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東方日報）

我們現在怎樣做傳媒？環顧今日身處夕陽行業的報人，愈走愈窄，愈長愈像，更甚者報格全無，淪落至惡俗，以戲為文的低端品味，沒有一毛價值。傳媒從未像現在這樣意識到自己，除了本國政治新聞外，上稿時可以無需負任何責任。那些返祖現象，所反映的不過是華社自身淺薄的痼疾，才不是什麼網紅化，而是思維上的怠惰滯後，得過且過，喜歡忸怩作態，調和折中。再加上網絡迷航，天天發諧音哏的白日夢，與不思考無常識的群氓，恰是天作之合，笑嘻嘻，綁在一起往下沉。

【文／方美富】

假如今天要研究二十一世紀前面十年的知識界精神史，媒體沉浮錄是否適合當作切入點？輿論之驕子梁任公想必舉手支持列入他的專題史。《東方日報》是二〇〇二年才出現的年輕報章，這段時間評論界未必萬馬齊瘖，卻絕對是滿街飛禽走獸的時候。又值讓人不齒，官商勾結《南洋商報》收購事件，華文報大一統之勢已成，作家接連離開了原本的發表園地，思想真空之大，只能由唐老鴨、笑面貓、大肥象、指鹿、斑點老貓、大恐龍來替代。毫不誇張，馬來西亞評論名家，文化人，知識人，不是停筆就是轉移陣地，發出匡時的爭鳴。它的受命與旨趣由誕生開始就已經注定。

以整個華文報學史從馬六甲出現的一八一五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算起，與十多年的報社歷史一比，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依《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題辭「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挖掘其間的蘊涵深意，不妨審視現在的媒介尚有啓迪民智而存在的理由嗎。報章有義務庇護生命的尊嚴，對待被侮辱與被損害者抱一種同情，引領輿論，則人人都是「博愛者」。以言論起家，更是骨幹，報變之後的最後一方淨土。

■《東方文薈》部份作者欄目：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我傾向應以二〇〇七年六月三十日作這份報章的分界，歷史地位前後完全不同。旗下《東方文薈》二〇〇五年五月一日第一期的自我期許，是回顧歷史的滄桑，以人文批評為主調，隨便繙繙創刊時幾篇題旨「沒有知識份子的知識年代」、「新馬已無陳六使」、「重訪一九八〇年代」、「不死的流亡者」，可以想見思索者的眼界甚高。幾期後，主持人張景雲先生寫了一篇重要的編後記〈大氣象的締造者〉，開宗明義解釋為什麼我們的社會需要人文評論，而且必須來自在地的聲音，摒棄過去剪貼港臺專欄填版的習性，任何意見都不應缺乏主體性，正式宣告我們要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話。【註一】此處難以盡述文薈如何為普世價值的傳統護航，塑造公共輿論空間的實踐，借用百期紀念時潘永強的盼望，興許得以說明編輯的志願，「一，堅持本土關懷與在地視角，原汁原味絕不摻水。二，不分門戶，無黨無派，除朝廷爪牙阻撓以外，不設封殺名單。三，尊重作者，選用長稿，發掘題材。否則大馬再大，張少寬、萬家安、李亞遨、李業霖等人大作，也許無報可發表。沒有文化副刊，沒有文化雜誌，談再多文化抱負，報業傳統，都是虛幻與魔幻」。【註二】

這份副刊，加上聲名在外的〈名家〉，得以短時間內吸引眾多「非順民」投稿，不約而同參與一段訂偽貶俗，對社會有所擔當的歷程，心甘情願交出篇篇「思想的初稿」，原因在此。魏月萍的「思想追緝」、潘永強的「自由深淵」、許德發的「遠處蒼穹」、MK Sow的「冷熱咖啡」、蔡長璜的「藝文風景」等等「締造者」欄目，一時間氣象萬千，又何懼無路。

值得注意，此時輿論環境之所以能夠做到「草木繁盛，慎密思辨」的編輯宗旨，很大原因是國內的學術環境正在起變化。不少作者擁有極好的思維訓練，學理與表述能力俱佳，部份作者更是經歷從碩士到博士的階段，漸趨成熟，文章充滿高遠的想像力。學識存養的這份自尊自信，視報社的供需關係為平起平坐。過去聽到「華社三支柱」一類的話，頓時失去常理的能力，對他們則完全無效，沒有過度矯情的遐想，無可無不可。這時日，對彼此都是學術青春期的反叛，如今的「東方遺老」回望，也是記憶所繫之處的「舊日好時光」。一家報社的江湖地位不是三朝五日建成，但是摧毀只要彈指。彼時主持是張景雲、劉敬文、謝偉倫的社評三先生，固執於那種完全清醒冷靜的風格，突然一天館方宣佈報紙社論收了，不啻韋伯理念道上的轉轍器，決定了後來方向，那已經是另一番天地了。自殺自滅的消息傳來，我永遠忘不了當下的錯愕，那是李碧華《630電車之旅》的一句話，完了。

▲「立錐無地」勾起讀書人多少傷心事。

▲《東方青年》永垂不朽。

毫無疑問，前五年是它自身歷史的高峰。至今念念不忘的是景雲先生〈立錐無地〉，那是歷經人間疾苦後的洗練。讀書人注定窮途末路的宿命，還引起黃錦樹、張錦忠、溫任平、梁靖芬同聲一哭。【註三】你記得嗎，林宏祥主編《東方青年》對「真默迪卡」的詰問，那些年我們慶祝的國慶日本身就是個大問號，這才是「八九點鐘太陽」的先見之明。他還收集大街小巷塗鴉隱含的譏諷，頗有「觀風俗知得失」的意指，那是華文報最早注意Fahmi Reza的藝術抗爭。不久政治壓力一來，無可避免的命運，受到絞殺，青年還沒講夠就要閉嘴了。那是言論版一不小心略談罷工抗議，明天專欄就會歸西的黑暗世局。二〇〇四年我是助編，坐在大門右一，可說是編採部最下遊的職務，尤以言論組的版位最常經手，對查禁的境況很感好奇。報人眼中無英雄，老早就曉得「太上總編輯」（們）的威力，完全講不出一句好話，說也奇怪學界何以捧得那麼厲害。還有還有，陳富雄那枝出眾的報導之筆。他訪問一號人物普騰汽車首席執行員，一張只值六毛汽車入口準證表格，惹得AP之王Nasimuddin與時任貿工部部長Rafidah一身蟻。那是記者胸膛的徽章，各大語文報競相引述，風波越滾越大。可見當時若干文章和政論，還是比較負有自由和批判精神，在那個時勢成為一種力量。

梳邦時期共事，就是一群人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我向來就是此意，正因外在的言說空間狹小，處處圍堵，在那些陰影跌下，有個很特別的傳統，專門吸引有抱負的人。現實的困境使員工好喜歡同上司吵架，流傳最久沒有消滅的是，報社培養了一批抱著強烈的理想主義，拒絕認命的不老青年。不只是爭辯公器私器，細至幾乎是連重要新聞要怎麼做，國際大事件攸關公正那條線要劃到哪裡，時時都有這樣的爭論。二樓專題記者更是每每跑來編輯部，「這篇猛文！」喜不自勝又一點點不好意思，我又來了。咦！既說猛，應該無瑕可擊，還來改東改西，不如這樣，不如那樣，讓人懷疑是不是患有嚴重失眠症，老是不回家。那些日子遂想起《晨報副刊》徐志摩的聲明，「辦好是我的功，辦壞是我的罪」【註四】，孜孜矻矻，奮力一搏的精神。報社建立了那個理想，又背棄那個理想。無數去職者縱然四處飄零，隨行總是未忘要帶上那簇火焰，熱情與初志，變成一股獨特淋漓的元氣。你知道那時的媒體環境，到底需要怎樣的操守嗎，那是委屈自己，輪流上陣化身「中華魂」自吹自擂的世代。

■「中文報章七一有變化：《東方日報》改小開板，星洲集團人事更動低調」，當今大馬中文版，2007年7月1日。

人心渙散始於三番五次的整頓，以不知哪來的調查顯示「只有五巴仙讀者會讀社論」，三刀五剁。社論存廢，本就不應視作商業資訊那般經營，砸碎一個好招牌。張生因之分道揚鑣，所謂「調查」與評論界的認知脫節太遠。為什麼要消滅社論這個問題，真讓人百思不得其解。以平庸為榮？一份報紙連千字空間都沒有？一週幾次毫無營養的「飯後禮讚」——杯觥交錯，吃喝玩樂的文辭，少寫幾篇就好了。那所謂「調查結果」不能說不是看法之一，但說不上合理，恐怕是本邦報業史上最無厘頭的「改革」。

據李星可那本兒「進步語言」寫成，隨處流露不可一世精神兒的報人回憶錄，裡邊兒提到那時候兒的報社，主筆往往比總編輯對一家媒體的前程更為重要，地位更高【註五】，從報紙的角色與責任來看，一點兒不錯。

需知主筆並不隸屬編採部，無黨無私，確保新聞與評議各自為政，得以保存獨立的立場，不作含混模糊的評斷。編採因身在其中，近乎鐵石心腸的趕下版，主筆既內在又超越的地位就突顯了。這一職志如同黑暗的目光如炬，無需糾纏於商業與政治的漩渦，說一些很委屈自己的話。《新海峽時報》刊登霹靂王儲Raja Nazrin Shah二〇〇七年四月三日，於律師公會的青年圓桌論壇的主題演講，值得一記。王儲七項建議要求社會各階層，應有歸屬感與共同體的使命，不拘族群，宗敎或血統，陽光普照無分你我，每逢面對宗敎自由與憲制危機的爭議，應當重新召喚聯邦憲法精神，「這個國家屬於所有馬來西亞人」。華文報偏偏獨漏的新聞，成了報社內部事先張揚的明日頭條，正是編輯會議時主筆景雲先生的獨到之見。其實落入讀者手上時，已過三天，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推託，然而對張生來說，要做的原因只需一個，警世通言不會貶價，針對各種紛擾有醍醐灌頂之效。半個月後，他以〈一圈一點〉再論此事，強調國家大法必須受到重視，因為不遵守憲法者往往是掌握公權力的公家機構，不僅無法保障基本人權，出版自由，甚而利用印刷與出版法令，官方機密法令，箝制言行。百姓不應生活在滿目瘡痍制度之下。如此辦報，不僅是「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的眼光，同時需要過人的膽識。博雅君子張景雲，無疑是新聞學的最佳敎材，最震撼的一次敎育。

■胡蛟，〈謹向全馬華人進一言〉，《星洲日報》1959年8月1日，版9。

媒體機構畢竟不是宗族同鄉會，文明利器必得引導讀者，不計一切榮辱當一隻看門狗，監督社會脈動，做一名人道主義者。大多數人不懂法律，於是報社鐵肩，有其道義扛起與社會大眾溝通的橋梁，方能形塑民主法治文化。報人的自尊自重就要如此維護，也是他存在的緣故，那就不是早一天還是遲一天的問題了。但是我們媒體的墮落已經不是一兩日的事，言論自由固然無價，一念之間能夠以各種理由輕易退讓。李星可因一九七一年兒的「五月風暴」，因言獲罪被李光耀政府逮捕下獄，自有外人視為鬥士兒的榮耀。可是，同一個人兒早在一九五九年，居然將社論當工具兒，出謀獻策讓胡蛟掛名讚揚Tunku Abdul Rahman的聯盟（Alliance），大選時鼓吹華社兒「要穩定，不要亂」式的抉擇。用以換取兒支持《星洲日報》北上開拓馬來半島市場，更廉價購得五十英畝的社址兒【註六】，很有炫耀的意味，絲毫不覺臉兒紅。

環顧今日身處夕陽行業的報人，愈走愈窄，愈長愈像，更甚者報格全無，淪落至惡俗，以戲為文的低端品味，沒有一毛價值。傳媒從未像現在這樣意識到自己，除了本國政治新聞外，上稿時可以無需負任何責任。那些返祖現象，所反映的不過是華社自身淺薄的痼疾，才不是什麼網紅化，而是思維上的怠惰滯後，得過且過，喜歡忸怩作態，調和折中。再加上網絡迷航，天天發諧音哏的白日夢，與不思考無常識的群氓，恰是天作之合，笑嘻嘻，綁在一起往下沉。

我們現在怎樣做傳媒？我希望有人好好寫一部言論的百年精神史，看看如何摧毀你的人間情懷，削弱你的誠信。如果有一天究問報刊的高峰，過去，現在，未來的話，可以很負責任地說，張生在那裡，那裡就是。

【註解】

一、張景雲，〈大氣象的締造者〉，《東方日報•東方文薈》2005年11月6日，版A13。

二、潘永強，〈文薈百期祝願感言〉，《東方日報•東方文薈》2007年4月1日，版3。

三、張景雲，〈立錐無地〉，《東方日報》2006年12月17日，版A2。黃錦樹〈老輩知識人的傷心之言〉，同見《時差的贈禮》，臺北：麥田，2019年，頁205-213。

四、徐志摩，〈記者的聲明〉，韓石山編《徐志摩全集》第二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頁215。

五、李星可，《亂世滄桑》，新加坡：中外翻譯書業社，1991年，頁106、167。

六、李星可，《亂世滄桑》，新加坡：中外翻譯書業社，1991年，頁150。

方美富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敎授。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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