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作家相信文學脫離不了社會，因此作品題材多回應社會現象與脈動，並以模擬論或再現論為文學表現範式。例如，菊凡、宋子衡不少七〇年代的短篇小說以華社或華教為題材，正是因為當年華社感到文化、教育存亡危機。他們處身北馬市鎮，小說多書寫小市鎮的小人物內心與生活困境，創作理念背後自有「鄉土文學」的論述框架影子。同樣的，寫《痴女阿蓮》裏那些小說時的商晚筠，雖然人在域外，但北馬小鎮是她小說人物活動的鄉土空間。此外，麻坡出身的洪泉，七〇年代末以《歐陽香》等小說隱約批判種族政治，所抒發的，正是那些年華裔身份與文化危機所造成的「熱帶的憂鬱」。

文／張錦忠

上個世紀七〇、八〇年代馬華文學發生幾場論戰，其中以「是詩非詩」論戰最為人所知，但那是一場空前浪費資源的論爭；四起的煙硝除了體現彼時馬華文人拉黨結派及給意見不同者貼標籤的弊病外，對於「何謂詩」的理解並無絲毫助益。「何謂馬華文學」的思考，要到一九九〇年代的「經典缺席」論戰以後，才獲得認真以對。例如《星洲日報》副刊即在1996年策劃了專輯討論「馬華文學實質為何？」以「尋找馬華文學的定位」。

「何謂馬華文學？」的確是一個定位的問題。追根究底，它涉及華文文學在馬來西亞文學複系統裏的位置，因此這個問題不可能到九〇年代或者2026年才出現。獨立前的「馬華文學獨特性」論爭姑且不談，早在1962年三月於新加坡召開的「馬來亞作家會議」(Malayan Writers’ Conference)，「何謂馬來亞文學」就是這個四語作家會議會場引爆論爭的導火線。馬來作家堅持「馬來亞文學」(Malayan literature)必須以馬來文書寫，他們後來因大會無意就此立場作成決議而退席抗議。顯然「何謂馬來亞文學？」的問題其實是語文問題。不過，在離建國年代三十多年後一九九〇年代談「馬華文學」，除了區分「華文文學」、「華人文學」的指涉，以及與「國家文學」的（沒有）關係外，重要關注已從語言問題轉向身份認同、文化屬性、主體性了。

其實，出席「馬來亞作家會議」的馬來作家除了主張「馬來亞文學」須為馬來文學外，還提出一個分類的概念，即其他語種的文學應該分為「馬英」(Malayan English)「馬華」(Malayan Chinese)，與「馬印」(Malayan Tamil) 文學，而非「馬來亞文學」。這跟今天的說法並沒差多少，只是馬來文學早在上個世紀七〇年代就從「馬來（西）亞文學」登入「國家文學」殿堂了。

1962年「馬來亞作家會議」舉辦時，馬來亞、新加坡、砂拉越及北婆羅洲還在建國的年代，美蘇冷戰方興未艾，馬來西亞計畫正在形成。但是到了七〇、八〇年代，馬來西亞已成立，新加坡也獨立了，馬來西亞聯邦的國語法令早已通過，而以馬來文書寫的作品透過1971年的國家文化大會決議，成為「國家文學」，其他語種文學則屬於「馬來西亞文學」的部分。這也算是回應了1962年「馬來亞作家會議」會中憤怒退席的馬來作家的呼籲吧。

文學與社會的連動：華語作家的「群治」傳統與鄉土實踐

從思考馬華文學的類別與位置的歷史背景，可以看出馬華文學與國家進程、社會變遷，以及華族脈動息息相關。簡單說來，這個檢視框架所彰顯的，其實是文學與社會的結構性關係及其涵義。這個涵義，在七〇到九〇年代時變動較慢，但在新千禧年過後，經已迅速轉移變易。多年以後，更多的社會變動到來，政府易手，人口數據、教育藍圖、法律論述等的變動，有如各種氣候變遷的異常現象不斷湧來，國家文化大會、國家文化政策、國家文學等課題，早就不太有人談論或在意了，更何況是建國年代的「馬來亞作家會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那建國年代，各語種作家都肯定文學與社會密不可分，唯獨英語作家認為寫作人的職責在於創造而非教育讀者，作家跟社會的關係並沒那麼重要。[1] 這樣的文學觀與差異其實不難理解，五〇、六〇年代南洋的英語文學場域，正是英美新批評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思潮當道的年代。而華語作家更多時候所繼承的，則是清末梁啟超那個「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的大傳統。「群治」，就是「社會」。

華語作家相信文學脫離不了社會，因此作品題材多回應社會現象與脈動，並以模擬論或再現論為文學表現範式。例如，菊凡、宋子衡不少七〇年代的短篇小說以華社或華教為題材，正是因為當年華社感到文化、教育存亡危機。他們處身北馬市鎮，小說多書寫小市鎮的小人物內心與生活困境，創作理念背後自有「鄉土文學」的論述框架影子。同樣的，寫《痴女阿蓮》裏那些小說時的商晚筠，雖然人在域外，但北馬小鎮是她小說人物活動的鄉土空間。此外，麻坡出身的洪泉，七〇年代末以《歐陽香》等小說隱約批判種族政治，所抒發的，正是那些年華裔身份與文化危機所造成的「熱帶的憂鬱」。

菊凡、宋子衡、商晚筠在六〇年代就開始寫作了，到了七、八〇年代，他們書寫的題材，肯定跟較呈現個人主義的前十年不同。商晚筠在六〇年代末多寫散文與詩，但七〇年代留臺後，選擇了小說作為展現生命存有經驗的文類，寫了《痴女阿蓮》集中的敘事作品。洪泉在七〇年代起步，面臨的是一個大馬華人文化與教育困境的世界，於是提筆書寫一系列的「橫眉與蛇隱」小說。可見小說家的創作題材多半來自於生活與成長的環境。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材料。

時代材料的遞變：從親歷記憶到知識建構的書寫轉向

來自砂拉越的在臺馬華小說家張貴興自《賽蓮之歌》開始書寫婆羅洲雨林，然後在《頑皮家族》、《群象》、《猴杯》、《我思念的長眠中的南國公主》等長篇頻頻進出雨林，大規模書寫發生在雨林內外的故事與人物，包括「砂拉越人民游擊隊」與達雅族人，以及種種雨林物種和資源。2018年以來，他出版了篇幅更大的《野豬渡河》、《鱷眼晨曦》以及《2084》，雨林仍然是他小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過，他在《2084》（臺北時報文化出版，2026）序文說道：

這本小書啟發自年輕時聽過的一隻紅毛猩猩、王子迎娶平民女子、兩隻苦命犀鳥、一個濕地被蹂躪後復原、一位長輩在雨林開五金行、零零碎碎「性征伐」、盗獵和私伐的故事。聽了、看了、讀了雜七雜八的東西，於是有了《2084》雛型。

張貴興十多歲就出道了，寫這本小說時已年近七十，早年耳聞的雨林故事只剩下記憶，就像小說裏頭的砂共記憶，只剩下「大象的朋友」。小說的原始書寫構想其來有自——英國浪漫時期詩人柯律芝的長詩〈忽必烈汗〉，以及美國導演奧森威爾斯的影片《大國民》(Citizen Kane)。不管是金碧輝煌的宮殿還是富可敵國的豪園，到頭來就只剩群猴亂竄的廢墟一座。

1989年，馬共與馬來西亞、泰國政府和解，在合艾(Hat Yai)簽署和平協議。在那之前，小說家小黑（陳奇傑）就已經寫了馬共小說〈樹林〉。對於小黑那一代，馬共的革命鬥爭事蹟就算不是難以抗拒的誘惑，也總是讀書、看報、耳聞難以避免的人事。那一代的華人誰沒經過或聽過英殖民、抗日、新村、緊急狀態？而華人在這個國家的歷史，不就是這些未必如煙的往事？而對五一三事件時還沒幾歲的黃錦樹世代來說，馬共、合艾和平協議，馬共走出森林則是「這一代的事」。多年以後這個堅固的當代歷史當然也會灰飛煙滅。黃錦樹在他開始寫作的八〇年代末就打開〈大卷宗〉，讓馬共像郁達夫的幽靈一樣，在他的少作出現，日後更是大規模營造他極盡虛構與後設之能事的「南洋人民共和國」，因為那是南洋華人史的縮影與寓言。

隨著時間過去，新生代的寫作者如要書寫馬共，他們必然是「遲到的青年」。遲到的青年寫作者的生命經驗中沒有馬共，河邊沒有死去的大象，甚至沒有「後記憶」，膠林早已變成油棕園，或榴槤園，或廢墟，剩下的就是知識。換句話說，如果還要寫馬共或膠林的話就要做很多功課。當然肯做功課寫甚麼都可以；反過來說，寫甚麼都需要知識，何止是寫馬共或膠林。美國作家麥克．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2004年的《恐懼之邦》(State of Fear)是一本寫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的小說，人物包括環保恐怖份子。克萊頓不是氣象、環保或恐怖份子專家，小說是虛構的，不過書中不只提供了許多關於氣候變遷的圖表與註釋，還附錄了至少二十頁的參考書目，顯示作者做足了功課。我還在書中讀到「彭亨」這個馬來西亞州屬。

小說，或文學，不外是書寫者跟自己的經驗、記憶、知識搏鬪的事，其他的就是想像力與技藝了。

[1] “Fiery end to writers’ talks,” The Straits Times, 19 March 1962, Page 9 (eresources.nlb.gov.sg/ newspapers/digitised/article/straitstimes19620319-1.2.61).

張錦忠	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生於彭亨關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退休，目前為該系約聘研究員，研究議題多涉及離散論述與馬華文學。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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