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南洋學會）

馬華文學研究在方法上始終依賴文獻如書籍、雜誌與報章，文獻研究以外的方法並未拓展，田野調查幾乎被看做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專利，研究樣本未擴大至地方文獻如碑文、楹聯、契約等，以致錯失了可能的文本。作為移民社會，星馬華社留下的上述文獻是重要的文化歷史（文史）記錄，亦為文學史（文史）銘刻。因此，「文」與「史」無法輕易切分。早期星馬華僑華人研究，「文」 「史」的區別並不那麼顯著，南洋學會那批文人如郁達夫、許雲樵、林英強等兼治文史，文史互證，相得益彰。

【文／莊華興】

在中國文學與台灣文學研究中，文學寫作與地理、地誌、行政轄區之間的研究獲得很大程度的重視。譬如台灣文學研究不僅從歷史縱向進行深入探討，近年來更發展到細緻的文學地理與文學縣誌維度，產生了區域文學研究的特殊視角，構成了台灣文學史研究的多元話語。

對馬華文學而言，區域文學研究是一個陌生的概念。最早系統性從事馬華文學史研究的方修先生把馬華文學界定為新馬婆三邦華人以華文作為媒介語的寫作，地域分界並沒有特殊的人文意義，方修重視的是作品的新思想、新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方修討論馬華文學預設了馬來亞國家，國界成為馬華文學的邊界。國家獨立後，文學的地緣政治邊界獲得鞏固，區域文學在還未被充分認識前即被統一的國家——馬來亞所取代，華文文學被冠以馬來亞的，統稱為「馬來（西）亞華文文學」或「馬華文學」，而其他文學形式認知隨之退隱，其中包括區域文學與地域／地方文學。

中國學者曾大興對「區域」與「地域」作如下的區分：「區域」是人為劃分的，邊界清晰、內部自然人文特點不盡統一，而「地域」是自然形成的、邊界模糊的、內部自然和人文特色大體統一。（引自江河，2016.6.20）他同時舉例，「湖北文學」是區域文學，「荊楚文學」是地域文學。

另外一位中國學者李怡也認為：「區域文學」被視為一種地區性的文學概念，……這樣的地區卻主要是特定時期行政規劃或文化政治設計的結果，如內蒙古文學、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京津冀文學等，其內在的精神認同明顯弱於地域文學。（李怡，2011.01，64）不過，論者也發現：「區域」內部的文化特徵往往是異質的，尤其是那種由於行政或其他原因而經常變動，很難長期維持穩定的區域，其文化特征的異質性更明顯。（曾大興，2016）

若以行政規劃或文化政治設計為界定準則，整個馬華文學實際上就是區域文學（regional literature），行政規劃的區域是馬來（西）亞，在未出現國家之前，它的區域範圍是中國視角下的南洋。易言之，在戰前大中國視角下，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個區域文學，它的行政區域規劃先屬於國民政府的勢力轄區，一九三〇年代初共產黨人也參與爭奪。戰前的馬華區域文學的行政區規劃和「南洋」一詞所含括的範圍一樣，史學界都有不同的說法。無論如何，「南洋」作為南來文人相對最集中的地方，殆無疑義。是故，馬華文藝在早期又稱南洋文藝。其時，南來文人嘗試把南洋文藝歸為地方文學（literature of local writings），著力強調它的地域或地方特性。惟必須了解的是，此處的「地域」或「地方」應以「區域」概念來理解，即中國視野下衍生的文學寫作。這是戰前馬華區域文學的實際情況。

一九三四年，南洋的文藝發生一件大事。是年三月一日，中國南來作家廢名在《南洋商報·獅聲》發表《地方作家談》一文，引發爭議。首先，作者是以「地方作家」這個概念認可（作者的用詞是「承認」）馬來亞文藝，並呼籲要堅決反對以上海才有文藝的說法。他給「地方作家」的解釋是：凡是在某個地方努力文藝者，曾有文藝作品貢獻於某個地方者，無疑地我們應該承認他是一個某個地方的地方作家。……關於地方作家的地位這個問題，我以為最重要的，我們應該嚴正地說：地方作家應該讓他與文壇中心地的作家站著同樣無高低的地位！質言之，一個作家的地位應該視其作品所負之社會任務積極與否為轉移！再換言之，我們不應該盲目地重視以上海為中國文壇中心的中國文藝作家。我們也應該推崇馬來亞的地方作家！理由是，現代的文藝，已經不是個人茶餘酒後的消遣品，現代的文藝，雖都曉得應該是反映社會現實生活基調與動向的產物。（廢名，1934.3.1）

後來引發多篇辯駁與辯論文章，作者也作了回應。顯然，「地方作家」是相對於中國大陸以上海為文壇中心的「中國作家」。其時馬來亞仍屬殖民地，稱南洋作家為地方作家／地域作家顯然有與大陸內各個地方文學相提並論的意味。由於一九三〇年代共和國立國不久，民族與國家意識高漲，同時中國先後經歷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談地方文學自然是與時代以及人們的普遍心理——一統意識相違逆，爭論最後轉移了焦點。譬如糾纏在「地方作家談」一文所例舉的「馬來亞地方作家」名稱。

易言之，談地方作家或地方文學往往是在國家主權獲得某種程度的確立以後才成為可能，否則，它的討論只能停留在枝節問題而失去了意義。筆者以為，廢名於當時提出「地方作家」概念更多是出於政治不正確或不識時務。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九日，編者在編後語《關於「地方作家」》附廢名來函，他表示不願對異議者再有所答辯，言辭中似有難言之隱。

（來源：新紀元大學學院）

區域文學與地域文學之辨

建國後，馬華文學有了更明確的政治歸屬。按照現行的行政層級劃分，馬華區域文學之後順理成章是國家文學。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建國以來馬華文學並不從中國視角下的區域文學轉化成馬來亞的區域文學，蓋它不享有國家文學身份。馬華文學無非是由多個地方的文學寫作組成的地域文學，亦稱地方文學。

這可從文學系統生成角度進行解釋。馬華文學一開始便是華僑移民史的產物或結晶，一九二〇年代末與一九三〇年代，南洋地區受新文化運動影響以及抗戰的衝擊，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大量往南洋遷移。星馬兩地因華僑移民集中，華校漸具規模、印刷與出版蓬勃、文化活動頻繁，造就了南洋文藝的生成條件。譬如馬來半島檳城、霹靂州怡保和太平、雪蘭莪吉隆坡、森美蘭芙蓉以及星加坡，成為文人與教師的薈萃之地，產生了文人群與地方文社，其時星馬兩地方言群群分現象普遍，故文人雅士因方言籍貫的分群經歷了一段時間，其影響體現在文學寫作上如用詞與敘事方式，然整體上以中國區域文學自詡。

其次，馬華文學是呼應華僑文教需要而生，說馬華文學是自然形成的，殆無疑義。華僑社會在辦校與辦報之餘，亦藉報端辦文藝副刊，後來演變成對馬華文學發展至關重要的副刊文學生態。根據文史家方修，最早刊登馬華新文學的文藝副刊是一九一九年十月初的《新國民日報·新國民雜誌》，更早的是文言文副刊。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華文報業出版愈鼎盛，除了《南洋商報》、《星洲日報》兩報歷史比較悠久，間中亦出現其他報章，惟大多數是流通範圍更小的地方性華文報，包括北馬的《現代日報》、《星檳日報》，中馬區的《益群報》，星加坡則有《星中日報》、《南洋總匯報》等。這些地方性報紙都有文藝副刊，具備地域文學／地方文學的雛形，星中日報副刊《星火》便是戰前重要的文藝副刊，刊登了不少南來作家的作品。

其三，若以行政區劃分馬華文學的邊界（此處指地理邊界），基本上也是難以劃定的。譬如砂拉越華文作家不限於居住砂拉越州行政區。北砂與文萊接壤，文萊的砂拉越作者也可劃入砂華文學；有些砂華作者遷到北婆羅洲（沙巴）工作與居住，作品仍在砂拉越報刊發表。有些作者出生於砂拉越古晉，後來定居沙巴州亞庇，作品寫砂拉越也寫沙巴。無論是在文萊或北婆羅洲的創作，比較貼切的用詞應該是婆羅洲文學，「婆羅洲」一詞在人類學、史學都有固定的指涉。然而，它只存在於學術話語，並無法上升至以行政區分界的區域文學。由此可見，婆羅洲文學可作為馬華地域文學研究最為突出的例子。整體而言，馬華研究者對地域文學研究仍未建立起明確的問題意識。

（來源：南洋商報）

馬華地域文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

以台灣文學為例，黃美娥談區域文學研究的意義時，提出幾個重要觀點：「藉由數種區域文學史的出現，對於目前所建的台灣文學史相關著作的內容也產生了極大的質疑與挑戰。這不但是踏實的田野調查工作獲得了諸多寶貴的史料，有助澄清許多文學史上的錯誤或謎團；更由於區域文學與土地、人民的貼近，若干過去由於某些原因未能躍登台灣文學舞台的作家，也有了與大家見面的機會，這些可能是女性、工農大眾，甚至是不識字的口傳文學者，隨著其人及其作品的出現，在在挑戰過去台灣文學史中向以男性、菁英份子、書面文字為重的大敘述觀點。」（黃美娥，2000.4，48-49）

上述觀點可以作為馬華地域文學的借鑒。如所週知，方修的文學史研究是受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尤其是一九二〇年代末、一九三〇年代初中國左翼文學的影響。其左翼史觀決定審美要求，這些偏頗可以通過地域文學研究進行補正。

在研究方法上，地域文學與區域文學研究一樣，特重「空間性」的特點，空間性需要巨細靡遺、通盤性、地毯式的搜索與調查。故首先採用的研究方法是田野調查，因田調面對的是庶民，必須參與庶民生息；其次是跨學科知識的掌握，包括歷史、社會、政治甚至經濟，簡單說，即華僑華人各方面歷史的掌握，最後再結合適當的文學詮釋方法。

對開拓地域文學研究的價值，中國大陸學者張羽引解昆樺與陳萬益的觀點指出：其一為田野調查所搜羅的文史資料更趨於細密詳實；其二為論述對象與觀察角度更趨於全面與深入；其三為過去的方志與文學史，或者偏重新文學，而目前的區域文學史已能新舊兼顧，又增加民間文學的敘述。

在馬華文學這一廂，地域文學除了可以容納在新文學史「被消失」的古典文學、各籍貫歌謠，更有可能網羅在地生成的土生華人寫作／峇峇文學（Chinese Peranakan writings）。後者除了創造了獨特的書寫語言峇峇馬來語（Baba Malay），透過它創造了獨特的歌謠「動蕩撒央」（Dondang Sayang）、韻文詩「夏雅爾」（Shaer）、峇峇班頓（Pantun Baba Peranakan）以及娛樂性濃厚且充分反映土生華人性格的戲謔詩，也讓後人認識到十九世紀末、廿世紀初峇峇華人在出版與印刷界（華、巫、英書刊與報紙）扮演的重要角色。

當第三世界脫離殖民統治取得獨立以後，文化一體化成為社會和諧與國家團結的手段。因而積極推行國語（National Language）、國家文化（National Culture）、國家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政策。在此操作下，各地方／族群語言被壓制，被排擠，被邊緣化。相對於享有中心地位的國家語言、國家文化與國家文學，地方／族群語言、文化及其文學被視為方言鄉音（vernacular）。在馬來西亞，華校在殖民時代被稱作方言學校（vernacular school），至今在官方眼中仍沒有改變。至於馬華文學不被國家文學認可，除了書寫語言，更有「不入流」的方言因素。東南亞國家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做法基本上都如出一轍，不同的是同化程度有別。Resil B. Mojares討論菲律賓國家文學時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

在當前對國家文學的研究及其形成過程中，區域文學具有重要意義。區域文學史指該國各民族語言群體的書面或口頭文學傳統，儘管發生頻密的內部移民，但仍然可以說具有不同的地理環境或身份。通常，區域文學的概念與宮廷或首都文學、英語、西班牙語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泰加祿語的主流的文學的概念相對立，這也是合理的。這是文學史的一種反映，區域文學經常被歸入亞文學。因此，在實踐中，菲律賓的區域文學概念經常被歸入更廣泛的方言文學概念之下，包括創作與民間傳統。見於菲律賓文學史的事實，尤其是殖民經驗造成的不平衡，研究中心與邊緣、主流文學與少數文學的對立，必然涉及區域分析。（Resil B. Mojares, 2020.9.2）

Resil B. Mojares指出國家文學操作長久被忽略的一個問題，即殖民經驗的照單全收，同時忽略了地理環境促成文化的多樣性，在承繼下來的殖民架構下，文化藝術的多樣傳統被邊緣化。然而，這些地方傳統與國家文學既有對立，也有不可分割的一面，這是經常被國家文學論者忽略的一個面向。此即為地域文學研究的意義與價值所在。

（來源：INQUIRER.net）

小結

馬華文化教育以華校為中心，馬來亞半島如此，婆羅洲亦不例外。半島如北馬鐘靈獨立中學、吉打覺民中學孕育了大山腳、吉南、霹靂江沙以北的作家與出版社，包括海天、棕櫚；作家有李蒼、慧適、宋子衡、梁園、小黑、商晚筠、川谷、雨川、游牧、陳政欣等，其中出現了幾位優秀的小說家。霹靂有美羅中華中學、培南中學，孕育出天狼星詩社，作家包括溫氏兄弟，黃昏星、方娥真、廖雁平、張樹林、謝川成等，以寫現代詩聞名。南馬有著名學府中化中學和新文龍中學，文學組織則有南洲詩社與南馬文藝研究會，作家包括李冰人、黃潤岳、年紅、馬漢、愛薇、梁誌慶、艾斯等。南北馬各據文學重鎮。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作家如何表現地方感與歷史蘊藉，值得進一步探討。

走到今日，由於面對權利核心的擠壓以及華社在團結一致對外的內部訴求下，馬華書寫傳統趨於統一，馬華地域書寫始終處於似有還無的狀態。各地方文史學者或多或少涉及地方的研究，如杜忠全寫老檳城、張集強寫英殖民時代的吉隆坡，前者偏隨筆散文筆法，後者從歷史視角出發，挖掘地方志／史頗下功夫，文筆也不錯。

馬華文學研究在方法上始終依賴文獻如書籍、雜誌與報章，文獻研究以外的方法並未拓展，田野調查幾乎被看做是人類學或社會學的專利，研究樣本未擴大至地方文獻如碑文、楹聯、契約等，以致錯失了可能的文本。作為移民社會，星馬華社留下的上述文獻是重要的文化歷史（文史）記錄，亦為文學史（文史）銘刻。因此，「文」與「史」無法輕易切分。早期星馬華僑華人研究，「文」 「史」的區別並不那麼顯著，南洋學會那批文人如郁達夫、許雲樵、林英強等兼治文史，文史互證，相得益彰。

【參考文獻】

黃美娥（2004.4）。《開啟臺灣文學研究的另一扇窗》。《文訊雜誌》174卷，48-50。

江河（2016.6.20）。《區域文學史研究的又一部力作》。中國作家網，2022.9.30檢索。

李怡（2022.1）。《從地方文學、區域文學到地方路徑——對「地方路徑」研究若干質疑的回應》，《探索與爭鳴》第1期，63-69。

曾大興（2016）。《「地方文學」的內涵及其研究方法》，《東北師大學報》第5期。

張羽（2012）。《1980年以降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身份認同研究》。《東南學術》第3期，185-197。

Resil B. Mojares (2020.9.2). On Native Grounds: The Significance of Regional Literature. Buglas Writers Project, acessed at 2022/10/14.

Tan Chee Beng (1981). Baba Chinese Publication in Romanized Malay. Tokyo: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莊華興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獨立研究員。研究專項：馬華文學與文教、華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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