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我後來常常在想，從一九七〇年代初電影學會成立到今天，五十多年過去了，吉隆坡、八打靈再也，或檳城，怎麼會沒有一間民辦或官辦的電影圖書館讓文藝青年可觀賞冷門電影又可看電影書？就像我也常在想，吉隆坡、八打靈再也，或檳城華社，怎麼會沒有一間「馬華文學館」呢？

文／張錦忠

1968年二月，法國文化部長安德里．馬侯（André Malraux）開除電影圖書館館長亨利．郎格瓦（Henri Langlois），結果引起軒然大波。兩位當事人皆非等閒之輩，馬侯是法國文壇重量級人物，著有《人的境況》（La Condition humaine）、《人的希望》（L’Espoir）等書，龔固爾文學獎得主，1959年起出任戴高樂政府文化部長，郎格瓦呢，這位電影發燒友（cinéphile，或譯「影粉」）的名字早已與法國電影館甚至電影劃上等號，他和電影館及其前身培育了幾個世代的「電影館的孩子們」。

郎格瓦自有其行事作風，難免惹來專斷與管理不當的批評。但是炒掉他可不行，一時之間電影界反對聲浪大起，支持者發起「保衛法國電影館委員會」，上巴黎街頭遊行示威，國際影人也紛紛簽名連署抗議或發電報給《電影筆記》表達聲援之意。我們不要忘記，在法國，那是1968年「五月風暴」前夕。最後馬侯讓郎格瓦復職，但是大砍電影館補助經費。經此一役，充滿激情戰鬥味道的「郎格瓦事件」（L’affaire Langlois）已寫入法國文化史或電影史大事記，有人甚至視之為五月風暴序曲。「郎格瓦事件」（也稱「電影館事件」）彰顯了法國電影館的重要性與影響力。[1]

臺北「電圖」的觀影歲月

在臺灣，1981年初，我剛來臺北的時候，青島東路七號四樓的電影圖書館（簡稱「電圖」）剛成立沒幾年，開始收藏電影膠卷與圖書資料，例行影片放映。放映室則是在中華路。電圖當年採會員制，我一上大學第一件事就是去申請加入會員，然後翹午後最後一節課去放映室觀影。會員的其中一個福利是定期收到印刷樸實頁數不多的會訊，內容包括影片放映資訊與電影文章，常常讀到臺灣超級影粉李幼新的影話；也常在放映室看到他。電圖放映很多法國片。會員可以觀看所有場次的片子，所以常常同一部電影連看幾場。數年後會訊才改版為雜誌型的《電影欣賞》。

彼時館長是徐立功。有時去青島東路的圖書館或參加活動時會看到經常面帶笑容的徐館長。徐立功是輔仁大學哲學所碩士，那時才三十多歲。他擔任館長那十年間人如其名，為電圖立下大功——電圖已不僅是電影放映室，圖書資料收藏或影片典藏與保存場所，更是影展策劃舉辦者——從開始的「法國電影節」，到日後轟動武林的「金馬獎國際電影展」（有時叫「金馬國際觀摩影展」）。在那個還沒解嚴的年代，很難想像，在臺北就可以看到希治閣/希區考克、杜魯福/楚浮、褒曼/柏格曼、雷內/雷奈等世界名導的大部分作品。

1989年張昌彥與李幼新擔任金馬國際影展策劃人時，電圖已改成電影資料館了，新任館長井迎瑞將重心放在保存電影文化資產——那也是全世界電影資料館的職責。後來電影資料館先後轉型為國家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歷經黃建業、李天礢、林文淇等多任館長話事，現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座落在新北市的新莊副都心，規模已遠非七〇年代末草創的電影圖書館望塵所及，但對許多資深影粉而言，四十多年前在青島東路電圖徹夜排隊等候金馬國際影展的票開賣，或在中華路某大樓小小的放映室觀影的經驗，更是難以忘懷的記憶。那也是我在臺北那些年的電影經驗與記憶。

文字裡的電影啟蒙

來臺之前，在那遙遠的熱帶半島時光，有好幾年我住在吉隆坡，在八打靈再也上班。彼時城中還頗有些電影院。但我的電影觀，早已受到《學生周報》電影版的影響，院線上映的荷里活或邵氏國泰嘉禾商業片多大眾娛樂掛帥，當然不全合我口味，因此四處尋覓機會觀賞冷門的小眾影片（或陸離所說的「電影的文學作品」），或跑英國文化協會、法國文化協會、歌德學院，或其他大使館偶爾舉辦的電影活動。彼時馬來西亞電影學會（Kelab Seni Filem Malaysia）剛剛起步，沒有香港「大學生活電影會」、「火鳥電影會」、「土佬福電影會」這些「私映會」的活躍與規模。[2]

觀影之餘，我還盡量找電影雜誌與電影書來看。少年時期常看的是《南國電影》與《香港影畫》，稍長後不定期買《國際電影》、《嘉禾電影》、《銀河畫報》、《銀色世界》，《電影小說畫報》，以及臺灣聯邦電影公司的《今日電影》。後來偶爾買到一兩期傳說中的《影響》。《香港影畫》雖然是邵氏電影宣傳刊物，但有西西、亦舒的影話，羅卡與梁濃剛則常發表電影理論文字或翻譯外國電影文章，他們是我的電影知識啟蒙光源。「蒙太奇」與「作者論」的概念就是在《香港影畫》讀到的。簡志信在《銀色世界》刊載談論港臺導演文章十分精彩；這本不多人提到的雜誌也刊過林年同、黃華成的電影文字。

當年在馬來西亞能找到的電影書很少，大概就是幾本臺灣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其中比較熟的作者名字是劉森堯、黃建業、李幼新，以及羅維明。羅維明其實是常出現在香港《電影雙週刊》的名字。香港影評以《中國學生周報》電影版為大本營。但一九七〇年代中，周報早已停刊，《董夫人》與《再見中國》的導演唐書璇創辦《大特寫》，開啟了後周報的電影刊物與影評時代，《大特寫》結束後，則有《電影雙週刊》接棒。這期間也是香港新電影衝浪弄潮的年代。

電影書刊當然無法取代電影，閱讀也不是觀影。但那是另一種閱讀樂趣，往往能夠引發對電影世界的神往。喜歡電影——特別是「電影的文學作品」的人研讀電影書，更有助於長電影與電影史知識，或增加對影片影人的認知趣味，也是通往電影世界的一道入口。

難以取代的「智性氛圍」

於是我後來常常在想，從一九七〇年代初電影學會成立到今天，五十多年過去了，吉隆坡、八打靈再也，或檳城，怎麼會沒有一間民辦或官辦的電影圖書館讓文藝青年可觀賞冷門電影又可看電影書？（就像我也常在想，吉隆坡、八打靈再也，或檳城華社，怎麼會沒有一間「馬華文學館」呢？）

但是，話說回來，七、八〇年代那個相對貧瘠，沒有手機，沒有網路、沒有YouTube，沒有影音串流平台，沒有VCD/DVD（錄影帶風行不久）的年代，文藝青年或影迷影癡不滿足於院線商業片，更是需要電影圖書館來餵養他們的「銀色世界想像」。但是那個時代早已隨風而逝，那時沒有成立電影圖書館，今時今日，我們的環境世界早已轉變，一切堅固的皆已消散雲端，只要上影音串流平台，想看什麼影片都已是輕鬆平常的事，電影圖書館又有何必要存在呢？更何況實體圖書「斷崖式」的乏人問津，電影書又有何獨特的迷人之處？又何必逆流倡議設立典藏包括電影書的電影圖書館呢？

我們總是落在時代後面；我們也沒有一位郎格瓦。誠然，要做早就該做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必要了。不過，回頭看一下臺北的電圖當年在青島東路舊址時若干情景，或許可以在北風中找到答案。2010年，有人在敘述電圖的前世今生並想像未來時，除了強調館藏「珍貴電影書籍」外，還如是寫道：

「而館長徐立功更是扮演吸引各方人馬聚集的核心人物，讓大夥不只在電圖觀看電影，查詢資料，更常在此頻繁聚會，聊天說笑，培養默契，建立起一種透過電影連結產生的獨特智性氛圍。⋯⋯他讓這群年輕人習慣性地長時間聚集電圖，不只看片、寫文章，甚至彼此溝通工作，策劃影展、企劃期刊專題！可說根本而直接地培養了一批熱烈投入電影的影評人，甚至未來的導演。」（林怡君Najaha）[3]

上述引文值得劃著重號的是「建立一種透過電影連結產生的獨特智性氛圍」。沒錯，這才是電圖的「核心引力」，就像當年郎格瓦傾注熱情創設電影館，旨在「人與物之間製造一種微妙而又真實的和睦關係」，那種「和睦關係」，其實也是一種「透過電影連結的氛圍」。電影的獨特魔力如此，電影書又何嘗不是？

當這個連結變得很強大的時候，就是一股行動與改變的力量。

[1] 關於「郎格瓦事件」，可以參閱杜魯福(François Truffaut)的〈亨利．朗格盧瓦過去這樣生活〉，《眼之愉悅：特呂弗電影隨筆》(Le Plaisir des yeux. Écrits sur le cinéma)，王竹雅譯（北京：鳳凰出版社，2010），頁120-130。杜魯福此文原為Richard Roud, A Passion for Films: Henri Langlois and the Cinemathequ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83) 序文。在星馬，早在1972年，陳瑞獻就在《蕉風》235期（Sept 1972）的〈世上第一家電影館〉寫過郎格瓦與法國電影館了。

[2] 香港當年的電影會概況，可見陸離，〈私映普及，百子千孫：從「第一映室」到「火鳥電影會」〉，《大特寫雙週刊》創刊號 (18 Dec 1975): 1。

[3] 關於臺灣電影圖書館/資料館的歷史與發展，可參閱林怡君Najaha的〈電影資料館的奇幻旅程 1980-1989年「電圖」世代〉與〈電影資料館的奇幻旅程（續）：後1989年代轉型、奠基、航向未來〉，《放映週報》nos.266, 267; 16, 23 July 2010。文章見電子報《放映週報》網址：funscreen.tfai.org.tw/。

張錦忠	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生於彭亨關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退休，目前為該系約聘研究員，研究議題多涉及離散論述與馬華文學。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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