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來西亞，推動任何改革都會碰觸種族的敏感線，特定政黨及人士長期以種族牌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有意改革的政治領袖，及社會運動人士應該學會如何善用民意的力量，學習怎麼締造政治論述訴諸社會大眾。像是吉隆坡市長選舉的論爭，盡可能縮小分歧點——非馬來人奪權；再擴大共通點——吉隆坡人的驕傲，逐步縮小並破除那些假借玩弄種族牌的勢力。

文／馮振豪

今年1月31日，新官上任不久的首相署聯邦直轄區事務部長楊巧雙公開表示，該部正著手研究吉隆坡市長選舉的可能性。而國際伊斯蘭大學將領銜進行這項為期兩個月的專題研究，研究範圍涵蓋投票制度、選民資格、成本及相關修法。

楊巧雙的宣佈，隨即引發不少反彈，巫統、伊斯蘭黨、土團黨等馬來政黨大力反對。伊黨哥打峇魯國會議員達基尤丁認為，隆市長開放選舉會弱化吉隆坡市議會的執行力，拉低整體的服務品質。巫統最高理事博安更是語出驚人，他說，一旦吉隆坡市長由民意產生，或讓首都圈內的地下經濟、犯罪集團和黑幫分子擾亂市政。巫統青年團長也跟進，以附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表達方式暗示，巫統及馬來黨派需要團結起來對抗到底。

馬來政黨反對隆市長直選的論述基礎，都可以追溯到按種族政治視角出發。而這個觀點的歷史根源在於1960、70年代，馬來西亞左翼政黨通過地方選舉逐步壯大，以及1969年五一三族群暴動，燃起馬來人對非馬來人奪取城市主導權的深層恐懼；以致於包括隆市長在內的地方選舉課題，無不招致馬來黨派和馬來右翼勢力的反撲，認定這些都是民主行動黨旨在顛覆「馬來主權」的議程。

地方選舉所以頻頻卡關，其原因還有1970年代之後國陣政府透過立法凍結地方選舉，尤其是1973年憲法修正案（吉隆坡從雪州切割出來，成為聯邦政府直轄的行政區，規定市長和市議會有民選改為中央派任）和《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廢止《1960年地方政府選舉法令》，明定縣、市議員由州政府委任），造成當前我國憲政體制無法以一步到位的方式，將第三張選票歸還給選民。

馬來社會的顧慮以及制度和法令束縛，也是一直以來希盟領袖拒絕兌現恢復地方選舉這項承諾的理由，而當權者也利用國政時代遺留下來的地方政府委任制，當做政治綁樁的資源，遂不管哪個政黨，只要掌握權力均無意下放地方政府直選。

不過，楊巧雙突然拋出隆市長直選的議題頓時令各界有點反應不過來，畢竟朝野領袖對地方選舉課題早有避而不談的政治默契，如今楊部長的舉動可說打破了這個平衡，讓地方選舉議題再次浮上政治攻防的檯面。比較有趣的是，馬來政黨通常明目張膽喊出馬來穆斯林的擔憂，或者非馬來人跟行動黨企圖奪權的陰謀論，如今他反而以相對間接的論調表達馬來人觀點，到底是為什麼？

族群變遷戳破奪權論述

筆者認為，第一個原因是跟族群結構因素相關。吉隆坡的族群結構已不再是五十年前的景象，根據國民統計局的資料，2025年隆市土著人口為49%，馬來人佔47.8%，華裔40.4%，印裔9.8%，而且馬來人及土著人口處於穩步成長，華印裔人口則持續遞減，這個現象相當符合馬來西亞的人口趨勢。在此情況下，馬來政黨以行動黨動員非馬來人奪權的論述就明顯站不住腳，在吉隆坡高談種族課題反讓這些馬來政黨顯得論述空洞，無法與時俱進。

在種族人口結構的趨勢下，巫統、伊黨和土團黨的種族牌面臨瓶頸，我們要如何利用此機遇推進地方選舉呢？

筆者認為，團結政府（嚴格來說是希盟）應該將焦點集中在說服吉隆坡市民，專注探討隆市長選舉，而不是將討論幅度延展到地方政府選舉，以免跌入馬來政黨設下的陷阱題——推動地方選舉就是在削弱馬來穆斯林權益。

市民認同消弭種族分歧

當人們在討論隆市長選舉時，吉隆坡市民的態度才是真正的關鍵，那麼如何讓吉隆坡市民認為市長直選是重要的？除了提升跟改進吉隆坡市議會（DBKL）的服務，可以塑造一種吉隆坡人的「自我認同感」，創造首都人的驕傲，而楊巧雙的人設，恰好吻合「天龍國市民」的高雅氣派，這有助於引領議題風向。換言之，如直轄區部有意推動市長直選，不僅僅是靠專案研究，如何形塑政治論述是他們也表現誠意的一部分。

縱觀世界各國的重要領袖，大多數有地方首長的履歷，尤其是來自大都會或大城市的政治領袖，例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俄羅斯總統普京，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和馬英九、印度總理莫迪、印尼前總統佐科維、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克林頓、里根、卡特、小羅斯福等等，還有近期在美國政壇爆紅的紐約市長曼達寧。對於吉隆坡市長的想象，應該置於對國家前景的期待，讓隆市民不分種族、宗教、階級或出生地，共同懷著「大馬的未來落在吉隆坡」的自豪感。

在馬來西亞，推動任何改革都會碰觸種族的敏感線，特定政黨及人士長期以種族牌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有意改革的政治領袖，及社會運動人士應該學會如何善用民意的力量，學習怎麼締造政治論述訴諸社會大眾。像是吉隆坡市長選舉的論爭，盡可能縮小分歧點——非馬來人奪權；再擴大共通點——吉隆坡人的驕傲，逐步縮小並破除那些假借玩弄種族牌的勢力。

馮振豪	獨中生，台灣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歷史系學士，台灣東吳大學政治碩士，長期觀察與分析國內外政治，目前在台灣智庫從事研究相關工作。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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