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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永傑/公民教育與爭議課題

圖/台灣光華雜誌

課堂教授社會爭議課題,不是為了「解決」爭議,而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逐步建立面對爭議的能力。這正是公民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培養能夠在多元社會中理性思考、負責任行動的公民。


文/潘永傑

中等教育其中一個重要的使命,在於培育學生成為良好的公民。晚近全球化和數位革命交織發生,造成跨國資本更集中,加劇社會貧富懸殊;也讓人們接受資訊方式變得更碎片、偏頗,更易被操作。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容易成為民粹、排他、極端政治思潮的溫床,衝擊原先的民主秩序。面對此一新形勢,當前教育回應之道,已無法停留在過去單純知識傳授的做法,亟待改弦易轍,著重培育學生的宏觀視野、思辨能力、社會責任感、尊重文化差異、關懷全球議題等素質和公共參與的能力。

因應上述教育的轉變,不少國家嘗試在學校公民教育裡將討論「爭議課題」(controversial issues)引入課堂,以引導學生進行開放、民主且理性的討論,做為培育公民的手段。國外不少研究顯示,基於民主審議的課堂實踐,能有效激發學生對社政議題的興趣,並建立與包容多元的價值承諾。

回到本地情境,近十年我們經歷重大的政治轉型,過去的威權遺緒或單一敘事,已無法回應現今多元開放的社會需求。相較官方教育體系,獨中稍有辦學自主,受官方霸權意識型態束縛較輕,且有華文教育運動公民抗爭淵源,是故獨中的公民教育不應只是灌輸法律條文或制度架構,更必須成為培養思辨能力,透過引導學生探討公共議題、辨識假訊息,並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與不同立場者對話。

然而,爭議課題(如政策辯論、族群關係、環境倫理、人權維護等)往往牽涉不同的利益與情感立場。如何在課堂上既維持教學的專業中立,又激發學生的深度思辨?如何引導學生在激烈碰撞中學會非暴力解決衝突?這對前線教師而言,無疑是具備高度挑戰性的教學任務。

辨識「爭議課題」:超越一般時事與核心價值的分歧

我們先從何謂社會爭議課題談起。要為社會爭議課題給出一個清楚的定義,並不容易。蓋某一議題會引發社會爭議,往往與該社會的歷史、文化、信仰、價值系統脫不掉干係。譬如近年華社就獨中生在街上籌款,產生兩種對立意見,支持認為這是獨中辦學的傳統,也是獨中教育對學生的特色機會教育,從中培育學生書本以外的溝通社交能力、文化承擔、團體合作能力和情操;反對者則批評學校籌募經費的責任應落在成人身上,獨中主事者應與時俱進,善用科技和理財工具,如透過網路眾籌、ETF投資等方式,而非沿用老舊方式,讓孩子暴露承受街頭治安風險。又美國社會對平民擁槍權的爭論,支持擁槍權,強調擁槍權是美國建國以來,對平民反抗暴政的承認,屬於美國民主傳統的一部份;反對者則稱強調目前美國槍枝濫用嚴重,屢傳駭人聽聞的濫殺槍擊事件,已危及社會安全,有必要管制槍枝流通。

上舉兩起社會爭議課題,其共同點在於該課題之所以引發社會爭論,乃深嵌於當地獨特歷史、文化脈絡,離此我們無法理解爭議產生的背景及雙方所據的論據。職是之故,我們認為社會爭議課題,是指在某一社會中,因涉及不同群體的價值觀、信仰、文化背景或利益衝突,所引起持續性分歧與辯論的公共議題。並且,涉及爭論各方的論點,皆持有合理的理據,而導致爭議的出現,乃是我們缺乏足夠的事實經驗來解決問題,或對已知的事實解釋存有嚴重的價值分歧。

換句話說,社會爭議課題不是單純的「有不同意見」就算,而是必須牽涉到社會核心價值或制度,並且在群體間引起顯著分歧。同樣地,也不是一般新聞時事熱門話題 ,如黃明志藏毒官司、前反貪委員會首席專員阿占巴基涉嫌貪腐案等。這些案件雖然社會大眾關注極高,惟其並沒有在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基於價值信仰、文化背景的異同、從而引發持續、長時間的爭論。另外,如孔子老子孰先孰後?誰該為引發第一次世界大戰負起責任?量子力學中薛丁格的貓思想實驗?這些爭論雖然持續成為學界討論的課題,惟其侷限在學界、專業相關領域,鮮少引發社會大眾的爭辯,也未直接影響公共政策或規範的實施。

最後,社會爭議課題不僅僅是那些敏感的、能引發強烈情感並導致人與人之間衝突的事件,而是涉及爭議的各方,皆能提出合理的理據,供他人檢視批評,而非主觀的情緒反應。事實上,社會爭議課題讓社會長期、持續的爭論,在於人們缺乏足夠的經驗事實來決定孰是孰非,或起自於針對已知的事實,人們在解釋上,存有嚴重的價值分歧。譬如關於死刑存廢的爭議,人們在死刑對社會嚴重罪行具有阻嚇作用這一點,無法取得關鍵經驗證據證實其對錯。蓋各國兇殺率高低,不能單憑有無執行死刑論斷,警政效率、貧富懸殊、社會凝聚力等也有關連。故在無法訴諸經驗事實說服不同立場者,論者就改訴於價值信念:例如主張廢死者強調死刑屬不可回溯的判刑,在無法排除可能發生人為誤判和疏漏,應廢死改以終身監禁;而挺死刑者則認為維持死刑,是社會高舉彰顯生命權的表現,透過「殺人者死」的報應正義,捍衛「不可殺人」原則。

圖/星洲日報
直面衝突與挑戰:將爭議引入課堂的教育價值

誠如上文所述,社會爭議課題具有激發強烈情感、涉及價值判斷、且讓社會或社群產生嚴重分歧的特徵。因此,學校是否適合將社會爭議課題引進課堂教授?一般來說,在學校教授社會爭議課題,會引起若干疑慮:首先,社會爭議課題,往往涉及不同群體或個人的身份文化認同、價值衝突、政治意識形態差異等面向,極不容易調停整合,反而在討論過程中,容易引發爭執,從而影響校園人際關係,破壞校園和諧。

其次,在課堂裡,師生權力關係不平等,教師可以單方面選擇教授的內容、怎樣教,學生多處在受教的位置。若教師缺乏開放客觀態度、足夠專業知識、能力與自覺¸可能會將課堂教學,淪為單一取向的立場灌輸,造成偏頗的學習環境。再者,在學校缺乏認知和意願、教師缺乏專業培訓、相關教材嚴重不足的情況,相關教學容易流於表面討論,無法引導學生深入思考。

然而,因為社會爭議課題涉及當代重大的社會、政治、經濟或道德問題,或與學生的生活直接相關。因此,學生不論在日常生活經驗或透過社交媒體、傳媒等管道,皆可以廣泛接觸到相關內容。所以,與其讓學生片面、零碎地接受相關資訊,從而形成刻板、偏頗的立場,反之將其納入課堂討論,則有其必要性與教育價值。學生可以借此學會分析不同立場的論據,辨識偏見與謬誤,培養批判思考。同時提升學生的公民素養,理解公共議題的複雜性,培養理性參與社會的能力,且促進多元理解。因此,與其讓學生自行在網路上接觸探尋,不如利用教學專業的課堂環境中,讓學生透過辯論與討論,學會在分歧中尋求共識或理解。換言之,課堂教授社會爭議課題,不是為了「解決」爭議,而是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逐步建立面對爭議的能力。這正是公民教育的核心使命之一:培養能夠在多元社會中理性思考、負責任行動的公民。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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