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Semantic Scholar）

傳教士無論在中國或星馬，建立了引人注目的教堂、教會學校、學院、醫院和其他機構，學者對傳教擴張仍然未予足夠的重視，費正清批評道這只能繼續表明史學界的同行缺乏一定的遠見。莊欽永與蘇精等學者為海外華人史研究展現使用傳教會檔案文獻的豐碩成果，或可鼓舞眾學者善用外國檔案在各自研究領域有所拓展。

【文／黃欣怡】

本地學者在處理十九世紀時期的馬來亞華文教育，似乎一直停滯在尋找最早開辦的華文學校。華教起源論獲得廣泛關注與討論，自有因社會環境的心理感召引發的身份危機意識，必須以尋找一所具體的華校來說明華文教育的源遠流長。然若一直圍繞在相關議題的辯論與整理，以為推進了學術論見，其實並未有新見。二〇一九年大馬華社迎來華文教育兩百週年紀念盛典，《林連玉紀念館通訊》（2019年6月）邀請學者聚焦於五福書院創校年份及書院性質的論爭作出回應，除了王琛發談五福堂的論文，其他學者相互引述各家說法後闡明自己立場，是明顯的例子。在華教情感上，學者以正本清源式的馬華教育史溯源考為急務；在方法上，學者相互以顏清湟、鄭良樹等權威學者的考證立論為捷徑。儘管顏清湟引述米憐牧師的記載「一八一五年間馬六甲有三間華文學校」，說明是「無法確定」、「大約」、「合理推測」、「臆度」【註一】，語句充滿不確定性，眾學者還是爭相引用。本地華教研究視野與方法無法推進，更在於忽略／無視傳教會留下來的檔案文獻以及學者利用該批檔案譜寫的學術成果。

用傳教會檔案研究星馬華人史，路徑並不新。新加坡學者莊欽永於一九八〇年代撰寫華人史課題，早已發現這麼多年來歷史學家挖掘出來的中文史料利用殆盡，若要在這個研究議題上有突破，就應該使用外語檔案文獻。【註二】於是莊欽永參考倫敦會傳教士（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及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檔案，撰寫一八一九年至一八四四年新加坡的華文學堂開辦。文章自二〇〇二年發表後，這麼多年來，繼莊欽永後使用傳教士檔案書寫新加坡華文教育的，是蘇精於二〇一〇年出版的《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蘇精在是著註腳說，目前只有莊欽永使用英美檔案文獻。可見數十年來甚至於今，本地華人史依舊未能使用傳教會檔案擴充几乎已被使用罄尽的書寫材料。在莊欽永與蘇精之前，則有英國學者布萊恩·哈里遜（Brian Harrison）於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學術著作“Waiting for China: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 1818—1843,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Missions”（《等待中國：1818至1843年的馬六甲英華書院及其19世紀初期的任務》）。兩位學者顯然在這基礎上有所拓展，於顯赫有名的馬六甲英華書院外，探究新加坡十九世紀英美傳教會的辦學情況。

（來源：東方日報）

上述談及以尋找「華文教育第一把火炬」回應華社關注華教的情緒，同樣發生在建國時期的星加坡。星馬華教史研究相繼發生碑文誤讀事件，鄺國祥「五福書院」說（一九五四年）以及陳育崧「崇文閣是新加坡第一間華校」（一九七二年）的說法長期主導兩個地方的華教論述。莊欽永〈崇文閣非華校考辨〉修正了前人未經嚴格考證的論述，並使用外國檔案豐富了十九世紀早期華文教育的書寫；相較之下，馬來西亞早期華教史書寫園地始終貧瘠。大量使用外國檔案書寫中國基督教史的臺灣清華大學學者蘇精，即說明了新加坡教育史和教會史簡略不明現象的原因：「忽略了基督教傳教會留下的史料，即難以避免過於簡略闕誤的後果。」【註三】

「就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而言，新教傳教士仍然是研究得最少，但又最為重要的角色。」【註四】一九七〇年代，費正清參與發起「美國在華新傳教士」及「基督教在中國——早期新教傳教士作品研究」時說明美國學者的傳教士研究近況。費正清同時指出，傳教士對當地人生活滲透最深入，介入地方事務；為了維持國內贊助者的支持，全面地向西方公眾報告當地的情況，留下卷帙浩繁的報告記錄。然傳教士課題長期被美國歷史學家忽略，在於檔案資料太多，經過搜集、鑑別和整理過的太少；其次則是對難以抓摸的文化往來問題進行解釋。「合理地假設晚清文化與西方文化顯然是毫無關係的，……這不會使我們的研究有多少進展。」倘若我們也合理地假設星馬華文教育起源與傳教士開辦的學堂是截然兩個不同的實體，毫不關聯，這等同於關上了一扇推進十九世紀華教研究的門。

（來源：馬來西亞華人博物館）

學者未能以客觀的學術眼界使用宗教資料檔案開拓研究範圍，似乎極為普遍。劉計峰新著《族群身份與跨國網路——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基督徒研究》道出了海外華人研究現象的偏頗：學者以儒釋道和民間信仰為主流，基督教則被忽視，「這多少緣於一度流行的理論共識，即皈依基督教意味著對中華文化的偏離。一個典型認知是，皈依基督教雖不必然傷害華人性，但基督教終歸不屬於中華傳統。」【註五】華教起源論主導的學術研究，多少反映十九世紀初期傳教會開辦的華文學堂不屬華文學校的「正統」範疇，在於帶有宗教性質的華文學堂無法象徵中華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的「延續」。

其次，本地學者相互轉引中文文獻，未查看外國檔案，於是以為傳教士開辦的學堂皆以傳教士學習中文、推展福音的宣揚工作為首，無視倫敦與美國傳教會開創性的開辦各語言學堂與女子學校。一八一四年至一八四三年撤離到中國前，倫敦會與美部會傳教士開創了各語言學堂與女子學校：包括了馬來學堂、馬來女子學校、福建語學堂、廣東語學堂、華人女子成人學校、女子寄宿學校、印度學堂等類。課程難以避免的包含聖經閱讀、禮拜與宗教輔導活動，結合宗教與科學的教學方式亦包含了數學、地理與歷史；技術課程則有歌唱課、勞作課、華文印刷廠刻工實習及為女孩提供的裁縫課，教材以中國傳統讀物與傳教士自編的科學讀物為主。英美傳教士在新加坡、馬六甲與檳榔嶼辦學面對很多困境，包括學生與師資來源問題、學期末輟學率極高、方言、馬來文及華文等語言問題，以及傳教士普遍上身兼多職，在印刷傳教讀物、傳教、醫療及教育領域均有任務，無暇分身。學堂開辦往往在傳教士離職、病倒或離世後停辦，傳教尤以未有當地人轉教而宣告失敗，但又不盡然完全對當地社區未有深遠影響。一名遊客路過新加坡看見傳教士辦學情況，其佳評或可說明當地孩童收穫的教育成果：「這些學生都寫得一手漂亮的中英文，在算術、地理、地球儀的使用和通史方面也頗為擅長，馬六甲農民的兒子顯然獲得中國皇帝兒子無法獲得的教育。」【註六】莊欽永認為這番說辭或許有點誇張，但相較於晚清帝皇、官員與學者缺乏世界地理的知識與視野，星馬孩童在傳教士開辦的學堂或許比清朝官員獲得更豐厚的西方知識。

傳教士無論在中國或星馬，建立了引人注目的教堂、教會學校、學院、醫院和其他機構，學者對傳教擴張仍然未予足夠的重視，費正清批評道這只能繼續表明史學界的同行缺乏一定的遠見。莊欽永與蘇精等學者為海外華人史研究展現使用傳教會檔案文獻的豐碩成果，或可鼓舞眾學者善用外國檔案在各自研究領域有所拓展。至少對一個年輕學人而言，它讓我怦然心動。

【註解】

一、顏清湟： 〈戰前新馬閩人教育〉，《海外華人史研究》（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1992），頁283。

二、莊欽永：〈馬六甲華人甲必丹曾應葵：歷史遺忘了三個世紀的人物〉，《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學刊》第18—19期（2016），頁4。

三、蘇精：《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新竹：清大出版社，2010年），頁173。

四、費正清撰，杜繼東譯，陶文釧校：〈新傳教士著作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陶文釧編選：《費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頁236。

五、劉計峰：《族群身份與跨國網路——馬來西亞砂拉越華人基督徒研究》（新北：臺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2023年），頁xi。

六、莊欽永：“Reverend Ira Tracy（1806—1875）：A Biographical Sketch”（〈帝禮士牧師（1806—1875）傳略〉），《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14／2015），頁53。

黃欣怡	校史專案執行員、瑪拉工藝大學講師。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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