放廣告，廣告標語是<馬中關係：源遠流長，情同手足>，二〇一八年大選期間，馬華公會因推出廖中萊與習近平握手合影的競選看板而引起熱議。雖然「親中」是我國華社的主流聲音，但從馬華公會在第十三屆（二〇一三年）、十四屆（二〇一八年）大選的結果來看，「中國牌」的效應早已不如一九七四年，馬中建交那年的第四屆全國大選般能吸引華裔選民，「中國牌」早已非影響華裔選民投票傾向的關鍵因素。

509政權輪替後，由於馬哈迪領導的希盟政府執政不到兩年，以及二〇二〇年後的兩年進入新冠疫情時代，因此有關行動黨對馬中關係的參與程度，仍有待觀察。不過，可以確定的是，相比馬華公會高調成立對華事務委員會，以及馬華公會代表大會有中共代表出席（巫統亦然），行動黨在此方面則無相關動作，除了彰顯多元族群政黨的定位外，或許也和避免被敵對陣營指控是「共產黨」的有關。

另一方面，疫情時期的中國周邊外交工作也一定程度受到影響，除了贈送、販售疫苗等明顯的防疫外交外，對海外華團、政黨的出訪與交流減少許多。隨著二〇二三年中國才開始明顯國境解封，及恢復對外交流的工作，因此與馬華公會、行動黨的黨際關係仍有待觀察。不過，馬華公會基於過去國陣執政時期打下的基礎，以及中共基於不干涉內政原則，在國陣時期較少與行動黨接觸，馬華公會與中共的關係自然較深厚。

（來源：BERNAMA）

要怎樣的對華特使？

隨著中國逐漸開始恢復對外交流，那對支持設對華特使的一派來說，確定新的對華特使顯得有急迫性。筆者並不反對政治委任，但要問的是，我們該如何規範特使的職責範圍，以免和外交工作，甚至國家利益衝突的事情發生？

509大選後，儘管希盟曾表示要終止政治委任，但二度任相的馬哈迪還是延續政治委任的操作，只是對華特使被取消部長級級別，降至公共服務A級別，直至慕尤丁委任張慶信為對華特使後，才恢復部長級級別。而近年張慶信擔任特使期間發生的爭議，就包括了二〇二二年八月，張慶信針對美國眾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訪台，批評美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事後時任外交部長賽夫丁（Saifuddin Abdullah）駁斥張慶信，稱其言論並不代表我國政府的立場。

面對與中國的外交工作，已有馬來西亞駐中國大使館、外交部官員在對接，而對華特使的職責，除了所兼任的馬中商務理事會主席有實質的任務外，對華特使所能處理的，據悉多是我國華商在中國的經商糾紛問題，一定程度上可彌補以馬來族群為主的外交公務體系，對中國國情、語言文化不一定能全面了解的結構限制。

因此要叩問的是，到底政治委任的對華特使用意何在，究竟是政治為主，或是促進商貿？特使的特權是否會使得利益與國家不一致？對華特使的職責，如果沒有一個明確的規範，可能又會產生特使言行與我國外交工作不一致的衝突發生。否則的話，就外人看來，各政要之所以爭取對華特使職務，乃因還是個屬於部長級的肥缺。

（來源：Facebook／FMT）

光環漸黯的「一帶一路」

儘管二〇二三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但對習近平主政下的中國而言，並非是那麼美好的一年。

中國除了面對過疫情后國內經濟走下坡的問題外，在對外關係上，碰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圍堵的窘境，而意大利更是首個揚言計劃退出「一帶一路」合作的國家；而「一帶一路」在東南亞的成績，較為亮眼的莫過於最近通車的印尼「雅萬高鐵」，至於未來可能重啟的隆新高鐵計劃，中國能否得標也有待觀察。

儘管安華上任以來，共出訪了中國兩次，也多次表達我國支持「一帶一路」的立場。前首相納吉和馬哈迪，分別出席了第一和第二屆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因此安華的（是否）出席，也是觀察馬中關係好壞的指標之一。

至於是否繼續設對華特使一事，其中的考量不一定是不重視對中關係與否，而是政治利益分配的考量。安華是否要繼續委任對華特使，除了過去希盟堅持不推政治委任的承諾外，或許更多的是在馬華公會與行動黨人選之間的考量，如果選擇與中共關係密切的馬華公會，必然讓行動黨盟友不悅。無論如何，未來若持續設置政治委任的特使一職，應在職責範圍上有更明確的規範，以免和國家利益有所衝突。

杜晉軒	畢業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新聞系，目前旅居台灣從事媒體工作，正研究台灣戒嚴時期遭政治迫害的東南亞華人的故事。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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