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EPA）

廢除消費稅的其中一項好處就是刺激消費與增長。只是，囿於家庭債務和公共債務已臻高危水平，這種刺激作用有多大，尚不易確定，因為高債務向來會限制消費與投資潛能。務實的做法是，盡可能把有限資源用在生產性投資，如改革教育與培訓制度，讓普羅大眾擁有實用的知識技能，為提高生產力與產業升級奠定基礎。作為一個中小型經濟體，馬來西亞宜實行開放而非封閉的經濟路線，不得流於民粹、種族化，或經濟民族主義。畢竟這是個全民與區域、全球競爭的時代，不應關起門來內鬥，重點是人民需具競爭力，治國者也應有宏大的格局與方向。

【文／孫和聲】

希望聯盟終於在第十四屆大選「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勝出，接下來就待如何落實競選宣言與承諾。在十大承諾與六十項倡議中，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取消消費稅（Goods and Services Tax，GST），以舊稅制——銷售與服務稅（Sales and Services Tax ，SST）取而代之。

用舊稅制取代新稅制行得通嗎？事在人為，要做的話當然可以，關鍵在於要付出什麼代價？

這幾年來，普羅大眾最關心的議題，非生活費高漲莫屬，一般人多歸咎於消費稅。只是，深層地看，消費稅只是原因之一，並非全因。其實早在2007年，政府放任油價高漲時，一般物價已飆升，如一杯白開水從二十仙劇增到四、五十仙。但油價下跌後，先前已漲的一般物價不會同步下調，或至少下調幅度有限。經濟學稱之為價格黏性（price stickiness），若是工資，則為工資剛性（wage rigidity）。物價高漲可說是令國陣在2008年失去政權半壁江山的主因。至於何以要放任物價高漲，原因在於，主流經濟學界多認為，價格控制（price control）將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也缺乏效率甚至不公平。不論富人或窮人，均可享有燃料補貼等好處，且廉價油價也鼓勵浪費。在2005年，時任首相阿都拉曾言，馬來西亞人有三個不良癮頭——補貼癮、外勞癮和拐杖癮。如果祛除這個癮頭，有可能導致喪失政權，這就是選舉民主的悖論。

物價高漲的前因後果

這裡要指出的是，物價上漲其來有自，且由來已久，皆因物價黏性是個普遍現象。另一方面，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聯邦政府對各類補給（subsidy），特別是燃料補貼的支出佔比節節上升，使政府財政備受壓力，因為這項補貼高達總支出大約14%之多！

2014年油氣價格大跌後，要維持這個高補給已更為吃力。這也是何以會推出補給合理化政策之故。各類補貼遭削減，一貫被補貼掩蓋的低物價終於露底。在2014年前，油價收入可高佔聯邦政府收入大約35%。但油氣價格大跌後，已劇跌大約15%，而油氣價格大跌，還導致馬幣大幅貶值，促成進口型通貨膨脹（imported inflation）。

之所以如此，油氣價格大跌，會削減本國對外貿易的盈餘，對外貿易盈餘劇減，自然減少了對馬幣的需求（沒那麼多外匯來換成馬幣）。此外，這還涉及美元走勢強弱的外部因素。在馬來西亞，許多生活用品與必需品，如麵粉、糖、藥品等，均為入口。馬幣貶值當然會削弱普羅大眾的實力（因為同樣100令吉能買到更少的東西）。

（來源：Business Insider Malaysia／Reuters／Lai Seng Sin）

另一個由外而內的因素是，2008-2009年美國次貸危機後，美國實施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QE）與超低利率政策，這使到湧現的四兆多億美元當中，有不少湧入新興市場（如馬來西亞）興風作浪，其中一項結果就是刺激資產升值（asset appreciation），導致房地產價格在特定地區大漲，尤其是人口集中的大都市。房地產價格飆漲，當然進一步刺激物價更上一層樓。可以說，房地產價格自2011年以來大漲至2014年（美國收回量化寬鬆）這段期間，也刺激了通貨膨脹。房地產即便有價無市，價高市危，可是在它未崩潰前，自會使到擁有房地產者大喜，進而令新購屋或租屋租房者吃不消。2015年消費稅正式上路後，進一步引發物價高漲之勢。

消費稅雖然是導致物價高漲的主因之一，但並未全因。換言之，即便取消消費稅，物價也不會大幅下降。因為還有其他因素起著作用。至於最低工資制，則是一把雙面刃，表面觀之，會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但若生產力未相應提高，最低工資只會導致工資與物價相互追逐的惡性循環，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最終使到鐵娘子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上臺。

需注意的是，我們不宜簡單認為廢除消費稅、實施最低工資1500令吉後，便能大幅降低生活負擔。如前所述，馬來西亞近十年物價節節上升，有其複雜背景，不能全歸於單一的消費稅。消費稅在中國與歐盟是稱為增值稅（Value-Added Tax，VAT）而非消費稅。在中國與歐洲，消費稅係指非必需品或不鼓勵人消費之產品所課的稅，如煙、酒、化妝品等。增值稅的徵稅對象是最終消費者，而非中介或生產商，實際上是一種層層報稅可又層層扣稅的稅收制度。

層層報稅與層層扣稅旨在防止逃稅、漏稅，因此是一種有效的稅收制度。從收稅的角度而言，比銷售稅有效，也能徵收到更多公司稅，這也是其優點。它可說是個吸金大法，把民間商界的錢吸入國庫。如果政府高效廉潔，消費稅可為政府提供較可靠的稅收來源。因為不論經濟好壞或大宗商品如油氣、棕油價格如何，國人依然得消費，為政府提供可靠的收入。

消費稅功過利弊分析

消費稅是個廣基（broad-based）的稅制，許多本來沒繳稅的人口自然成為徵稅對象。對有錢人而言，當然不是問題，因為人的消費有限，惟低收入者必然備受壓力，引致民怨四起。不過，事在人為，這種不公平可用類似「一個馬來西亞人民援助金」（BR1M）來彌補，也就是一種現金補貼。補貼金額則視情況而定。

在實施過程中，馬來西亞消費稅的問題是門檻太低，即年營業額50萬令吉便得申報，這增加了小商販的額外成本，如購買軟體、聘人操作、額外工作量與行政成本等。因此若能將門檻提高至大約150萬令吉或以上，則可緩和不滿。畢竟新加坡的門檻是新幣100萬，何以馬來西亞低至50萬令吉？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羊毛最終還是出自羊身上，因此僅僅把一些必需品豁免是不夠的，理應將門檻提高到150萬令吉或方位上策。

（來源：Malaysia Gazette／Hazrol Zainal）

這麼做當然會減少政府收入，但同時也減少低收入層的生活壓力。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實施消費稅前的銷售稅也有課稅，不過物品的銷售稅（10%）是由商家直接吸收，然後加入商品中。換言之，銷售稅沒有顯示在帳單上，而消費稅的6%卻出現在帳單，當然引發民怨。其實許多人還不知道，電器、鞋子、衣服類都有銷售稅的。另一點是銷售稅的範圍較窄，消費稅則更廣，包羅萬象，連銀行支票過帳也得收6%的稅。這就是它遠比銷售商能收到更多錢的原因。

從數學上看， 2013年銷售稅的收入大約100億令吉，服務稅則大約60億令吉。若延續這個稅制，到2017年，兩者綜合應可達到大約200億令吉。但實施消費稅後，政府在2017年的收入激漲到420億令吉，顯見這是個有效的稅收制，也難怪全球近有150個國家實施消費稅，連印度在2017年也是如此。這裡得追問的是：一、人民的一般收入水平；二、錢都用到哪裡去了？

有種說法是，只要搞好反腐倡廉，即便廢除消費稅也不會太過增加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只是反貪究竟能為政府省下多少，則眾說紛紜。一項基本事實是油氣收入已大減，總得找個新收入來彌補這個缺口。

就錢往哪裡去而言，一個基本趨勢是，在聯邦政府的總支出中，行政支出佔比節節上升，特別是公務員與退休公務員的薪酬、養老金等， 2017年已分別高達大約788億萬和235億令吉，也就是衝破千億了。由於公務員是執政黨的重要票源，相信這個趨勢將會是中長期的。這筆千億令吉的支出雖可刺激消費，但同時也削弱政府的發展開支，進而壓抑了投機與經濟增長，不利長期增長。

此外，由於政治福利化與福利政治化的作用，政府的福利開支也可能節節攀升。按理說，若要取消消費稅，也應削減福利支出，否則就得用預算赤字與舉債來應付。目前的情況是，聯邦政府總支出中大約有12%是用來還本付息。從長期的永續角度來看，廢除消費稅與增加福利支出應該是有矛盾的。與其輕言用銷售稅取代消費稅，不如召集各界探討更合理可行的方法？如應否擴大銷售稅的徵稅範圍，提高其稅率或加強執法，防止企業公司逃漏稅，將國油上市，籌集現金減少國債。

治本之道唯在解放潛力

為何政府要推出消費稅？簡單來說就是將收入來源多元化，減少對油氣收入的依賴，減少逃漏稅，彌補個人所得稅在政府收入中佔比過低的弱點。

有人說繳稅是文明的代價（price of civilization），意即當代政府負有多重責任，要實現這些重任又非得有足夠的收入不可。錢雖非萬能，沒錢卻萬萬不能，那政府的錢又從哪裡來？馬來西亞在2013年實施消費稅前，政府總收入大約2,130億令吉，其中公司稅約580億，石油公司稅約290億，個人所得稅大約230億。另外，政府投資收入（油氣相關投資）約350億、國產稅約120億、銷售稅約100億令吉、服務稅約60令吉，以及其他執照費等逾130億令吉。

這項收入結構的特點是，個人所得稅佔比偏低，也遠低於公司所得稅。在許多發達國家，個人所得稅或增值稅是最大收入來源，公司稅反而偏低。以美國為例，個人所得稅佔約42%，公司稅只佔10%，馬來西亞則相反。這裡突顯的事實是，在大約1,400萬工作人口當中，收入水平達到徵稅點的人數太少，不到200萬人。這就是問題的根源。

（來源：Malaysia Gazette／Iqbal Basri）

同理，普羅大眾感到生活壓力太大，皆因收入難以趕上物價，特別是2011年以後的房地產價格。如果不能解決這項低收入的困境，就無法真正解決問題，消費稅只不過是表象而非問題的根源。為何馬來西亞人的一般收入水平趕不上物價，最主要原因是三低——低技能、低生產力和低增值的經濟活動。這些三低導致低收入，也使到政府在油氣收入大減後，沒有足夠的收入來源，也因此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許多主流經濟學家主張推出消費稅。雖然提出主張，卻未認真實行，這與當時油氣收入佔比高有關（約30-40%）。在時機上，那是推行消費稅的最佳時機。

從理論上來說，任何徵稅應該會打擊消費，九十年代初期為高速增長期，推出消費稅可防止經濟過熱，也可降低國人的不滿，不過馬來西亞錯失了良機。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家經濟的動力，已從投資與出口轉向內需（即國內消費），在此情況下推出消費稅必然鈍化內需，從而抑制增長動力，整個市場再也動不起來。

就此而言，今年廢除消費稅的其中一項好處就是刺激消費與增長。只是，囿於家庭債務和公共債務已臻高危水平，這種刺激作用有多大，尚不易確定，因為高債務向來會限制消費與投資潛能。何況，當前世界經濟仍充滿不確定性。

政府究竟該如何應對？務實的做法是，盡可能把有限資源用在生產性投資，如改革教育與培訓制度，讓普羅大眾擁有實用的知識技能，以便為提高生產力與產業升級奠定基礎；同時提供適量的公共房屋（public housing）與公共交通以減少日常生活負擔。

與此同時，公共政策應致力於解放生產性力量（productive force），從中釋放公共與民間的潛能。換言之，就是要打破族群輸贏與百分比心態，務必真正做到「人盡其才，物盡其用，地盡其力，物暢其流」。只有各族人民擁有同舟共濟（而非同舟共「擠」）與包容心態，才有可能突破困境，成為突圍國家（break-out nation）。作為一個中小型經濟體，馬來西亞宜實行開放而非封閉的經濟路線，不得流於民粹、種族化，或經濟民族主義。

當前世界經濟有兩個背道而馳的趨勢，一是在區域化與全球化加強了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另一則是經貿保護主義抬頭，馬來西亞應該走向互賴而非保護主義路線。為此更應摒棄種族輸贏心態，畢竟這是個全民與區域、全球競爭的時代，不應關起門來內鬥，重點是人民需具競爭力，治國者也應有宏大的格局與方向。

孫和聲	民間學者。生於馬來西亞霹靂州江沙，長於和豐，1976年負笈臺灣，就讀政治大學國際貿易學系。1984年赴日本游學，學習日語及嘗試瞭解日本經濟富强之道。著有《華人文化述評》（燧人氏，2007）、《尷尬的大馬經濟》（燧人氏，2012）、《大馬變天，遠嗎？》（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2）、《馬來西亞國情一把抓》（策略資訊研究中心，2014）等。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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