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行宵禁後，肅殺氛圍下的吉隆坡街道渺無人跡。（來源：New Straits Times）

在這承認統考、立二戰紀念碑也得顧慮馬來人感受的國度，太多的重大公共記憶都沿種族分界綫裂開——二戰時日軍的南侵、屠殺華人，馬共的抗英反殖，都和五一三事件一樣有嚴重的種族傾斜度。這批口述證言數量並不多，但得來不易。從這些有限的被說出的故事，我們仍可以看到一種恐怖的現場感。五一三檔案長期不解密，一日真相未明，這國家就談不上成熟。遲早有一天，要有人給這些遇害者一個公道，要給家屬一個交代：由政府出面的真相調查，還受難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合乎歷史事實的說法，起碼的正義，樹立紀念碑，讓受難超越個人、家庭層次，公共化，經由集體哀悼，方可能漸漸撫平。

【文／黃錦樹】

由「五一三事件口述歷史小組」製作整理出版的《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叙事》在各方面都是個創舉，因爲五一三事件一直以來在學術上幾乎是不可觸的，口述史在大馬也還是個相對陌生的形式。雖然事情已過了五十年――馬來西亞這年輕的國家只比它大幾歲——反諷的是，對華人而言，在馬來西亞這東亞冷戰格局下拼凑起來的民族國家裡，五一三可能是比八三一更令國民印象深刻的數字，那是最刻骨銘心的社會記憶。不幸的是，在大馬，它一直以來還是最有用的政治禁忌。「當心重演五一三！」迄今還是這國家最有力的政治恐嚇，時不時會從政客的嘴巴冒出。

事情的成因總是多元决定，從馬來權貴間的權力鬥爭、到底層華巫間的磨擦，馬來政客的組織性動員，馬共——但這最後一說已證實是胡說八道。從五一三事件之後大馬政府的種種舉措來看，它甚至可以說是大馬種族政治的基石，合法性的來源。堂而皇之施行種族國打制的新經濟政策，獨尊馬來文的國家文化，敏感問題，內安法令……長期以來「一個種族比另一個種族更爲平等」似乎已是這動物農莊似的國家自明的現實。沒有階級問題、沒有貧富差距，只有要命的種族。

種族界綫裂開公共記憶

在這承認統考、立二戰紀念碑也得顧慮馬來人感受的國度，太多的重大公共記憶都沿種族分界綫裂開——二戰時日軍的南侵、屠殺華人，馬共的抗英反殖，都和五一三事件一樣有嚴重的種族傾斜度。

這批口述證言數量並不多，但得來不易。畢竟回憶重大傷害如同撕開已結痂的傷口，因此採集受害家屬的證言本身面臨嚴峻的倫理考驗。大多數人的心情應都接近這段口述，「由於非常傷心，我極少向旁人及自己的子女提起這段五一三往事；就算是自己的子女，也沒有聽我詳細叙述這段往事，因爲提起來還有什麽用？只是讓我覺得傷心而已。過了就算了。」（〈蔡美床弟弟口述〉）別再提起。說出來有什麽用？不過是徒增傷心而已。從選擇沉默到訴說，需要不同的認識飛躍，極少數受訪者意識到這個人的苦痛有超越個人的意義，那是一份對歷史承擔的覺悟。如〈黃永發口述〉：「一下子就四十八年了。我們講了也於事無補。但是如果再不說，歷史就沒有了。」非常難得：「這些年來，我一直都在等著有人找上我們，讓我們說出我們的故事。」（〈何家燕大弟口述〉）

爲何說？爲何不說？這都涉及說故事的倫理，及個人對歷史的責任。因爲未曾經歷者沒有權力做證言。

從這些有限的被說出的故事，我們仍可以看到一種恐怖的現場感（「我就在現場，到現在我還聞到血的味道。你知道血的味道是怎樣的嗎？（馬大新生Ｒ先生的證言）」），那是選擇沉默的人不願再去面對的，也是親歷其境的人長年受困的那個當下，那個幽靈般徘徊不去的死亡現場：

到處都是無頭屍，誰也不知道哪個頭是屬於哪個屍身的。那個場景真的讓人難受，我永遠都不想再看到。（〈馬來軍人b先生〉）

我一直都沒有去拜我的哥哥，因爲我媽媽生前一直說，雙溪毛糯墓園那里冤氣很重，她怕去了一次後，有百多個鬼魂跟著我們回家。（建築工林金展大弟口述）

我媽媽後來找人問米。我大哥的鬼魂說，每次祭拜時，他都因爲我媽媽不停哭泣而沒有辦法吃下祭品。（林金展妹妹口述）

醫院的屍體太多，他們被臨時調回來幫忙處理屍體，包白布和編碼。每個屍體都有一組號碼，包上白布後就像鹹魚那樣，一條一條丟上羅里，全部載去雙溪毛糯。（〈方桂芳的最後一場電影〉）

▲位於雪蘭莪州雙溪毛糯鎮（Sungai Buloh）的五一三事件罹難者墓園。（來源：梁友瑄）

創傷未癒幽靈不斷重返

死難者的相簿，屍體、血，哭聲、墳墓、甚至鬼魂，反覆出現的、家族相似的的死亡意象。這些生動的、惡夢般的鮮明意象、富含情感强度的細節，並非來自文學上的虛構，高超的文學想像【註】，而是來源於生活中的灾難。來自一個個被毀掉的家庭，走下坡的生活，曾經有過的幸福，無可挽回的遺憾，生命的傷口。即便不願再提起，選擇沉默，那作爲創傷後遺症之症狀顯現的意象的幽靈還是會不斷地重返，像根病枝那樣持續活在生命裡，直到盡頭。那是痛苦的秘密，悲傷的秘密。因此期盼能有更多公開的證言，那是走向療愈的第一步。

檔案的長期不解密，讓它始終帶著秘密的意味。那樣的狀態，應該是對有權解密的當權者有利的。在大馬，它一直是有用的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也許，真相會比已知的說法更爲不堪，更不利這國家的「進步」、「發展」？那都不得而知，但一日真相未明，這國家就談不上成熟。

甘榜峇魯黃家受難者的「要一個公道，要一個說法」的要求可說是基本的國民權利：

遲早有一天，要有人給這些遇害者一個公道，要給家屬一個交代；即使我有生之年看不到，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可以幫我要一個公道，要一個說法。

應該由政府出面的真相調查，還受難者及其家屬一個公道，合乎歷史事實的說法，起碼的正義（即便是遲來的），樹立紀念碑，讓受難超越個人、家庭層次，公共化，經由集體哀悼，方可能漸漸撫平。否則，那些無辜的受難者就像是不知道被送上什麽殘酷儀式之祭壇的替罪羊，不知爲何而犧牲，此恨綿綿無絕期。

2019/8/31 埔里

【註】這方面，馬華文學長期以來無能爲力。即便是最自詡能「反映現實」的馬華現實主義，離這真正需要「反映」的現實也非常遙遠。反之，單是這幾則證言的文學力量就相當可觀。

※ 本文是作者為《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敘事》（雪蘭莪：文運出版社，2020年5月）所撰之推薦序。小標題為本刊所加。有興趣購閱者，請見文運出版社（Gerakbudaya）官網。

黃錦樹	1967年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1986年到臺灣留學。臺大中文系畢業，淡江中文所碩士，清華大學中文博士。1996年迄今任教於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曾獲多種文學獎。著有小說集《夢與豬與黎明》、《烏暗暝》、《刻背》、《土與火》、《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猶見扶餘》、《魚》、《雨》；散文集《焚燒》、《火笑了》；論文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謊言或真理的技藝》、《文與魂與體》、《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等。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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