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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聰/錯失疫時經濟轉型契機

(來源:Malaysia Gazette/Jabatan Penerangan Malaysia

如何把脈我國現有產業的比較優勢,再通過適當的產業政策提升該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才是發展的硬道理,也是政治與公共領域領袖必須念茲在茲之事。瞄準後才能命中目標,馬來西亞經濟政策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準確性與速率,而是早已不知目標何在。從國盟領袖過去九個月的談話,無論對產業發展的方向、工業升級的抉擇,或相應基礎設施的建設、升級與完善,都看不到具體方向。


【文/李健聰】

國盟首相慕尤丁日前聲稱,政府不會以2019冠狀病毒疫情為由制訂孤立主義及內向型經濟的政策,反之將持續執行有利我國出口市場的政策。

這項宣佈只會讓行內人莞爾一笑。2017年,馬來西亞貿易佔國內生產總值(Trade to GDP Ratio)高達136%,是個高度依賴進出口的國家。東盟其他成員國,只有新加坡(322.4%)和越南(200%)比馬來西亞更高。再者,稍懂經濟者都知道,我國人口只有三千兩百萬,內需有限,因此根本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推動內向型經濟。

由此可見,慕尤丁的宣佈不僅多此一舉,還突顯國盟施政的蒼白無力。綜觀國盟上臺九個月以來,其執政方向與政策模糊搖擺,重政治平衡而輕政策落實,好工程而缺規劃,喜意識形態而遠務實發展。這種「無承諾所以無責任」的執政模式,導致馬來西亞在各領域殊少建樹,當中影響深遠的是經濟政策上的無為和無所作為。這將繼續把國家套牢在中等收入陷阱上,難以翻身。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Reuters

把握形勢始能突圍直追

發展經濟學家的共識是:經濟增長本身並不自然而然改善收入分配狀況,但追根究底要以經濟增長為前提。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路易斯(Arthur Lewis)嘗言:「若缺乏睿智政府的正向引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得以發展。」經濟發展是重中之重,無論疫情或非疫情時期,政府都必須把握形勢,積極調整政策激發農業、工業與第三產業的發展潛能,才能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奮起直追,不落人後。

過去三十年,我國長期處於中等收入國家的尷尬行列。尷尬在於我國陷入「比較優勢」(comparative advantage)的真空:勞動力不比低收入國家廉價,但論綜合生產力卻比不上高收入國家。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經濟增長,務必要付出比其他後進國家更大的努力。

有人問:疫情已讓國人苦不堪言,這個時候還談經濟轉型,不是緣木求魚嗎?情況正好相反,疫情的影響波及全球,除了與世界秩序與流動完全脫鉤的國家(如朝鮮),沒有成員能夠置身事外。疫情好比國際經濟發展競賽的高難度彎道,抗疫能力出色的國家,如北歐和紐西蘭,或在疫情期間積極啟動經濟轉型的國家,如中國和新加坡,將能在後疫情時期有更好的條件實現趕超。

新加坡第一批疫苗將於近日抵達,該國已拿下明年五月舉世矚目的《世界經濟論壇》主辦權。屆時,該論壇將雲集超過三千名世界級的經濟學家、政治領袖與企業翹楚。這也是該論壇自1971年來首次移師亞洲舉行,反映出全球領袖對新加坡作為主辦方的信心。

中國自今年五月開始倡議「雙迴圈」(dual circulation)發展體系。經濟「雙迴圈」中的第一個迴圈是指國內經濟,也就是維持國際貿易增量的同時,將更專注於擴大內需市場。這項策略已落實在其十月杪公佈的「十四五」規劃中。

(來源:Nikkei Asia/Reuters

國盟具體經改方向闕如

馬來西亞呢?無論《經濟轉型計劃》鑑定的一百三十一項入口點(EPP)計劃、《第十二大馬計劃》,還是由希盟時期由馬哈迪倡議,但吊詭地由國盟延續的「共用繁榮」經濟模式,都如泥牛入海,讓人摸不見也看不透。

追根究底,經濟發展是個結構不斷轉型的過程:從工業與科技的升級、經濟的多元化,到就業結構的轉型(把勞動力轉移到高生產力領域),以及各項硬設施與軟體制的變革,各個改革環環相扣,缺一不可。

因此,如何把脈我國現有產業的比較優勢,再通過適當的產業政策提升該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才是發展的硬道理,也是政治與公共領域領袖必須念茲在茲之事。然而,從國盟領袖過去九個月的談話,無論對產業發展的方向、工業升級的抉擇,或相應基礎設施的建設、升級與完善,都看不到具體方向。

也因為如此,原本在疫情期間得以通過刺激經濟的紓困配套,帶來經濟結構轉型的期望也勢必落空。瞄準後才能命中目標,馬來西亞經濟政策的根本問題不在於準確性與速率,而是早已不知目標何在。全球經濟將在明年開始復甦,我國卻錯過疫情期經濟轉型的機會之窗。撒下三千零五十億令吉後,結果也就這樣了。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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