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李光耀父子的「表態」值得我國華社反思，為何多年來並沒有華裔政治人物或華團領袖去公開提醒，我們這一代的華人不應再以「華僑」的心態去面對中國？對於《給阿嬤的情書》這影視作品本質上是不是統戰片，這答案為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角與侷限。或許導演在創作上並沒有統戰或太多釋放政治訊號的企圖，但隨著該片在中國成為現象級電影，就以僑務統戰部門的職責而言，在貫徹中央「講好中國故事」的職責上，必須有所作為。

文／杜晉軒

今年中國的現象級電影《給阿嬤的情書》6月18日在我國上映後，也引起了一波觀影的熱潮，在眾多華團和本地華人觀眾的支持下，截至6月29日的票房已高達1240萬。不過，催人熱淚的劇情除了讓很多人談論自身的家族故事外，關於這部電影是否為「統戰片」的爭議話題也在本地華社「燃燒」起來。

這部電影在海外上映前，就因有新加坡官方背景的《聯合早報》駐北京記者沈澤瑋發表的評論文章「《給阿嬤的情書》的統戰啟示」，而引起一陣輿論風暴。由官方控制的中國媒體，這一個多月以來大幅的多篇報導，直指新加坡竟對一部談論親情的電影「破防」了。而本地部分中文媒體的報導視角，也和中國官媒立場相近，亦對新加坡的單篇文章持強烈批判立場。

實際上，觀察《聯合早報》從5月21日刊出沈澤瑋的文章以來，絕大多數有關《給阿嬤的情書》的報導是正面的，甚至《聯合早報》所屬的新加坡華文媒體集團也包場辦電影放映會。就如華文媒體集團副社長韓咏梅6月16日發表的「後真相時代看《給阿嬤的情書》」，她認為那是沈澤瑋的個人專欄文章，提供不同觀點引起各方討論實屬正常。

相比過往那些和戰爭記憶有關的「主旋律」電影，訴說大時代下小人物故事的《給阿嬤的情書》確實相當動人，也適合推薦給東南亞華人觀眾。個人觀影後認為，這部電影確實沒有明顯的統戰訊息（大概除了片尾的「抗美援朝」僑批除外），也沒有說教式地宣傳政治理念，但統戰工作從來都不是直白地對施政對象說「我在統戰您」。

許多評論者談到，這部電影沒談、避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有的中國人為避免被政治迫害而下南洋、許多華僑家庭在文革時期因「海外關係」而受牽連，被迫把僑批燒掉。

其實許多人也沒談到的是，儘管這部電影看似沒有明顯的統戰企圖，但不意味沒有政治訊息存在，而其中一個政治訊息，就是出現在電影裡一個收音機播放的國際新聞：「萬隆會議即將召開」。

被遺忘的「萬隆會議」精神：東南亞不再有「僑」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10月1日成立後，由於中共依然支持一些東南亞共產組織活動，對許多剛獨立的東南亞國家而言，在這地區龐大的中國人後裔，也就是華僑群體，是否會成為中共在東南亞的「第五縱隊」，威脅政權穩定呢？

為擺脫外交困境，中國總理周恩來1955年4月出席在印尼的萬隆會議（又稱第一次亞非會議）時，和印尼政府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尼西亞共和國關於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宣布中國政府不承認雙重國籍，放棄過去以血統主義認定國籍的原則，允許海外華僑放棄國籍，成為所在國公民。

就我國獨立前的1956年，周恩來於北京接待馬新工商業考察團時再次強調有關華人身分問題的立場：「任何國家都不允許雙重國籍的，一個國民不能同時效忠於兩個國家。新、馬華人一旦取得公民權後，就不再擁有中國國籍，而是具有中國血統的馬來亞人了。」

雖然中國在萬隆會議確立了包括「互不干涉內政」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外交政策，以及鼓勵華僑成為當地公民的立場，但一直到1980年正式實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雙重國籍政策才走入歷史。

在中國政府的界定裡，華僑是指定居在國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而華人/華裔是指無中國國籍，但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或後裔。由於馬來西亞華裔已不再是中國的海外公民，我國也不允許雙重國籍，若有人還自稱是中國的華僑、僑民或僑胞，實屬不恰當。

然而，我國的宗親會館在實務運作上，若要到訪「祖籍地」尋根、交流，始終繞不開中國政治體制上存在的僑務部門，無論是中國國僑辦或地方僑辦，在他們的工作上也必須接觸這些不具有中國國籍的外籍華人群體。

儘管如此，實務上必須接觸中國僑務部門，也不意味著放棄自身的主體性而在中國官員前自稱華僑、僑領或僑團代表，如四年前中國駐馬大使歐陽玉靖出席柔佛州中華總商會主辦的華團交流晚宴時，因舞台屏幕上「僑團」字眼而引起各界批評，就是個反面教材。

筆者認為，過去中國官方與海外華人、華團接觸的工作，或許是基於單純的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式的「僑務工作」，但在進入習近平時代以後，任何與海外華人接觸的工作，廣義上來說確實是「統戰工作」。

中國在文革結束後進入鄧小平復出的時代，他確立了中國「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外交路線。不過，隨著習近平在2012年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後，已改變了「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路線，許多媒體稱中國已進入「戰狼外交」時代。

僑務工作本是外交工作的延伸，儘管中國的僑務工作沒有明顯的「戰狼化」，但隨著中國政府2018年通過《深化黨與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被併入中共中央統戰部，改變了過去各自為政的狀態，僑務工作正式進入「以黨領政」的時代。實際上，習近平主政後，向來由總理領導的國務院已從「決策與執行中心」，轉變為貫徹黨中央決策的「執行機構」。

而且中國僑務統戰部門在近年明顯可見的現象是，施政上多將「海外華僑華人」作為包裹式的名詞，或直接以「僑胞」來含括中國華僑與外籍華人兩種群體。例如在2014年，時任國僑辦主任裘援平稱「中國夢」是最能夠凝聚6000萬華僑華人的共識，而這所謂6000萬華僑華人，實際上也包括非中國籍的新馬華裔。

當接觸統戰部門已成事實

在台灣的政壇裡，藍營政治人物常面對綠營質疑被中國統戰，因此曾有國民黨立委反駁說「怎麼不認為我們可以統戰中國」？對國民黨而言，「統戰」一詞並非全然是負面的概念，而對許多我國華團的認知來說也是如此。

2018年9月，時任華總會長方天興在北京出席「海外統戰工作座談會」，當時他對於國僑辦併入統戰部表達歡迎和支持，並期許統戰部加強對海外的統戰工作，繼續關心華人華僑事務的願景和方略。根據許多公開資訊，最近八年來我國許多重要華團均有派員到中國出席統戰部活動。

綜上所述，既然長年來我國華社對中國的統戰工作是不排斥的，也意味統戰並非不好的東西，因此對於《給阿嬤的情書》是否為統戰片，對於新加坡媒體的文章理應平常心看待。實際上，目前未見有中國統戰或外交部門的官員回應沈澤瑋的文章。

打從國僑辦在2018年3月併入統戰部後，任何我國華社與中國統戰部門或附屬單位的接觸，實際上已在進行統戰活動 。客觀而言，中國對海外華人統戰是無可避免的事實，關鍵在於該以何種姿態去接觸與交流，是以馬來西亞公民為本位？還是以基於血緣為優先的華人本位？

在沈澤瑋爭議性文章發出後的隔天（5月22日），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在中國的記者會上發表以下談話：

我們是一個華人佔多數的國家，但我們是一個多種族社會。我們是一個與中國擁有不同主權的國家。我們以朋友的身份合作，互利共贏，但這並非因為我們擁有相同的種族血統，而是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利益。

李顯龍如同其父親，也是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的立場，獨立一甲子以來，無論是在國內或國際場合，不斷重複新加坡並非華人國家、新加坡華族並非中國華僑的立場。

《給阿嬤的情書》上映後，在社群媒體平台或媒體專欄評論裡，再次出現了有關中國是否是馬來西亞華人「祖國」的討論，甚至批判新加坡「數典忘祖」，華社持續陷入這些國族認同爭議。

或許李光耀父子的「表態」值得我國華社反思，為何多年來並沒有華裔政治人物或華團領袖去公開提醒，我們這一代的華人不應再以「華僑」的心態去面對中國？

最後，對於《給阿嬤的情書》這影視作品本質上是不是統戰片，這答案為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視角與侷限。

筆者認為，或許導演在創作上並沒有統戰或太多釋放政治訊號的企圖，但隨著該片在中國成為現象級電影，就以僑務統戰部門的職責而言，在貫徹中央「講好中國故事」的職責上，必須有所作為。不過不能不提的是，《給阿嬤的情書》的製片人羅展宏確實曾公開感謝統戰部對電影的支持。

無論如何，這部電影已成功引起「海外華僑華人」的激烈討論，並和中國媒體對新加坡媒體的強烈反應產生「共鳴」，以及固化對「血緣」與「根」的認同，這種站在「統一戰線」的現象，其實對有關部門來說，已交出了亮眼的工作成績。

杜晉軒	畢業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新聞系，目前旅居台灣從事媒體工作，正研究台灣戒嚴時期遭政治迫害的東南亞華人的故事。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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