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項堃的構想中，戲劇並不是一個與社會現實相分離的藝術領域，而是一種能夠連接學校、社會與國家的文化實踐。戲劇的價值，不僅體現在舞台藝術本身，更在於其能夠參與社會教育、凝聚民眾，並在特殊歷史時期承擔民族救亡的社會責任。
文／沈國明
最近，一名自稱為中國項堃先生的外孫聯繫筆者，希望尋找項堃在馬來亞演劇活動的相關史料。這一聯繫，也促使筆者重新梳理項堃與 「武漢合唱團」在馬來亞的演劇活動。
那麼，項堃是誰？據現有史料，項堃是 「武漢合唱團」戲劇股股長兼常務會主席。在 「武漢合唱團」赴馬來亞巡回演出的過程中，他不僅承擔演劇及宣傳工作，同時也通過演說、座談等方式，闡述戲劇的社會教育功能，並積極推動學校戲劇教育及馬華戲劇運動的發展。
「武漢合唱團」在馬來亞的巡回演出，並非單純以籌募抗戰經費為目的。其演劇活動同時承擔著宣傳、教育與社會動員等多重功能。一方面，通過演出向華僑社會籌募抗戰經費；另一方面，則借助戲劇這一大眾文化形式，向僑民傳播抗戰意識，強調救國責任，並進一步推動馬華話劇運動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而言， 「武漢合唱團」在馬來亞的活動，既是一場抗戰宣傳與籌賑行動，也是一種具有社會教育意義的戲劇實踐。
從舞台到社會：戲劇的公民教育與宣傳動員
1939年8月14日， 「武漢合唱團」赴雪蘭莪加影演出之際，《南洋商報》記者蕭孫甲，記錄了項堃的一次演說。從這次演說可以看出，項堃並未將戲劇單純視為舞台娛樂，而是將其置於 「救國」的框架之中。
項堃指出： 「戲劇和教育，在學校裡面只能教育你謀生的技能，並不能支配你如何生活，雖有了謀生的技能，但在社會上是否一個良好健全的公民，有沒有高尚的道德和人格，這些都是社會教育的問題。糾正一個人在社會思想上種種錯誤，很可以由戲劇來感化的，社會教育人類生活的改進是和戲劇有相連密切的關係，所以祖國各處設立的民教館，都以戲劇為中心任務。」[1]
由此可見，在項堃的戲劇觀念中，戲劇不僅具有藝術功能，更具有教育的功能。學校的教育，主要解決個人謀生所需的知識與技能，而戲劇則可以進一步介入人的社會生活、思想觀念、道德人格及公共責任。因此，戲劇被賦予了塑造國民、改善社會生活的重要作用。
在馬來亞華僑社會中，項堃尤其強調戲劇在非常時期所承擔的宣傳功能。他指出： 「馬來亞有二百多萬華僑，他們還有很多是不清楚非常時期國民應取得態度和工作方針，這都是需要宣傳來推動，宣傳最有力量的莫如戲劇了，所以我說戲劇與抗戰是分不開的。」[2]項堃對於戲劇的社會動員能力，高度重視。在他看來，馬來亞華僑人數眾多，對於抗戰時期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及行動方向，仍需要通過有效的宣傳加以啓發和組織。由於戲劇具有直觀、通俗、情感渲染力強等特點，能成為一種重要的宣傳工具。
扎根學校與在地實踐：馬華戲劇運動的組織與發展
對於馬華戲劇運動的發展，項堃同樣將戲劇視為一種教育事業，並主張首先從學校劇團做起。他認為，應由學校師長積極參與戲劇活動，推動戲劇運動的發展，使戲劇同時服務於抗戰、社會教育與藝術發展。通過戲劇這一 「武器」，宣傳民眾、組織民眾、訓練民眾，從而達到抗戰與社會動員的目的。
換言之，在項堃的構想中，戲劇並不是一個與社會現實相分離的藝術領域，而是一種能夠連接學校、社會與國家的文化實踐。戲劇的價值，不僅體現在舞台藝術本身，更在於其能夠參與社會教育、凝聚民眾，並在特殊歷史時期承擔民族救亡的社會責任。
此外，項堃對於馬華話劇發展所面臨的問題，也有較為細緻的觀察。他認為：「戲劇在馬來亞之所以不能發達，在於各地分門別戶各自為政，缺乏系統組織，因之力量淺薄，大凡提倡戲劇運動的人，必須多幹少談，重實幹少空談，自會踏上光明軌道。」[3]
這一觀點，實際上觸及了當時馬華戲劇運動發展的組織性問題。由於各地劇團彼此分散，缺乏較為完善且統一的聯繫與交流機制，因此，戲劇力量難以形成合力。針對這一問題，項堃提出，應加強戲劇研究、相互觀摩及技術交流，並建立共同組織，使各地戲劇工作者能夠彼此學習、相互促進。
與此同時，項堃也特別強調，戲劇工作必須深入當地社會，瞭解馬來亞的社會環境，並與社會保持密切聯繫。由此可以看出，項堃所設想的馬華戲劇運動，並不是簡單移植中國大陸的戲劇經驗，而是希望戲劇工作者能夠在馬來亞的具體社會環境中開展實踐。
[1] 《南洋商報》，1939年8月14日，第22版。
[2] 《南洋商報》，1939年8月14日，第22版。
[3] 1939年6月18日，馬六甲晨鐘勵志社召開的座談會，出席者有孫流冰、陳慶禎、柯君波、黃則鴻等戲劇工作者。收錄於葉奇思編著，《赤子丹心：武漢合唱團南洋籌賑巡迴演出紀實》，中國華僑出版社，2006年，第405頁。
 沈國明 |
中国南京大学文学院戏剧与影视系戏剧戏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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