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文化政策2.0似乎比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更包容、更與時俱進，第二與第四項原則正符合彰顯馬華文化主體性的時機。大馬長期被種族政治與宗教問題所困擾，政策的執行常常因官僚的阻礙而出現陽奉陰違的現象。面對這種情況，華社已習以爲常，進而發展出一套自尋出路的方法，美其名曰自力更生。族群文化發展被邊緣化，華社便發起「全國華人文化節」，截至2024年已辦了卅九屆。華社鮮少主動向政府徵求撥款，其中原由當然很多，或溝通語言不通暢，或官僚阻攔，乃至手續繁瑣。如今朝政已更替，華團應改變策略與思維，主動爭取把本土馬華文化納入國家文化主流之中。
文／莊華興
上世紀下半葉，隨著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國與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往來使人口的跨界流動成爲一種新態勢。全球化使大馬華人逐漸把獨立以來追求文化主體的執念視爲不那麽緊要。1991年，作協主席雲里風率團訪華，開啓了馬中兩國民間互訪的先例，此後華團領袖陸續携團到大陸進行訪問與交流，更多中國元素流入大馬，馬華文化主體開始日漸稀釋、模糊，目前更有一種「海内外華人」的説法在各社交平臺廣泛且頻密使用著。馬華文化主體性問題再次浮現。
華人社會開始關心文化問題始於上世紀80年代，華團和華文報均紛紛舉辦講座會及研討會，探討華人文化問題。1983年3月27日，十五華團聯合於檳城召開全國華人文化大會。十五華團華人文化備忘錄便於是年三月底呈交文青體育部，同時與部長就華人文化地位問題舉行對話。惟文青體育部部長重申塑造國家文化的三大原則不容改變，時任文青體育部部長正是當今首相安華伊布拉欣。緊接著於同年12月11日，星洲日報及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合會聯合主辦「馬來西亞文化問題講座會」。這講座會雖冠以「馬來西亞文化」之名，實則討論「馬華族群文化問題」。馬華公會屬下的文化協會成立以後，也接連舉辦了數場經濟、教育與文化研討會。九0年代初亦有馬華文化之辯。三十餘年後，這種「機制」嘗試由隆雪華堂再度發起，於2017年推介「文化建議書」，惟華社毫無反應，圖了個寂寞。
國家文化政策與華人主體性
2021年，旅游、藝術與文化部推出「國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Negara，簡稱DAKEN），取代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Kebangsaan），惟其基本原則獲得延續。據報告書稱，新政策是因應當下文化發展而制定的，强調馬來西亞文化新論述，以形塑國家認同為宗旨。新政策是2018年大馬政局變天之後的產物，是在南希蘇克里（Nancy Shukri）任上起草的，相對於歷任文化部部長由巫統死硬派（hard core）掌管。國家文化政策2.0的四項原則分別是：
一、以聯邦憲法和國家原則為基礎
二、以本地人民的文化為核心
三、以優質文化及純粹的宗教實踐為核心
四、以多樣性的表達與文化遺產的可持續性為主軸
▲旅遊、藝術及文化部長拿督斯里南希蘇克里（中）出席2021年國家文化政策推介儀式。（圖/南洋商報）
值得注意的是，國家文化政策2.0似乎比1971年國家文化政策更包容、更與時俱進，第二與第四項原則正符合彰顯馬華文化主體性的時機。大馬長期被種族政治與宗教問題所困擾，政策的執行常常因官僚的阻礙而出現陽奉陰違的現象。面對這種情況，華社已習以爲常，進而發展出一套自尋出路的方法，美其名曰自力更生。族群文化發展被邊緣化，華社便發起「全國華人文化節」，截至2024年已辦了卅九屆。華社鮮少主動向政府徵求撥款，其中原由當然很多，或溝通語言不通暢，或官僚阻攔，乃至手續繁瑣。如今朝政已更替，華團應改變策略與思維，主動爭取把本土馬華文化納入國家文化主流之中。
▲第33屆全國華人文化節由隆雪中華大會堂主辦，以「承先啟後，多元共生」（Warisan Berzaman, Hidup Berbilang）為主題。
文化一體化的隱憂
近年東方大國崛起，給大馬華人文化帶來的衝擊尤其顯著。首先，中影視娛樂及社媒平臺占據國内市場。在潛移默化下大部分年輕人跟隨時潮，原來發揮反思力量的評論界已消失，這些都構成如今迷茫的現狀。或許有人認爲現在談文化主體是無中生有的偽命題，大中華的崛起已是既成事實，沒有必要再為文化問題操心。
事實並非如此，自百多年前先民大批移民南洋，掀開了嶄新的華人史篇章，這段歷史只有愈走愈遠離祖源地文化，此乃文化自然發展的規律。十八世紀以前下南洋的先民有些已歸化得頗為徹底，剩餘的只有部分保留華人文化的土生華人群體。十八、十九世紀的新客移民又翻開了移民史新頁，北方在二十世紀初至三十年代的動蕩，近乎使南洋華人文化回溯祖源地。然而，戰後的脫殖與獨立運動促使華人深切思考政治身分與文化歸屬的問題。
在文藝界便有馬華文藝屬性的爭論。身分屬性的改變也使語言表述形式發生變化，翻開建國前後的馬華文藝作品，不難找到這些痕跡。彼時作家們有意識地在踐行語言試驗，建國前後的馬華文學作品特色恰恰在於其語言。新馬華語甚至影響了當時香港南下的作家劉以鬯、力匡、黃崖等，更甭説被視爲寫實主義作家如苗秀、趙戎、姚紫、韋暈等。由此可見，新馬華人有意朝耕耘本土語言的方向邁進，或如李永平所言，他們在尋找馬華語言，嘗試真誠創作。此外，有意識耕耘本土性的也包括繪畫界，蕉風椰雨取代了空靈山水或簑翁勁松。惜乎這些嘗試不獲得後人重視與經驗的總結。
某些觀念如革命、階級、集體主義等，都跟大馬華人自清末南遷以後的經驗截然不同。馬華文化上接中華老帝國文化傳統，中間越過1949年迄今的經驗，反而與西式民主生活接軌。這一點認知對吾人瞭解大馬華人文化認同至關重要。百年以來，即便大馬華人曾受祖源地某些因素影響，譬如1920年代以降短暫受國際激進主義及抗戰時期受中國民族主義影響，但新馬華人對意識形態的認知，即便到今天依然有限。
二戰後，馬華文化意識萌芽，自林連玉先生挺身捍衛華文教育那一刻起，族群的文化主體意識始終在掙扎求存，大馬華人追求與維護的是民族文化教育權，與當下洶湧澎湃的民族復興話語毫無干係。當年以林連玉為代表的教總與馬華公會走的不同道路足以説明這點。這種差異常使人們無法辨別甚至無法自洽，因而輕易被民族主義論者説服。辨別我方與他者，文化主體性是最大的公約數，無論是面對生養的祖國抑或遙遠的北國。
 莊華興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獨立研究員。研究專項：馬華文學與文教、華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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