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國家文學」的排斥/邊緣化後，晉入新世紀，馬英文學和馬華文學在國際文壇綻放光芒，它們卓越的價值終被認可，惟它不應被某些大國文學收編。當下馬華文學研究者要如何再賦予馬來西亞文學概念真確的意義，或「再馬來西亞化」（Re-Malaysianization），使各民族文學得以在有利條件中，相互學習、交流、競爭、成長。也許這是應努力的方向。
文／莊華興
60年代中晚期出現了兩本英文小説選集，貼切地說，是馬來西亞小説英譯選集。先有T. Wignesan編譯Bunga Emas: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Malaysian Literature, 1930-1963 (1964)（《金花：當代馬來西亞文學選》），三年後李星可編譯An Anthology of Modern Malaysian Chinese Stories (1967)（《現代馬來西亞華文小説選》)。前者在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成爲聯邦一員次年出版，蘊含深意；後者則於新加坡被迫脫離聯邦後出版，但書名仍取作馬來西亞華文小説選，且收錄的作家除了林參天和韋暈，其餘為長期在新加坡生活與寫作的作家如苗秀、絮絮、李汝琳、姚紫等，隱約揭示編輯者用意，即移居者在馬來西亞成立過程中占有一席之地，是真正的「國民」。
誠如T.Wignesan所言：數十年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共存，以及文化和社區内部的共處，使得「馬來西亞人」一詞可以用來指代所有當地國民。（頁9）易言之，選集的編撰是爲了闡述移入者從僑民到國民身份的過渡以及新身份的確立。早在50年代馬來亞化VS馬來化課題在媒體上爆發劇烈的爭論，以及馬來西亞聯邦協議談判牽引出的人口結構與地緣政治、種族政治等諸多問題想必是編輯前述兩本選集的深層原因。編者所處的時間節點正是馬新政治最動蕩的時期。
馬來亞之子：漂泊報人與文學正名
編者主觀身份也是促成兩本選集的編纂。T.Wignesan於日侵前出生於東海岸吉蘭丹瓜拉吉賴（Kuala Krai），是道地的「馬來亞之子」。1962年，馬來亞聯合邦褫奪其公民權，原因不詳。青年歲月輾轉於巴生、吉隆坡、芙蓉、新邦令金、新加坡，後流浪至印度馬德拉斯、倫敦、海德堡、西柏林、馬德里，晚年定居巴黎。在馬期間曾任馬來郵報記者、馬來亞時報通訊員、新加坡時報倫敦通訊員等。
李星可於1949年南來，任新加坡益世報總編輯，1959年，進入星洲日報任主筆，1972年2月轉投南洋商報。他以社論褒貶時政，尤其針對語文與華教問題，發表被李光耀政府視爲敏感課題。身處六0年代新加坡與馬來亞的語文與族群博弈，以及戰後英殖民在東南亞的政治部署，以對抗共產主義，新馬兩地移民在新國家將立未立之際，如何面對馬來人主權意識擡頭與處理逐漸高漲的族群關係，不無警惕、彷徨與焦慮。T.Wignesan和李星可的報人身份（或兼及個人的僑居/離散處境）促使他們對當時的政治氣候的敏銳度以及移民在新國家前景的不確定，因而選集的編纂，一方面試圖為移民族群身份認同正名，另一方面作爲銘刻身世記憶，或提醒未來撰史者，移民者曾經對這片土地付出血汗與淚水。
著眼這樣的思路來看待兩部選集，它的意義就顯得格外重大，也提醒著研究者與撰述者，今後討論馬華文學不能再孤立以待。隨著時間的推移，「馬華」逐漸發生質變，除了族群内部書寫語言分道揚鑣，跨族群的互動乃至張力亦必須有所察覺。現階段的馬華文學研究似乎僅限於華馬華敘事，更遑論從馬來西亞文學（Malaysian Literature）的角度進行論述。有人質疑馬來西亞文學是否存在，正如建國年代曾熱烈討論的馬來亞文化（Malayan Culture）純屬一廂情願或一種烏托邦。面對上述情況，筆者更願意相信民間漸進的力量帶來的變化。從未曾出現到開始有人討論並付諸行動（如出現跨界書寫與出版），在積累了一定能量後，馬來西亞文學便水到渠成，華文版、馬來文版、淡米爾版與英語版的馬來西亞文學選集於焉出版。前提是，它是來自民間的力量。從當今的出版趨勢來看，民間出版超越國營出版已成定局。
必須明確的是，兩點需要説明，其一、「馬來西亞文學」不等同於「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它超越政治與意識形態，奠立於社會基礎上；其二、在創作上，馬來西亞文學非要求語言獨霸或統一，而是在展示上、推廣上、討論上、研究上取得融合並包視角，讓各語種文學在一個廣大的空間相互觀摩與競爭。馬來西亞文學的發展，亦可推進翻譯事業。在一個多語文學的國度，翻譯本就有絕佳的生長土壤，但政治意識形態凌駕其上，導致萬流歸一，統合變成收編。
憂慮的延續：從反思語文霸權到「再馬來西亞化」
《現代馬來西亞華文小説選》由李星可與梁康伯（Leon Comber）兩人英譯，由韓素音撰寫前言（實際上她的參與度很大）。1956年，梁康伯因妻子韓素音小説事件被迫從柔佛州特勤局（別稱政治部）代理助理警監一職退休。1960年，任倫敦出版社海涅曼教育圖書有限公司遠東地區(Heinemann Asia)業務負責人。選集便由該公司出版。韓素音前言重點有兩點， 首先，她抨擊西方學者貶低當代亞洲寫作是因它過於「政治性」，因此不「文學」。其次，自馬來亞獨立后，面臨建構民族國家的爭議，馬來亞各語種作家的創作成了「問題」。對當時反對馬華文學作爲馬來西亞文學的兩種敘事，韓素音的回應是：我們的大多數作家認為（我認為這種觀點是合理的），在我們這樣的多語言社會中，目前按語言對文學作品進行分類幾乎是行不通的，或者至少是非常狹隘且帶有社群主義色彩的。分類必須基於內容，而不是表達媒介。(頁4-5）
從韓素音對代表殖民現代性的抨擊，到批評新興獨立國家的語文霸權，預示了亞洲新興國家無法擺脫的殖民主義基因。李星可編譯戰後初期馬華文學選集的意圖以及韓素音充滿憂患的長文，某種意義上與T.Wignesan編纂《金花》時的憂慮是一樣的。
時隔半個世紀，《金花：當代馬來西亞文學選》得以再版，説明「馬來西亞文學」的種子並沒死。編者在初版末尾分別撰寫了馬英、馬淡、馬來文學發展簡述（選集沒有馬來文學作品），馬華文學則由王賡武作簡述。兩人皆一致認爲，這些作品標誌着一種傳統的繁榮，假以時日，這種傳統必將發展成熟，并成爲被世界文學認可的聲音。歷經「國家文學」的排斥/邊緣化後，晉入新世紀，馬英文學和馬華文學在國際文壇綻放光芒，它們卓越的價值終被認可，惟它不應被某些大國文學收編。有英文評論者認爲「那些以華文書寫的創作如今被承認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those in Chinese now recognized as part of Chinese literature）(莫納斯大學大馬分校教授Andrew Ng語 )。也許這是誤解，也許屬實，也未可知。
當下馬華文學研究者要如何再賦予馬來西亞文學概念真確的意義，或「再馬來西亞化」（Re-Malaysianization），使各民族文學得以在有利條件中，相互學習、交流、競爭、成長。也許這是應努力的方向。
 莊華興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獨立研究員。研究專項：馬華文學與文教、華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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