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he Merdeka Times）

法令終究有侷限，譬如只能處理已成燎原野火的案例，卻不能拔走暗中生長的秧苗。許多人都說教育很重要，但在這個抖音世代，教育越來越難發揮原有大家所期待的傳統角色。筆者認為開明派公民社會有必要通過社交媒體，涓滴滲透式地展開對話，讓己方的論述佔有一席之地，才不至於讓輿論場全面右傾。

【文／林蕙穎】

廢除《煽動法令》是公民社會長期以來爭取的目標，該訴求也曾被希望聯盟列入競選宣言。不過，首相署（法律及體制改革）部長阿莎麗娜（Azalina Othman Said）在二〇二三年七月杪時指出，內閣已同意檢討《1948年煽動法令》，但該法案的功能將被限縮在保護王室免受挑釁；至於種族和宗教挑釁的部分，則將草擬國家和諧與團結的新法案予以約束。

儘管團結政府不廢除《煽動法令》的決定令部分公民社會失望，但前下議院議長阿里夫（Mohamad Ariff Md Yusof）在二〇二三年八月中指出，基於目前的事態發展，曾經支持廢除《煽動法令》的他已轉為支持不完全廢除該法令，而是修法因應當前狀況。他也強調，「切勿廢除任何法令而沒有任何替代」。

筆者認同阿里夫的這個說法。許多國家就算沒有《煽動法令》，但也設有針對預防種族衝突、維持社會秩序的法律。比如英國就是用《公共秩序法》第3部分及《2006年種族及宗教仇恨法》予以對付。筆者過去採訪時任律師公會主席梁肇富時，曾詢問他廢除《煽動法令》後究竟要如何對付發表種族、宗教言論者；他認為除非是鼓動暴力（incitement of violence），否則其他種族、宗教相關的言論都應該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不過，筆者認為種族宗教言論仍需要管制，而梁肇富當年主張的約束目前看來太寬鬆，畢竟TikTok上有許多短影音都是用非常隱晦的方式發表種族宗教言論，等到野火燎原時為時已晚。

（來源：Hari Anggara／Malay Mail）

我國現有《煽動法令》最為人詬病之處，就是法條寫得不清楚。筆者嘗試在此文中，對比馬來西亞的《煽動法令》，以及英國皇家檢控署在網站上公開的《種族主義及宗教仇恨犯罪檢控指南》，作為未來修法與判決的參考方向。

首先，我國《煽動法令》的第3（1）（a）至（f）條文闡明可能含有「煽動傾向」的情況，如下：
（a）挑起對政府的仇恨或蔑視，或挑起對任何統治者或政府的不忠誠情感；
（b）煽動人民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王室；
（c）挑起對聯邦或各州司法制度的仇恨、蔑視或不忠誠情感；
（d）挑起國家元首或任何周元首的臣民的不滿或不忠誠情感；
（e）煽動不同種族或群體之間的惡意和敵意情緒；
（f）質疑受聯邦憲法第3部分或第152、153、181條所保護的任何事項、權利、地位、地位、特權或主權。

雖然該條文寫了很多項，但每一項都沒有具體的狀況，或是基於何種原則及精神判定是否屬於「仇恨」、「不忠誠情感」，人民只能誠惶誠恐不要踩線，而這樣的做法，無論對民主的健康成長還是自由的言論空間都相當不利。

（來源：Terence Tang／Malaysiakini）

不過，英國皇家檢控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的《種族主義及宗教仇恨犯罪檢控指南》（Racist and Religious Hate Crime – Prosecution Guidance）則極為清楚地闡明具體情況，除了讓檢控清楚執法原則，也讓人民理解何種行為屬於觸法。筆者節錄「事件」及「肇事者」兩個主要項目：

（1）事件（Incident）
—是否使用針對種族、國籍或宗教使用貶損性字眼（包括種姓、改教，或無神論者）？
—是否為連續性攻擊？
—是否涉及過度的暴力？
—是否涉及虐待、侮辱或貶低人格的行為？
—事件是否發生在與特定種族或宗教有關的的特定社區；或者事件是否是因應某個特定種族、國籍或宗教的特定節日、嘉年華會或宗教儀式而發生？

（2）肇事者（Perpetrators）
—肇事者是否基於受害者的種族或宗教而表現出敵意？
—肇事者是否曾涉及相關事件、表現出敵意或有出現反社會行為？
—若有，上次事件的性質和地點是什麼？
—事件的嚴重性和頻率是否有增加？
—機會主義式的冒犯是否已系統性且頻繁地鎖定目標？
—現場旁觀者是否扮演任何角色？
—是否有複數的造勢者包庇或鼓勵，甚至是拍照或錄影？
—是否有任何能證明這並非因為種族或宗教而程度更嚴重的犯罪？

（來源：Getty Images／The Independent）

若以英國的標準來回顧我國過去數年在《煽動法令》下的提控，批評政府在試圖以疫情為由不召開國會，甚至是在喜來登事件時期批評組織政府的方式，都不應該被列為煽動。或許法律條文無法寫得跟英國皇家檢控署的指南那麼清楚，但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做出讓條文更清楚的努力，或至少效仿寫出類似的指南公佈在網絡上，供民眾參考。

不過，立法仍然只是社會上處理種族和宗教言論的其中一環，筆者認為光是立法還是有兩層憂慮。第一就是緩不濟急，畢竟阿莎麗娜的談話較多觸及《煽動法令》範圍限縮至保護王室的部分，但對於另立新法保護種族及宗教關係卻甚少著墨。另立新法往往需要更長的一段時間研究，在這段「法案空窗期」，種族．宗教言論難以受到對付，法令出台時可能為時已晚。

最後，法令終究有侷限，譬如只能處理已成燎原野火的案例，卻不能拔走暗中生長的秧苗。許多人都說教育很重要，但在這個抖音世代，教育越來越難發揮原有大家所期待的傳統角色。筆者認為開明派公民社會有必要通過社交媒體，涓滴滲透式地展開對話，讓己方的論述佔有一席之地，才不至於讓輿論場全面右傾。

林蕙穎	台灣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日本同志社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畢業。前政治線新聞記者，研究興趣為社會運動及田野調查。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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