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五年馬來西亞的289宗死刑案當中，就有80宗逆轉了高庭判決。如果有人認為有更多的上訴機會將減少誤判，其實不然。上訴到最高法院的判決，20宗案件中有一半推翻上訴庭的決定，更有其中3宗從高庭到最高法院判決翻轉了兩次。誰有信心認定司法誤判一定止於最高法院？國家殺人是社會不能承受之輕，因為殺人本來就不是正義，殺錯人更是罪孽。如果一種交通工具大約有三成致命機會，你還要不要搭乘？
【文／林志翰】
自从10月10日國際反死刑日，首相署部長劉偉強宣佈政府將廢除所有罪行的死刑懲罰後，民間反彈頗大，幾乎六至八成的媒體受訪者反對廢死，有人甚至要求公投決定死刑存廢。
生命權為基本人權，是不可剝奪的普世權利。這就是為何殺人是侵犯人權的罪恶，應受法律嚴辦制裁。但同時說明就算有公投機制，國家也不應該針對人權課題公投，多數暴力不能成為正義的憑據。
以國家名義合法殺人？
既然殺人違法，為何國家殺人又可以變成合法、正義的事？時任首相署部長納茲里（Nazri Aziz）曾在2010年一場研討會表示：「如果奪走一人性命是錯的，政府也不應該這麼做」。馬來西亞邁向廢死國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朝政府多年前已認真探討人權進步政策，國會更在去年11月通過修改販毒強制死刑的條文。當時的在野黨不僅支持修法，還把廢除死刑納入競選宣言，可惜反對廢死的民眾未必留意。
死刑能否有效嚇阻犯罪？即使連反對廢死最力的評論人都沒有明確答案，反而強調死刑是罪有應得的懲罰。要遏制犯罪首先需有效執法，被告獲得公平審訊，罪成才被接受制裁懲罰。但為何懲罰不可以是死刑？因為這是無法逆轉的懲罰，一旦執行後若判決有誤，無法挽回失去的生命。臺灣的江國慶案就是著名例子。
正義是否得通過殺戮才能彰顯？能不能「寧枉勿縱」？有人認為，只要警方認真辦案、司法改革確保公平審訊，應可摒除冤案失誤吧？可是，每宗案件真的可能有公平審判嗎？刑求、貪污、專業翻譯匱乏、偽證、呈堂證據矛盾、司法界人士的專業態度等人為因素隨時存在，誰能確保絕無司法誤判？
死刑案與司法誤判
數據會說話，如果有人以為馬來西亞司法誤判率低，其實非也。以下我簡單分享即將發佈的研究報告。我與研究團隊從網上的主要法律資料庫搜尋、檢閱、分析過去五年國內上訴庭和最高法院的司法審判書面判詞記錄，發現在289宗死刑案件當中，就有80宗（27.7%）逆轉了高庭判決（見表一）。修改判決，意味著原先的判決在事實或法理層面不正確，就表示有誤判。
如果有人認為有更多的上訴機會將減少誤判，其實不然。我們接著分析上訴到最高法院的判決，從僅有尋獲的20宗案件中發現就有一半推翻上訴庭的決定，更有其中3宗從高庭到最高法院判決翻轉了兩次。那麼，誰有信心認定司法誤判一定止於最高法院？即使是政治案件，安華兩次雞姦案也不是在最高法院仍判有罪？慶幸的是該「罪行」的刑罰不是死刑。
我們也發現，上訴庭針對不同州屬的高庭判決也有不一致的修正比率。檳州與吉打雖為毗鄰，但高庭的誤判率分別是42.9%和19%，差別有23.9%。換句話說，若被告在檳州審訊，比起吉打，有大概四分之一較高的誤判機會。
判決有差別待遇風險
至於性別，我們發現女性被告在販毒案件，明顯比男性被告更易被判罪成（維持判決機率74% ：64%）。若種族膚色、國籍檢視，我們認為誤判的差別待遇，除了審訊過程中呈堂證據的強弱，還有很多構成對弱勢群體抗辯不利的社會因素。被審判的非本國籍被告，83.5%皆與運毒有關，明顯比馬來西亞籍被告更難逃死刑。相較於馬來裔和印裔，非本國籍推翻死刑判決的機會大約少了一半（見表二）。影響判決的社會因素包括無法聘請優秀辯護律師（不是每個外籍人士都能請到哥賓星）、不少來自非洲的被告因語言不通但法庭缺乏合格的翻譯，加上販毒罪成從前是強制死刑，擁毒超過特定份量就算是販毒的表面證據，很容易被栽贓藏毒成冤案。
印裔與馬來裔在謀殺案的翻案率，前者明顯比後者相差逾10%。有者或認為馬來裔被告案件的判決較多失誤，又或者是因為印裔被告一般來自低下階層，在某些人的刻板印象中比較「暴力」？我無從解答，但表二正說明司法判決可能存在差別待遇的風險。如果說因國籍或膚色不同，導致被誤判的機率更高，甚至剝奪性命，還能算是正義嗎？
回到27.7%的誤判率，如果一種交通工具大約有三成致命機會，你還要不要搭乘？國家殺人是社會不能承受之輕，因為殺人本來就不是正義，殺錯人更是罪孽。
 林志翰 |
德國漢諾威醫學院感染生物學博士，群議社社員，目前為檳城研究院吉隆坡分院高級分析員，關心環保與社會正義課題，支持國內民主政治改革，主要政策研究為公共醫療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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