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Springboard）

我曾訪談過一位對婆羅洲華人企業發展如數家珍的林業華商，但無論如何也不願談論自己怎樣創業發跡、他的企業如何成長獲利。據我所接觸的資料，部份華商的原始創業資源有可能來自爭議性的創收，甚或為了生存發展不惜鋌而走險，從事遊走法律邊緣的地下經濟活動，一旦事業成功，可謂改頭換面，不僅家族成員贏得各種光環，受訪時更只會強調企業及企業家一以貫之的正面形象，若只聽信受訪者的片面之辭，將很難掌握真實情況。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向業內專家學者、熟知內情的當地記者及文史工作者諮詢，以獲得較為全面而可靠的資訊，就變得十分必要。

【文／陳琮淵】

口述訪談一般是指以錄音、錄影及其他技術搜集口傳記憶、生命歷程及別具意義的個人觀點，以作為取得合理可信的質性（qualitative）資料來源的研究方法。隨著上世紀末西方社會科學的「敘事轉向」（narrative turn）風潮，口述訪談漸被史學及社會科學界所接受，英國學者高偉定（Gordon Redding）等不少關注華商及東南亞華人資本主義發展的學者以口述訪談法來掌握華人企業發展過程及脈絡，彌補了文獻匱乏或檔案資料不易取得的窘境；坊間也有不少傳主口述，再由學者或文字工作者執筆完成的華商傳記，呈現了統計數據及檔案資料難以企及的歷史情況描述及關鍵事件評議，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然而，仰賴口述訪談為基礎的華商或華人企業史研究，既受到不同的國家、社會及文化差異的影響，存在或高或低的進入／執行門檻，在研究實務上也面臨不少挑戰。首先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目標—資源的不對稱，兩者追求的利益及抱持的價值觀念明顯不同；學者重視的嚴謹客觀，與華商在意的留名青史時常難有交集，受訪者有權力只講自己想講的，學術道德卻不允許學者只寫受訪者想講的。因此，如何營造氣氛使訪談順利進行，猶能精確提問，深度挖掘有價值的資料或線索，考驗著研究者的功力。

例如較早進行華商訪談研究的香港社會學者陳國賁在《華商：族裔資源與商業謀略》（香港：中華書局，2010）一書曾指出：「以往社會學家『審問』（interrogate）的對象是體力工人或小商人，而不是更大和更全球化的「玩家』。面對社會學家的詢問，個人保密的能力、保護商業資訊和自我利益的能力，顯然與擁有多少社會資源有關……不管移民還是非移民的資金密集型企業，要獲得資料很困難，至於跨越政治邊界的資本流動也不易追蹤。」多年來在東南亞各地進行的華商訪談，我時常面臨如此「事倍半功」的處境。

我的經驗是，受訪者的事業規模愈大、發展愈全球化，約訪的難度就愈高，訪談過程就愈制式短促，能獲取的有用資料也愈少。我曾經在抵達獅城知名金融機構總部接待處時，才獲秘書禮貌而冰冷地告知，數週前已約好並多次確認的訪談取消，總裁去中國公幹了，一個月後才會回來，要不您再重新預約；我也曾在與亞洲富豪的短暫訪談後獲其親贈「一手」史料：集團簡介及明顯是文膽捉刀的宴會講辭及憶往文字，這位報業鉅子告訴我，他還有行程不便多談，這些資料比他能講的更詳細。

其次是口述資料本身的極限及各種人為「偏差」，使訪談能夠「再現」的史實更為片面，真相亦有可能因受訪者記憶模糊、隱惡揚善等主客觀因素而走調，特別是涉及某些敏感議題時，華商拒絕表述或顧左右而言他的情況極其見常。

我曾訪談過一位對婆羅洲華人企業發展如數家珍的林業華商，但無論如何也不願談論自己怎樣創業發跡、他的企業如何成長獲利。如中國事務觀察家周博（Joe Studwell）在《亞洲教父：透視香港與東南亞的金權遊戲》（Asian Godfathers: Money and Power in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所指稱，二戰後一些東南亞大型華人企業的快速發跡得益於眾口紛紜的政商互利結構。據我所接觸的資料，部份華商的原始創業資源有可能來自爭議性的創收，甚或為了生存發展不惜鋌而走險，從事遊走法律邊緣的地下經濟活動，一旦事業成功，可謂改頭換面，不僅家族成員贏得各種光環，受訪時更只會強調企業及企業家一以貫之的正面形象，若只聽信受訪者的片面之辭，將很難掌握真實情況。也因此，在研究過程中向業內專家學者、熟知內情的當地記者及文史工作者諮詢，以獲得較為全面而可靠的資訊，就變得十分必要。

去年我指導的社會系學生，以上世紀末中國福清赴日移民的創業發展及原鄉聯繫為題撰寫畢業論文，透過深度訪談獲得許多一手資料，彌補了過去只能仰賴新聞報導及少數文獻的缺憾，更真實地呈現非法移民的跨國生存軌跡及心路歷程，但其討論也指向了口述訪談第三個值得關注的面向，也就是研究倫理議題。

（來源：Evalogue.Life）

談到研究倫理，價值中立（value free）及匿名保護是人們馬上會聯想到的兩個詞彙，但訪談過程面對的是更困難的天人交戰，諸如受訪者有意或無意提到企業機密、個人隱私甚至是犯罪活動等，匿名很多時候並不能等同於完滿的處理。多數學者的研究最終只產出了期刊論文或學術書籍，學者從中獲得獎助、升職等利益，但對受訪者而言有什麼好處？他們是否有可能因為文章所表達的批判觀點，或書中揭露了其不願被公開的訊息而受到傷害？最終的科研成果是否有可能扭曲（醜化或美化）了大眾對特定個人、企業及產業的形象觀感？另外，對於不少華商主觀期待的政策建言及社會影響力，學者常常力有未逮，因此除了必要的致謝、匿名處理及向受訪者說明研究是為了對公眾關心的議題留下社會科學式的詮釋和記錄，我們也要問：研究者在以上議題如何能夠走得更遠，做得更多？

有鑑於訪談資料的「主觀性」及「個人性」，我認為，訪談過程得到的線索及質性資料，更多是作為掌握總體脈絡的支撐，而非不假思辨地將個體經驗／個案研究放大成社會全貌。正如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所言：「唯有定位在自己的時代裡，個人方能瞭解自己的經驗，並衡測自己的命運；唯有瞭解周遭他人的機運，方能瞭解自己的人生機運。」訪談研究，特別是華商訪談研究，既要與史料文獻相互勘考，更要進一步連結到抽象層次以提出全面性的分析，避免在訪談過程中被引導左右，對受訪者寄予過多「同情的理解」，寫出脫離現實的「學術」論述或流於作傳宣傳。

陳琮淵	中國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副教授，兼任華僑大學印尼研究中心主任、《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編輯委員，同時也是臺灣政治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東亞及東南亞發展、婆羅洲研究、華人族裔經濟、經濟社會學及企業史。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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