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Pinterest/訪問)
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爭取脫殖獨立與建國的過程中,中國文學自身的近現代歷史經驗被傳播到馬來亞,其中最顯著且留下深刻烙印的便是左翼思潮與現代國家想像。這兩者被嫁接到馬來亞華僑身上,乍看矛盾重重,實際上階級觀與民族觀在左翼共產主義的操作中,只是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為了行動的正當性,民族主義情緒隨時可以被調動起來,抗戰時期在華僑間廣為流傳的「滅族滅種論」以及它挑起的仇外情緒,皆有例可循。百餘年來,華僑的政治民族主義跨過了地理邊界與時代界限,從左傾主導的南洋大後方文藝轉變成建國後的文化民族主義,毋寧說是吊詭的跨界,而它所遺留的問題——被承認或不被承認,依然困擾著當下的人。
【文/莊華興】
大後方(home front)普遍上是戰爭中描述戰場位置的一個用詞,它相對於前方(war front)。近代一百年來,中國連年處在戰火與動蕩之中。清末的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起義、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第一次國共內戰、抗日戰爭,到戰後第二次國共內戰,死傷無數,也促成中國近代史上的流亡與大規模人口移民海外。這些人之中,為了避難以及尋求安定的生活,主要目的地是往東南亞。清末時期,革命派與改良派在南洋奔走,爭取華僑支持,奠定了中國知識者與文人在海外的文化場。此後,國共內戰以及抗日戰爭,中國內部的大後方文化場進一步擴大,延伸至南洋,終至形成南洋大後方文化場。
▲盧溝橋事變(來源:維基百科/故事)
中國大後方文藝跨界
中國文學在一百多年前,便出現地理跨界的現象,先是舊文人、外交使節、革命者等人推動的古典寫作,1919年以後白話文學也隨著教師、文人、流寓者出走,至1930年代末,形成頗具規模的「在南洋」寫作。這些作家,根據不同的出走原因分成兩類人。首先是受五四思想解放影響而到南洋辦報與興學辦校的新興文人、教育家,其中包括益群報主編許傑、加影華僑學校校長胡一聲等。馬寧自1931年起曾五次(1931、1934、1941、1946、1948)跨界南來,也曾跨界從事各行業與職務。張曉光(張天白)在馬的活動時間跨越二戰,曾廁身報界和教育界。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引起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文人出走南洋更為頻密,先後有吳天(1936)、張楚琨(1937)、汪金丁(1937)、高雲覽(1937)、郁達夫(1938)、胡愈之(1940)、沈茲九(1941)、巴人(1941)、陳殘雲(1941)等。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皆為左翼作家,有些甚至南來之前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成員,如郁達夫、馬寧、吳天、高雲覽、胡愈之、汪金丁等。王寶慶主編《南來作家研究資料》顯示,1920—1965年有186位南來作家。郭惠芬《中國南來作者與新馬華文文學》,1919—1949年有159位。王寶慶所收資料至新加坡建國止,郭惠芬則以中共建國為終點。這些文人,有者短暫居留,有者落籍成為馬華作家。根據郭惠芬的統計,1920—1929年、1930—1939年南來作者佔比最高,分別是29.6%與28.3%,計92人。1927年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破裂後,大批作者為了躲避迫害而南來;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也有許多作者南來。這個階段的南來作家大部分投入南洋抗戰宣傳。1945—1950年間,國共再度爆發內戰,南來文人又負起宣揚反蔣擁共、反美帝、反資本主義的任務。至於文學上的具體影響,譬如郁達夫之於馮蕉衣、溫梓川,吳天的戲劇、張天白的散文、鐵亢的文藝理論批評對馬華文學皆發生一定的影響。
今人談南洋大後方文藝,似乎只出現左翼文人的身影,國府的文人皆不見蹤跡。郭惠芬的研究並未包括戰後南來的非左翼文人,誠為美中不足。只有把南來作家/文人置於中國現代史大背景下考察,才能看清文人流動的全貌。十九世紀末漢詩「下南洋」見證了第一波中國(傳統)文學向異域播遷,上世紀二〇年代中後期,隨著國府的不得民心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崛起,文人南渡的現象逐年增加,形成第二波南渡潮,這是形成南洋大後方文藝的重要時期。除了我們熟知的左翼人士,間中不乏效忠國府或非左派文人,如1939年下南洋的林英強,他既非左翼作家,也不是因特殊任務南渡。更早的純粹文人有鄭文通、林參天等。戰後則有國府外交官文人如馬摩西、黃潤岳與后希鎧。冷戰初期更有不少非左派文人通過香港南下新馬,包括劉以鬯、徐訏、李星可、殷勤、力匡、楊際光、薛洛、方天、白垚、黃崖等友聯機構成員。從中國文學過渡到馬華文學,跨越的是地理上的疆界,但沒有切斷與「祖國」的紐帶,尤其是晚清以降的國家想像。
▲刘以鬯(來源:訪問)
南洋大後方文藝建制
中國大後方文藝越界到了南洋,也參與了文化場域的建設,譬如郁達夫主編星洲日報《晨星》、星洲晚報《繁星》與星檳日報《文藝》週刊時,他被本地文學青年視為導師,經常有人向他請教文學問題,從《幾個問題》的論戰不難窺見本地青年作者對他的期盼。另一位作者是胡愈之,他受陳嘉庚之請擔任《南洋商報》編輯主任(實際上是總編輯和主筆),著力革新報紙,寫下多篇雄辯的社論文章(方修名之為「政論散文」),在一定程度上主導或調動了南洋僑界抗日運動的觀點與走向。二戰後自蘇島返回新加坡不久,胡愈之著手創建新南洋出版社,出版《風下》周刊和《新婦女》月刊,接著又創辦了《南僑日報》,擔任社長。他於戰後創辦的三個南洋文化場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左翼網絡,累積了雄厚的文化資本,為其推動中國民主同盟(民盟)的工作提供了莫大方便。
馬來亞左派政黨與工會都一致參與1947年10月20日和1948年2月1日全馬總罷業(Hartal)行動,抗議英國與巫統推出馬來亞聯合邦協定(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1948),然而,民盟以不干預馬來亞內政為由決定不參與抗議行動,文化權力決定了其政治行為。民盟馬來亞支部(馬盟)亦對新加坡第一次立法議會選舉發動抵制運動,即發動已登記的選民不參加投票。胡愈之在南洋文化場域中的位置(position)賦予它做決定的權利,他這決定在馬華文藝獨特性論爭中有關書寫「此時此地」的問題上已有清晰的言論與表態。
戰後的文化場以新加坡左翼華文報《南僑日報》為中心,與之遙相呼應的是檳城《現代日報》。《現代日報》的發展分戰前與戰後兩個階段,戰前由曾聖提任主編,全力鼓吹「祖國」抗戰,戰後由方君壯任總編輯,政見愈見激進,和《南僑日報》形成南北兩大左傾文化場。1950年9月21日,殖民政府根據1950年緊急條例第三節(出版物管理及流通)禁止《南僑日報》與《現代日報》出版,兩報多位編輯被勒令離境。
非左翼文化場一直到馬來亞建國前夕,香港友聯機構南下新加坡建立分社才得以建立起來。隨著冷戰掀開序幕,先是引入民國文學,現代主義文學隨著登陸新馬,卻也埋下了馬華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文學之爭。
南洋大後方文藝因文人的流亡與抗戰而生,二戰後轉而抗蔣,最後促發了1947—1948年的文藝獨特性論爭。針對後者,目前學術界都圍繞在馬華文藝本土意識萌芽的立論點進行討論,最新的觀點則認為它實質受中國共產黨意識主導,並不具獨特性。然而,文藝獨特性論爭預示了國家文學的討論必將到來,按照左翼革命鬥爭的終極目標——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以及統一的民族國家,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戰後馬來亞獨立建國年代,被移植並潛伏在南洋大後方文藝的「國魂」與國家想像,終於找到了附體,被下蠱附身者終於有了確切的名字,叫「馬華文學」。馬華(民國)文學時期,此國魂逐漸以文化民族主義形式現身,但它對「國魂文學」(即國家文學)始終沒有遺忘,1983年全國十五華團領導機構向上遞陳的「奏書」——「國家文化備忘錄」具為明證。
▲1983年全國華人文化大會(來源:隆雪華堂/星洲日報)
小結
戰後第三世界國家紛紛爭取脫殖獨立與建國的過程中,中國文學自身的近現代歷史經驗被傳播到馬來亞,其中最顯著且留下深刻烙印的便是左翼思潮與現代國家想像。這兩者被嫁接到馬來亞華僑身上,乍看矛盾重重,實際上階級觀與民族觀在左翼共產主義的操作中,只是目的與手段的關係。為了行動的正當性,民族主義情緒隨時可以被調動起來,抗戰時期在華僑間廣為流傳的「滅族滅種論」以及它挑起的仇外情緒,皆有例可循。
百餘年來,華僑的政治民族主義跨過了地理邊界與時代界限,從左傾主導的南洋大後方文藝轉變成建國後的文化民族主義,毋寧說是吊詭的跨界,而它所遺留的問題——被承認或不被承認,依然困擾著當下的人。
※作者按:本文為蘇丹伊德里斯教育大學「文學與文化工作坊」論文節錄
莊華興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獨立研究員。研究專項:馬華文學與文教、華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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