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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和聲/華族認同歸屬——評介《歸屬之儀》一書

(來源:白瑨/左岸文化/Openbook閱讀誌

這是一本討論認同歸屬的書,認同的建構可以建立在多個基礎上,如原生性的種族與語言;資源競爭;社會禮俗;神聖性等。作者雖然探討了這四個認同因素,只是本書作者白瑨較偏重社會禮俗與神聖性,如宗教儀式。其實,就大馬華族而言,認同歸屬的主力是語文、教育以及表演文化,如舞獅與舞龍等,而不是宗教儀式。不少受過現代教育的華族,對民間宗教的一些活動是有意見的。即便是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華文知識分子也對此頗有微言,只是也應該看到這些被認為迷信與浪費的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消災解厄祈福求吉,也常帶有勸善懲惡的道德教化作用。


【文/孫和聲】

近年來,由於台灣政府推動新的南進政策,以及有更多新興學者關注起台灣與東南亞的歷史與文化聯系。台灣的出版界也出版了不少有關東南亞的專書,其中包括好幾本大馬作家的著作。如杜晉軒的《北漂台灣》與《血統的原罪》;白偉權的《拜別唐山》;莫家浩的《臆造南洋》及多位大馬作家的作品;此外,也翻譯了不少有關東南亞的專著。

二〇二三年,人類學者徐雨村也翻譯了加拿大人類學者白瑨(Jean DeBernardi)的《歸屬之儀:馬來西亞檳城華人社群的記憶、現代性與身份認同》(Rites of Belonging: Memory, Modernity and Identity in a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這是一本作者在檳城作實地調查研究所寫成的一本人類學專著,原書出版於二〇〇四年。本書共有八章,書名取自第四章:歸屬之儀:華人誓盟會黨的入會儀式。

所謂誓盟會黨(Sworn Brotherhoods)即一般所說的私會黨。英國人稱之為秘密會社,馬來文則稱之為Kongsi Gelap。在十九世紀,多數的馬來亞華族都直接或間接地參與了私會黨,這類志衛互助組織,以便獲得安全與福利;畢竟,當時的華族是在沒有中國政府保護的情況下到海外謀生;因此不得不自我組織起來,以便自求多福。

▲左圖為作者白瑨。(來源: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Openbook閱讀誌

在一八九〇年,私會黨被英殖民政府非法化之前,各類性質的華團(包括私會黨)都普遍採用公司這個名稱來自稱。在私會黨被非法化之後,華團便紛紛改用宗親會、同鄉會、會館、公會、公所等名詞這個用語。作者把私會黨稱為誓盟會黨,主因在於要突出這類組織是具有世界主義的跨階級、跨種族的異性兄弟組織,這類組織也見之於歐洲,如共濟會(Freemasons)。實則,書中便有一章討論誓盟會黨與共濟會的共性,如強調男性兄弟之間的友愛與忠誠。

在一八九〇年之前,英殖民官相對能接受私會黨的存在,主要考慮不僅是為了節省統治成本,以便讓華族自我管治,也因為殖民官中有不少是共濟會的成員;因此,對私會黨或多或少帶有一定程度的同情的理解與同理心。

英殖民官雖然採取以華治華的間接統治方式,卻不願意雇用華族當殖民政府的高階官員,其理由是英殖民官認為,華族的治理能力有問題,如容易以權謀私導致貪污腐敗,或不能公平對待不同的族群。而歐洲的官員則能大公無私的對待每個人。至於為何要培養馬來精英當政府公務員,其理由則是馬來亞是馬來族的土地,只要馬來族願意,英國人便有義務培養馬來精英成為公務員(見中文譯本第一百三十五頁);為此,英國人還在一九〇六年,在江沙設立了馬來學院(Kuala Kangsar Malay College),這是一個專門吸收馬來貴族子弟的寄宿英校。不少馬來精英,如現任首相安華便是江沙馬來學院的學生。

(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Malaysia/ECONOMIC HISTORY OF MALAYSIA

英國人的這種馬來亞是馬來族土地的想法與做法,便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馬來族從政,華族從商的族群分工體制。在一九四六年,英殖民政府曾經提出所有族群都享有平等公民權的建議。主因在於,日本占領馬來亞時期,華族抗日有功;遺憾的是當時主流華社,反應並不熱烈,而馬來人卻激烈反對,其後果之一就是這個平等公民權的建議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馬來族特殊地位被寫入憲法。這個特殊地位便包括了馬來族對成為公務員有特別優待。綜合各方資料來看,到了二〇二四年的今天,馬來族在公民人口中的佔比雖然只有57%,其公務員的佔比卻高達約77%;其他的各族占比是東馬土族佔約13%,華族佔約6%(其中有很高比例是華小與華中的教職人員);印度族則佔約4% 。

本書主要是一本華族的社會組織、民間宗教和民間信仰的專著。作者對私會黨的描述較多,特別是有關新丁入會儀式的敘述。作者特別強調,這個富有神秘感的入會儀式,有助於強化私會黨領導層權威的神聖性,以及新丁對會黨的認同強度,即所謂的歸屬之儀。至於華族的民間宗教與民間信仰活動,由於是傳承社會記憶與族群特性的載體,當然也是歸屬之儀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活動,殖民官員多認為並不是正信(如佛教)或帶有迷信色彩的活動。如不少殖民官員認為,華族雖然刻苦耐勞和積極賺錢,卻常大手大腳鋪張於許多節慶,擺設豐富的供品,或常在公共場所和街道舉辦大規模的節慶活動,以至於妨礙公共秩序。

作者認為華族的大規模節慶活動帶有以下的生活特征:首先是華族本是官本位社會的移民。但是,其社會精英不能在殖民政府中當高官。因此,不少發達致富的富豪為了顯示其社會榮耀和地位的自豪感,而支持大規模的活動;其次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節日活動也帶有不同的社會含義。如在一九七〇和一九八〇年代,馬華公會與民政黨發動華族大團結運動,便在如中元節慶來促進華族團結。再其次是,華族也在九皇爺慶祝中借以展示華族的力量,以對抗上升中的馬來霸權等。同時,也借用這些節慶活動來團結複雜多元的華族。

(來源:白瑨/左岸文化/Openbook閱讀誌

這是一本討論認同歸屬的書,認同的建構可以建立在多個基礎上,如原生性的種族與語言;資源競爭;社會禮俗;神聖性等。作者雖然探討了這四個認同因素,只是本書作者較偏重社會禮俗與神聖性,如宗教儀式。其實,就大馬華族而言,認同歸屬的主力是語文、教育以及表演文化,如舞獅與舞龍等,而不是宗教儀式。不少受過現代教育的華族,對民間宗教的一些活動是有意見的,如伍連德醫生便認為,華族的一些求簽、占卜、神靈附身等是不可思議的。即便是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華文知識分子也對此頗有微言,只是也應該看到這些被認為迷信與浪費的活動,不僅僅是為了消災解厄祈福求吉,也常帶有勸善懲惡的道德教化作用。

儘管本書是討論華族認同歸屬的課題,卻相對忽略了華教運動而沒有專章討論。其實,華教運動也產生了新創傳統與儀式,如祭拜族魂林連玉先生,或慶祝華教節等。大馬華族甚至創造了二十四節令鼓等;此外,作者也沒有探討華族認同轉向的課題,如從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的從僑民轉向公民的本土化認同轉向。

儘管如此,本書不失為一本難得的檳城華族宗教文化史的專注。更值得一提的是,譯者徐雨村還為本書編了一個檳城華人文化史的一覽表,方便讀者了解檳城華人文化的演變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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