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維龍／馬華文學：等待跳躍的羚羊

張永修應當是最後的傳統文人辦報模式下的文學副刊編輯了。1990年代以來報刊生態、媒體競爭與消費文化的變化，文學副刊的功能與定位也逐漸調整。部分副刊愈加偏向服務特定的文學讀者群，其公共議題的凝聚能力是否有所改變，值得進一步考察。張永修之後，馬華文學還有議題嗎？文壇還會出現另一冊《辣味2.0》嗎？

文／曾維龍

2009年，我遠赴廈門大學，拜在周寧老師門下，開始了博論的寫作生涯，選定以馬華文學的「經典構成」為題。[1] 2013年11月左右通過了博論口試後，便一直擱置，未能出版。直到去年申請了南洋大學陳六使教育基金，獲得了部分補助後就找策略研究中心老闆張永新先生。我說，這是學術專著。張老闆也猶豫了很久。一來馬來西亞中文閱讀市場規模本身就不大；二來又是學術專著，讀者群有所侷限。張老闆最後點頭了，今年7月份終於付梓，全書題為《馬華文學：經典構成與文化整合》。封面用的是我在廈門大學圖書館拍攝的1958年和1970年代《南洋商報》剪報拼圖。剪報拼圖中有一首溫任平的現代詩，1976年刊於「讀者文藝」。那首詩寫在當時文壇中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對立論爭激烈的時期，只是在報章中刊登過，未曾收錄在溫老任何一本詩集中。1970年代《南洋商報》副刊在馬華文壇仍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其後，《星洲日報》副刊逐漸迎頭趕上。兩家報館隨著自身的實力和市場份額增加，副刊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加。用副刊剪報作為我封面設計的底圖，因為馬華文學最早的底色就是從副刊開始。

也許是機緣巧合，在此書剛要送印出版之時，張永修聯繫了我，說他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2026）出版了要贈予一本給我。這本書收錄了他1990年代至2025年間寫的雜文和隨筆，也整理了他在《南洋商報》擔任副刊編輯期間留下的一批作家訪談筆錄，從方修到賀淑芳，呈現不同世代作家的文學經驗。整整392頁，其中三分之二文章是他在《星洲日報》編〈星雲〉（1987-1994），以及《南洋商報》編〈南洋文藝〉（1994-2017）期間的文學現場所作的紀錄與書寫。

副刊時代的文化空間與九〇年代文學論爭

或許對零零後的讀者或寫作者而言，張永修的名字並不熟悉。然而，稍微涉獵文壇者，應當知道報章副刊是如何支撐著過去馬華文學的發展。特別是《南洋商報》的〈讀者文藝〉（後改為〈南洋文藝〉）、〈商餘〉，一直都是馬華文壇中切磋文藝、直抒胸臆的平臺。礙於有限的版面，副刊編輯處在關鍵的位置，負責推動、選稿，加上報刊的商業性質，還需要兼顧市場需求，吸引讀者（消費者）長期支持閱讀。因此，副刊所構成的空間，不僅是文學發表的園地，也是公共討論與文化生產的空間。〈讀者文藝〉和〈商餘〉是副刊的一部分而已，其他的版面從戰前開始，就有〈新婦女〉、〈職業與生活〉、〈小說天地〉等等欄目版面。因此，「副刊」另一名稱是「附張」，記者日常撰寫的政經文教新聞版面則是「正張」。在網絡尚未出現的年代，「副刊」就類似今天的臉書（Facebook.com）、Instagram（IG）、推特X.com、「小紅書」等網絡社交平臺，讓讀者透過書寫，參與社會。只是副刊這一平臺有編輯把關，負責文字和內容的水平，必要時還會製作推進不同的議題，讓社會和讀者能聚焦在當下的議題中討論及回饋，形成持續性的公共議題和文化議題思考。當下存在於網絡文化原生態的社交平臺，則是「作者—讀者」之間直接互動。這些網絡平台同時也降低了書寫與發表的門檻，部分內容因而更傾向於短篇幅、碎片化的表達，著重即時傳達與情感共鳴。加上人手一機，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所能提供的方便性、視覺上的圖與文的直觀效果，讓讀者的閱讀習慣模式也開始改變了。

2017年當張永修自《南洋商報》副刊編輯的崗位上退休（用永修的說詞是「下臺」）之後，「南洋文藝」也就熄燈。過去副刊之所以能形成相對豐富的文化空間，與報館創辦者的商業考量、政治立場及文化抱負密切相關，譬如《南洋商報》、《星洲日報》，檳城的《光華日報》則與孫中山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報章涉及文字、涉及傳播，因此報章從一開始就不僅僅被視為商業機構，同時也是文化傳播機構和中心。因此，華文報館的價值不能僅以商業收益衡量。除了經營考量，報館亦長期承擔文化傳播與知識交流的功能，而副刊正是這一文化使命的重要載體。商人與文人在華社過去的傳統中，彼此有著默契，並行不悖。副刊在文人辦報的傳統模式下總有自己的天地，在編輯的推動上成了馬華文壇重要的支柱。

再者，張永修從《星洲日報》到《南洋商報》文學副刊編輯工作近三十年。在他主持副刊的時期，馬華文壇出現了多場重要的文學論爭，也有不同世代的作家陸續湧現。這段時期的文學活力，既與作家群體的發展有關，也與副刊的編輯策略及議題推動密切相關。《星洲日報》在1990年代創辦的「花蹤」文學獎也促成馬華文壇新浪潮的湧來。（已有學者的研究成果闡述了這一時期的馬華文壇作家群體的湧現。見王列耀、溫明明等著《20世紀90年代馬來西亞華文報紙副刊與「新生代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版）新生代的作家作品成了副刊的重要稿源。張永修在培養和提供園地這一環節上，克盡職守。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議題之所以能夠集中呈現並持續發酵，與張永修有意識的組稿和推動有密切關係。這裡包括由禤素萊短篇小說《開庭審理》揭開序幕，隨後黃錦樹以〈馬華文學「經典缺席」〉（1992）回應，隨後引發一系列「經典缺席」的論爭。黃錦樹在這篇文章中對馬華文學的過去表達了不滿和批判，直到後來才稍微把這一立場放下。參與論爭的有馬華現實主義文學的實踐者陳雪風，旅台學者張錦忠、林建國等學院派評論者。馬華文學成為公共議題的一部分，大家開始關注由此衍生華社長期關注的「政治—文化」議題。1990年代後期，討論已從文學作品與文本的評價，逐步延伸至文化身份、文化本質論等問題。這些討論的意義，已不再侷限於文學創作與批評，也逐步延伸至華社知識分子對文化身份、主體性及多元社會中生存位置的思考。這一過程的發生，正是張永修在兩家報館擔任副刊編輯時期積極推動的成果。副刊編輯的主動性和能動性，決定了副刊內容的定位和規格。這一連串討論的文字成果，最後經由張永修、林春美、張光達的努力，輯錄在《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爭論性課題文選》（2002）一書中。

「經典」的歷史脈絡與馬華文學的知識框架

回到我2009年博士論文的選題，「經典構成」正是在上述的議題背景下產生的。黃錦樹的提問尖銳而充滿著焦慮：馬華文學有經典嗎？2026年的今天，我把論文作了修訂和補充，同樣的題目付梓。書的觀點正是要回應黃錦樹的提問以及後來者對此提問的回應和焦慮。我所說的「構成」，指的不是一份固定不變的經典名單，而是一個持續形成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至少涉及「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經典在什麼歷史條件下產生？由哪些機構、群體與論述加以選擇、整理和傳播？它又對哪些讀者與文化群體產生意義？從方法論來看，經典的界定具有歷史性與相對性。不同時代的文學觀念、審美標準與文化需求，可能使不同作品獲得經典地位。當時代遷移，社會對「文學」的審美理解也會改變，對於「經典」的要求自然也有所不同。也正是彼此的差異，形成觀點的交鋒。我論文處理的正是把過去的作品體系（包括大系、文選、課本中馬華文學）如何形成、如何被建構，逐一地脈絡化。我的研究也並非要判定哪些作品才是真正的經典，而是考察某些作品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與制度條件下獲得經典地位。

在這裡我多少受到功能主義的影響。簡單說，副刊中彼此的討論受限於篇幅，總是帶著點到為止的觀點。功能主義和系統論者則強調一個系統中，各個項目都應當有明確的標籤、功能、角色和定位。因此於我而言，點到為止的評論文章無法讓我了解整體的馬華文學。因此，黃錦樹指陳馬華文學能達到哪些高度時，也僅僅提出問題。事實上，無論以中國現代文學的經典體系為參照，還是將馬華文學放在更廣泛的世界文學脈絡中考察，經典的評價標準與文化歷史背景之間，都存在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差異。也就是前文所言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經典」，但誰的才最「經典」呢？這裡還包含「文學批評」和文學體制闕失的問題，此處不另展述。[2]在那場辯論中，張錦忠也持續發表過關於西方文學「經典」的討論，但也都在觀點和理論層面提出議題。他們提出的問題至今有效，但具體該如何進一步論證？如何具體說明存在於文學系統中各個項目運作的具體功能、位置和角色呢？1990年代的辯論我沒參與，讀博的階段還算及時趕上。馬華文學如何「形成」？馬華文學的「經典」是如何形成？形成過程中所形成的文學系統如何相互影響？文學史上出現的作品、作者、文學組織、批評者的闡述，都在這系統中承擔著不同位置和功能。朝著這個方向，我試著從1960年代方修的《大系》開始，直到2012年許文榮、孫彥莊《馬華文學文本解讀》逐一梳理和闡述。這一「形成」的研究容許我最後逐一解答文學史的一道基本問題：什麼是「馬華文學」？或至少「馬華文學」作為一種知識領域，提供了一個基本的認知框架。這包括從各個大系、文選中，出現過哪些作者？哪些作品？哪個年代？等等基礎性的作家譜系，有一個較為明確的線索。當然，什麼是「馬華文學」？或「馬華文學」是什麼？這一問題不可能在我出版的這本專著中窮盡。譬如「雨林書寫」，從潘雨桐、張貴興的婆羅洲雨林，近年來海凡書寫的馬來半島的雨林，是馬華文學中重要的一筆。海凡作為馬共游擊隊成員，他在雨林深山中的生活經歷，成了他寫實文字中重要的經驗參照。對於長期生活在城鎮、缺乏雨林生活經驗的當代讀者而言，海凡筆下的叢林經驗與游擊生活，可能已顯得陌生得近乎魔幻。這種閱讀感受適足提醒我們：馬華文學的內涵從非靜止不變，海凡的雨林經驗書寫，正是當代擴充「何謂馬華文學」認知框架的有力範例。

最後，再回到張永修。從戰前南來文人胡愈之（1896—1986）、郁達夫（1896—1945失蹤）、李鐵民（1898－1956），到戰後的杏影（1912—1967）、甄供（1937—2022）、張景雲（1940— ）等等副刊編輯，由他們所建構的平臺空間，提供了馬華文學土壤。張永修應當是最後的傳統文人辦報模式下的文學副刊編輯了。1990年代以來報刊生態、媒體競爭與消費文化的變化，文學副刊的功能與定位也逐漸調整。部分副刊愈加偏向服務特定的文學讀者群，其公共議題的凝聚能力是否有所改變，值得進一步考察。張永修之後，馬華文學還有議題嗎？文壇還會出現另一冊《辣味2.0》嗎？我不曉得，但很感謝當年張永修的努力，才有了我博論中一個重要起點。如今只能從他的文集中，了解昔日的「文學現場」。毫無疑問，他的《山巔上跳躍的羚羊》將成為馬華副刊學另一重要的文獻。許多的人與事靜靜地待在字裡行間，靜候研究者深究。馬華文學從一個山巔到另一山巔俯仰天地，是一頭又一頭的羚羊在跳躍中引領著。還有羚羊嗎？我不知曉，唯有靜待。

[1] 今年7月出版的《馬華文學：經典構成與文化整合》中的〈後記〉，第一句話即有一個校對錯誤。我是從2009年9月開始在廈門大學讀博，〈後記〉中卻寫了2019年。校對多次，結果還是疏忽了，唯有向讀者致歉。

[2] 在黃錦樹發表了〈馬華文學「經典缺席」〉（《星洲日報》〈龍門陣〉，1992年5月28日）之後的四、五年，另寫〈馬華文學的悲哀〉（《南洋商報》〈南洋文藝〉，1996年12月18日）。他直言：「『經典缺席』的談法因我而起，可是事情迄今也有四、五年；而後歷經多次修正，也不再堅持『經典缺席』，只是一再強調必須有健全的文學評論，『經典』之存在才有學理上的依據。」（收錄於《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增訂版）》，台北：麥田，2012年9月，頁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