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Reuters／China Daily）

在高通膨、高負債社會，年輕人努力工作卻難以累積財富。外在環境的阻力，讓他們滯留在失去重力的階級，無論再怎麼努力還是原地踏步。過去人們響往的階級夢想與許諾，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已變成理想的幻滅。這不只是目前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不少發達與發展中國家正面對的問題，包括馬來西亞。或許箇中差別，只在於一國是否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協助年輕人迎接大環境的嚴峻挑戰。

【文／陳鳴諍】

這幾個月來，「躺平」突然登上中文網路世界熱搜榜（尤其是中國），成為熱議話題。簡而言之，「躺平」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態度，厭倦生活之中的各種無形壓力與競爭，不追求各種外在的社會名利與物質欲望，反而提倡只滿足最低限度生存條件的生活。為此，網路上還出現了「不買房，不買車，不結婚，不生娃，不消費」、「維持最低生存標準，拒絕成為他人賺錢的機器和被剥削的奴隷」等口號。

與躺平相乎應的則是另一個詞——內卷。內卷描述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態度與價值觀——強迫自己面對激烈競爭，高度壓力的拼搏，只為了獲得小小的生存優勢。對許多已經麻木的人來說，內卷才是真實的生活形態。可以這麼說，躺平是對內卷的一種反制。因此，「躺平」的出現立即被視為政治不正確，遭到不少批評（包括官媒），甚至成為被封鎖的敏感詞。躺平之所以引起許多人的共鳴與迴響，正是因為在人們眼中，內卷更多時候是無意義、成效不大的競爭。在某種程度上，它是一種價值觀的扭曲，將某個特定觀點無限上綱。

綜合而言，內卷與躺平是截然對立的，前者定義了成功的唯一必要條件，後者則主張放棄追求功成利就的犬儒主義。如果說，兩者在既有脈絡中有什麼共同點，那應該是：「內卷」與「躺平」都是帶有嘲諷意味的用語，用以刻畫當今中國社會的真實現象，同時表達了人們對現狀的不滿。

我們知道，廿一世紀的中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追趕世界，這種驚人速度是由國內高度密集的勞動人口在高度競爭環境下的成果。一個人從小受教育過程，到進入職場工作，時時都處於高度競爭的壓力之中。努力奮斗就是為了在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幾年前，甚至有企業強調貫徹「狼性文化」，代表不惜一切代價的拼搏精神，並以這種企業文化沾沾自喜。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Bloomberg）

表達對現實制度的不滿

表面上，這種高度競爭看似創造了明顯的社會財富（高經濟成長率與高消費能力就是最好的佐證），但也形塑了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與價值觀。任何社會都是多樣化的，在高度競爭中有人因為取得小小優勢而生存下來，也有人在各種競爭中處於劣勢甚至被逃汰。令人不滿的是，有些人終日奮斗拼搏換取到的，並不一定是與付出等價相符的回報。高經濟消費與生活水平帶來的壓力，並沒有因為本身的努力而消弭或緩解，這一代年輕人同時背負了各種有形無形的債務。這種處境只會衍生出許多不滿與憤慨，甚至消極的情緒與態度。換言之，「內卷」與「躺平」都在表達人們對現實生活處境以及整個制度架構的不滿。

無可否認，這並不是中國獨有的社會現象。凡經歷過資本主義與工業化發展的國家，都出現類似現象。我們都知道，中產階級是推動近現代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在過去，他們透過本身在經濟上的影響力，瓦解了政治上的威權專制，加速民主政治發展。在經濟上，人們認為，只要不斷努力工作，將可以在自由競爭與開放社會中有所成就，成為中產階級的一份子。事實也證明，一國經濟若快速發展，其中產階級人口也會隨之增加（包括中國與印度在內）。

然而，廿一世紀不再是一百年前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那個以新教倫理價值觀支撐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將工作視為一種天職，一種救贖。二戰結束後，世界經濟與建設亟需重整，龐大的勞動缺口亟需填補。於是，戰後嬰兒潮迎來了各種黃金機會，造就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透過努力工作可以不斷累積財富。但是，今天等待著人們的不再是各種無限可能的機會，而是高風險、高負債的社會。年輕人開始發現，越來越難晉身中產階級，尤其在高通貨膨脹、泡沬經濟的壓力下，過去憧憬的中產階級夢想，如今必須付出越來越高的代價才能達成。

每一次經濟危機，都代表著一次階級人口的劇烈流動，而最近兩次經濟危機（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對中產階級的影響甚至更廣。兩次危機為全球的經濟生態帶來結構性的影響。新冠疫情期間，人們被迫在家工作。但這段期間許多產業也加速轉型，加強對機器人與人工智慧科技的運用。或許將來回到公司上班時，會突然驚覺自己已失業，因為本身的工作已被機器人取代。

（來源：The Sun／Reuters）

青年遭遇向上流動困局

幾年來許多研究數據指出，富裕國家的中產階級人口正在萎縮。新冠疫情衝擊令這個階級的人口迅速減少，也加劇其他人晉身這個階級的難度，對年輕人尤其如此。在高通膨、高負債社會，年輕人努力工作卻越來越難以累積財富。外在環境的各種阻力，讓他們滯留在失去重力的階級，無論再怎麼努力還是原地踏步。過去人們響往的階級夢想與許諾，對許多年輕人而言，已變成理想的幻滅（disillusionment)。這不只是目前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不少發達與發展中國家正面對的問題，包括馬來西亞。或許箇中差別，只在於一國是否提供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協助年輕人迎接大環境的嚴峻挑戰。

一九九六年出生的Ｚ世代今年已經是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正值職業生涯起步階段。基本上，他們的人生已困在這次新冠疫情，動彈不得。許多情況猶如馬來西亞的國家，因為疫情始料未及，政府誤判形勢及糟糕的決策，犧牲了年輕人的機會。即使一國疫情控制得當，依然受到全球經濟影響。

稍微比Z世代年長的Ｙ世代，也並未因更早投入職場而獲得更多、更好的機會。基本上，他們的職業生涯受困在二〇〇八年金融危機與二〇二〇年新冠疫情。我們可以想像，在Ｙ世代和Ｚ世代的家庭裡，長輩多是嬰兒潮世代，他們在一那個中產階級擁有龐大影響力的環境中長大，自然而然向子女灌輸類似的中產階級價值觀。惟這些價值觀已受挑戰，甚至正瓦解當中。因此，年輕人才會逐漸變成「失落的一代」，對自身前景感到迷茫與不確定，可能對既有體制衍生出兩種反應：憤怒不滿，或消極冷漠。

這也不難解釋，為何這會成為迫切的問題，同時也是政府制定政策時不能忽略的問題。無論對民主或威權國家而言，這種冷漠與不滿的情緒都會威脅到國家發展。對於民主國家而言，這種不滿的情緒永遠都是民粹主義滋生的溫床；而冷漠的態度只會讓民主失去動能，無論如何都會腐蝕民主根基。另一方面，威權國家向來缺乏安全感，因此會像神經反射動作般，將這些情緒視為對政權的挑戰。

馬來西亞依然處在民主轉型期，許多民主機制依然不夠成熟完善。許多人依然抱有威權主義的舊思維，引起知識份子憂心。因為，若稍有處理不當（如頒佈緊急狀態或國家行動理事會），我國可能走向威權或獨裁統治。同樣的，即使目前尚未實施緊急狀態，即使民主體制的三權分立依然健全運作，我們仍須小心處理。民主之所以如此珍貴，是因為它非常脆弱。只要稍有不慎，便會落入威權統治之中。

陳鳴諍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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