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方日報)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納吉是否徹底消逝於馬來西亞的政治版圖還不得而知;但納吉治下的「爛尾」項目值得一次重生的機會,若得以妥善治理,可在後疫情時代為拉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積極作用。
【文/張淼】
納吉終究還是鋃鐺入獄,成為馬來西亞歷史上首個被判入獄的前首相。曾為首相兼財政部長的他發起了一場寰球級別的金錢遊戲,卻不諳其道,以悲劇收場。細究原因,究竟是遇人不淑的失察,還是泯滅初心的貪婪,都已經沒有意義。眼下留下的只有十二年的鐵窗,還有那些重金打造的「爛尾」工程。
這些工程項目有:
一、隆新高鐵及大馬城(Bandar Malaysia):隆新高鐵是連接新加坡和吉隆坡的高速鐵路項目,項目總長三百五十公里。二〇一六年,馬新兩國領導人簽署協議共同開發。二〇一八年,希盟以經濟拮據為由,將項目推遲了兩年時間;二〇二一年,兩國共同決定終止隆新高鐵項目。中國雖未正式參與,但因為前期高調宣傳,隆新高鐵被貼上中國的標簽。作為隆新高鐵終點站的吉隆坡端,大馬城項目是由中國中鐵投資建設的大型交通導向型綜合功能開發項目。大馬城由中鐵與依海控股(IWH)組建的聯營體共同主導開發。二〇一六年三月,納吉及中鐵集團(CREC)總裁宣布大馬城項目正式啟動;二〇一七年五月,馬來西亞財政部單方面宣布聯營體收購失敗;二〇一九年四月,在中馬兩國領導人的見證下,大馬城項目簽約並恢復建設。然而,受疫情及政權動蕩的雙重影響,二〇二一年中鐵—依海控股及馬來西亞財政部三方共同決定終止協議。至此,大馬城項目正式告吹。
二、中國石油天然氣管道局油氣管線項目: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與財政部全資子公司蘇里亞戰略能源有限公司(SSER)共同簽訂了修建「沙巴天然氣管道」(六百六十二公里)和「多元石化產品輸送管道」(六百公里)的合作協議;二〇一七年三月,馬來西亞方面向中國進出口銀行籌集85%的項目資金;五〇九變天後,希盟政府以款項支付與工程進度嚴重不符為由,下令暫停兩項目的建設並展開全面審查。截止到目前,兩個項目仍處於暫停狀態。
三、馬六甲皇京港發展計劃(Melaka Gateway):皇京港自項目初始就備受關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所處的馬六甲海峽在地緣政治上極度敏感。項目原本是一個由三個人造島和一個自然島嶼組成的大型填海綜合發展項目,項目占地一千三百六十六英畝,計劃總投資一千二百三十億元。二〇一四年,項目在納吉和馬六甲前首席部長依德利斯哈仑(Idris Haron)共同推介下啟動,並由凱傑投資(KAJD)開發,中國的電建集團、深圳鹽田港、山東日照港作為承包方參與建設。受新冠疫情和政權更迭的雙重影響,項目進展緩慢。二〇二〇年,由於未能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填海計劃,項目被馬六甲政府叫停;然而二〇二二年項目又重獲生機,重新啟動;但在二〇二二年八月,環境及水務部長端依布拉欣(Tuan Ibrahim Tuan Man)在書面答覆中指出尚未收到項目的環境評估報告,又再次給皇京港未來發展蒙上了不可預知的陰影,項目前景仍面臨不確定性。
四、森林城市(Forest City):森林城市由中國碧桂園集團聯合柔佛人民基建集團(KPRJ)開發,該項目位於柔佛最南端、毗鄰新加坡,是一個集住宅、商業、旅遊等功能為一體的商業地產開發項目。項目籌劃於二〇〇六年,由四個人造島組成的,占地面積三十平方公里。起初主要面向中國買家,後受中國資本管制等影響,遂將目標群體轉向東南亞國家(越南、新加坡等)的民眾。由於住宅房價遠超本地人普通民眾的負擔能力,買家迄今為止都寥寥無幾。有報告指出,截止至二〇一九年島上僅有約五百人入住,空置率居高不下,成為高樓林立卻罕有人至的「鬼城」。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中資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首先,這些問題項目集中於基礎設施、房地產等領域,而中國制造業在馬項目發展則較為平順。受阻的基礎設施建設與房地產開發項目投資規模大、項目周期長、地理位置險要、涉及多方利益,容易成為國內選舉政治和朝野博弈的爭議焦點。相比之下,中資在制造業、批發零售等領域項目的投資規模相對較小、非公經濟控股主體占比相當,在創造就業、促進出口等方面響應了馬來西亞政府經濟復甦的政策號召,較少受爭議。
其次,多數受阻項目雖然系在前首相納吉任期內簽訂,但隨後的疫情沖擊對其打擊更甚,多個重大項目被取消、停建或延期,除了受政權更迭的政治影響,更多是出於疫情沖擊叠加內需不足的經濟邏輯。五〇九之前,納吉通過吸引中資增強自身政治合法性,眾多項目一哄而上,政治庇護下缺乏透明度,眾多項目在後期開發及運營過程中仍需面對社會與市場的雙重考驗。
在馬來西亞,中資議題具有深刻的複雜性與長期性。馬來西亞的族群政治和選舉政治賦予中資兩副面孔:選舉前,中資的「中華性」被突出用來挑起馬來民族的恐慌情緒;選舉後,中資的「經濟性」得以撥亂反正,執政者往往強調中資創造就業、拉動出口的正面效用。究其原因,中資議題與華人議題具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往往與族群政治掛鉤,且經常與南海問題、共產主義、地緣政治等課題產生複雜的連環反應。因此,在馬中資企業面臨的各類風險很難根除。眼看全國大選再次進入倒計時,中資課題會否再次成為大選的焦點議題,成為懸在中國投資者心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Sword of Damokles)。
(來源:The Star)
拉動後疫情時代經濟
如今國內的政治版圖有國陣、國盟和希盟三足鼎立,不管誰入住布城都將面對著穩物價、保就業、促內需的切實任務。恢復經濟、保障民生都將成為首要的施政要點,而包括中資在內的外商投資在這些方面大有可為。一方面,開放包容的馬來西亞應當抓緊推進現有項目的落地實施,重啟並盤活這些「爛尾」項目,釋放大型項目所蘊含的經濟動力;同時善用中國在資金和技術方面的優勢,借疫情重塑大馬經濟之時,順勢推動本國的產業升級轉型,重拾外商對馬來西亞的投資信心。
另一方面,中國在對外交往時不應局限於與單一族群、單一政黨進行「華人外交」或「精英外交」,反而應當懂得「雞蛋不能都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道理,適當與反對黨等政治勢力展開對話;亦可通過二軌外交等手段,主動建立與公民社會組織、非政府組織、學者智庫、媒體等社會各界的友好交往,暢通全方位、立體化的溝通渠道。其實,中資在納吉時期的「水土不服」在某種程度是兩種政治文化碰撞的產物。走入馬來西亞的中資企業自應當理解馬來文化的中庸價值觀及對華人的複雜情緒,宣傳中切勿盲目再吹噓「規模大、速度快、技術強」,更應杜絕張掛只有中文橫幅的無禮與自傲,廣交朋友,入鄉隨俗。
「一泊沙來一泊去,一重浪滅一重生」。納吉是否徹底消逝於馬來西亞的政治版圖還不得而知;但納吉治下的「爛尾」項目值得一次重生的機會,若得以妥善治理,可在後疫情時代為拉動經濟、改善民生發揮積極作用。
![]() 張淼 |
中國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副教授。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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