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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晉軒/李登輝與馬哈迪的「轉型正義」

(來源:Focus Taiwan/CNA

儘管李登輝與馬哈迪的背景歷程大相徑庭,無法完全相比,但以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前途、民主方向的抉擇來說,仍有可比之處。就結果論而言,創新黨加入在野陣營的馬哈迪,確實是馬來西亞政權輪替的推手,而李登輝某種程度上也是,包括推動總統直選、在擔任總統期間有意扶持本土在野黨——民進黨崛起。再論其中的相似性,則是在政權輪替前夕,臺馬分別執政多年的威權政黨內精英分裂,使變天得以成功。


【文/杜晉軒】

猶記得數年前馬哈迪宣佈組黨,加入希盟陣營力促馬來西亞實現變天時,有臺灣學者認為馬哈迪猶如李登輝,視為實現大馬民主的推手,不過也有人告訴「馬哈迪與李登輝相比,至少李身在國民黨時,心裡真的想推動臺灣民主化,但加入希盟的馬哈迪不一定……」

儘管李登輝與馬哈迪的背景歷程大相徑庭,無法完全相比,但以國家領導人對國家前途、民主方向的抉擇來說,仍有可比之處。以下要談的是,李登輝與馬哈迪對轉型正義的抉擇。

就結果論而言,創新黨加入在野陣營的馬哈迪,確實是馬來西亞政權輪替的推手,而李登輝某種程度上也是,包括推動總統直選、在擔任總統期間有意扶持本土在野黨——民進黨崛起。再論其中的相似性,則是在政權輪替前夕,臺馬各自執政多年的威權政黨內精英分裂,使變天得以成功。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Kyodo

鞏固臺灣民主
奠基轉型正義

哈佛政治學者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曾提出著名的觀點,稱「李光耀所談的民族主義,他死後就會消失;但是李登輝所說的民主主義,他若過世,臺灣的民主主義還是會存在。」筆者認為,李登輝留下的政治遺產,不僅是臺灣民主的鞏固,還包括奠定轉型正義的基礎。

1988年蔣經國過世,李登輝繼任總統之際,其權力尚未鞏固,依然得面對強大的黨內保守派與軍方勢力,李登輝直至1990年5月20日在第一屆國民大會選舉為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後,才建立其權力基礎。李登輝進一步掌握政府和黨機器後,加上解嚴催生臺灣社會往民主化方向前進,他得以開始回應民間推動平反二二八的訴求,如1992年臺灣行政院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儘管當時的政府部門、情治系統未充份配合行政院對二二八事件的調查,許多檔案仍未開放,因此該報告被學界視為成果有限,但已是重要的起步,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行政院長是軍事強人郝柏村。

李登輝為臺灣轉型正義奠定的基礎,是基於兩個重要條例,首先是1995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同年10月行政院成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第二則是1998年通過《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此時李登輝已通過民意考驗,成為臺灣第一位民選總統兩年,而且以郝柏村為首的國民黨內「非主流派」已不再構成威脅。

(來源:Los Angeles Times

2000年,臺灣實現首次政權輪替,而李登輝為臺灣奠定的轉型正義基礎持續發揮作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時期,陳水扁開始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規定,發放補償金與「恢復名譽證書」給政治受難者,2007年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更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因為「賠償」這用詞相比於「補償」,更有國家正視過去不正義歷史而認錯的意涵。

根據「國際轉型正義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ICTJ)的定義,轉型正義是指國家從威權體制過渡到民主政體的過程中,對於面對過去因為大規模的濫權,對人權的侵害所造成的問題去進行清理,包括還原真相、確認責任歸屬、賠償、司法平復和重建社會公義等。

釐清歷史真相
促進社會和解

以亞洲國家來說,正實行轉型正義工程的國家如南韓、臺灣等,過去威權體制是建立在因反共而實行過軍事統治,這與馬來西亞有所差異。雖然我國過去因反共而實施「內安法令」控制社會,但被視為「選舉式威權國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仍有一定的民主程序來塑造政權的合法性。不過對於釐清五一三事件、趙明福命案,仍可適用於部分轉型正義的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還原真相,沒有真相就難以實現和解。

(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AP

相比於臺灣,馬來西亞的轉型正義還跨不過一個尷尬的問題,即馬哈迪在我國民主進程的角色,畢竟實現政權和平輪替的馬哈迪,也曾經長期是威權領袖。

縱然李登輝出身於「加害者」體制,也是獨裁者蔣經國的繼承人,但李登輝普遍上不被臺灣社會視為體制內的「加害者」,而是具「弒父情結」的民主推手,敢於推翻栽培他登上高位的國民黨。

曾被東姑阿都拉曼逐出巫統,多年後又退黨成立土著團結黨推翻巫統的馬哈迪,與巫統的關係也可用「弒父情結」來形容,但背後的動因多與權力鬥爭有關,民主鞏固與轉型正義從來不是馬哈迪首要考量的,這可從馬哈迪二度任相的二十二個月內與安華的權力博弈可見,在此不再贅述。

(來源:The Star/Faisal Hishan

改革意志闕如
迴避歷史創傷

或許有論者認為,這是因為希盟執政不到兩年,還沒有足夠時間進行轉型正義工程,但回顧李登輝時代可發現,其實馬哈迪領導的希盟處境比李登輝安全得多。李登輝繼任總統後,得面對黨內保守權貴的鬥爭,還有掌握兵權的郝柏村可能隨時發動政變,處境更為艱難。既然希盟當初得以實現政權和平轉移,這意味著某種程度上希盟獲得軍方支持,而且馬來西亞是本區域少數未經歷過流血軍事政變的國家。

儘管希盟政府時期,嘗試對民主鞏固作出部份改革,包括投票權年齡下降,設立各類特設委員會推動體制改革等,但在轉型正義工作方面,囿於希盟無表現堅定的意志,抑或從來無共識,因此對轉型正義工作的態度是消極的,例如2019年是五一三事件五十週年,對於民間推動官方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時任掌管法律事務的首相署部長劉偉強卻回應稱,該訴求並無必要,因為希盟政府要更專注鞏固人民團結和國家經濟。此外,趙明福家屬至今依然失望政權輪替無帶來實際改變。

誠然礙於馬來西亞特殊的族群關係,必須用更細膩的方式處理轉型正義,倘若政治人物無展現決心,民間又如何有信心?

因此回顧馬哈迪領導的希盟政府,那二十二個月除了留下政權和平轉移的典範外,留下的政治遺產並不多,而喜來登政變的結果,更註定轉型正義進程的倒退。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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