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he Star／Mohd Rasfan／AFP／Getty Images）

馬來西亞的出路是强化政府體制、扶持高科技産業、打造高度組織的企業，還有控制移工。我們不用去到太遠，韓國、新加坡與中國的發展例子已印證，政府的産業發展政策一旦到位，確實可以向員工提供高生産力／高薪資的工作，進而讓國家有餘裕提升基礎設施、體制效率與人民的生活水平。反之，若永遠把低成本勞力當作優勢，爲跨國企業與大資本家打廉價工的話，那將是國家發展的一大絆脚石。還有，不要太過相信富人、大資本家的說法。因爲他們非但不是答案，往往是問題的根源之一。

【文／李健聰】

國家銀行最近發布報告，指本國僱員在同等生産力下，薪資比發達國家少三分之一。國行助理總裁马祖尼山（Marzunisham Omar）指出，政府若要解决這項問題，必須採取措施，把工資與生産力與投資津貼聯繫起來。

隨後，代表雇主的大馬雇主聯合會（Malaysian Employers Federation，MEF）則認爲這項說法「具有誤導性」，表示若本國僱員的工資水平與歐美相同，外資寧可回到美歐，不會選擇來馬投資。

其實，雇聯會的說法才是誤導性的。國家銀行採用的比較法乃基於平價（Parity-based），因此是可以加以比較的。當國行提到本國僱員生産價值1000美元産出，獲得的薪水爲340美元，而比較其他國家僱員薪水則爲510.80美元時，這項比較是蘋果類比，而非蘋果與橙的類比。以同等生産力而言，馬來西亞僱員的薪水比起鄰國，確實偏低。俗氣的說法，是我們比較cheap。

那爲何雇聯會跳脚呢？我猜測雇聯會的意思是，本國僱員應該繼續保持廉價。因爲有這種「大平賣」的廉價員工，才能繼續吸引外資，同時維持大廠商的賺幅。他們的所謂「誤導」，應該是擔心政府會被國家銀行「迷惑」，貿然採取强硬措施來提高薪資，進而打擊其盈利。現實是，沒有雇主會喜歡付員工超額高薪，也沒有資本家喜歡改變容易經商的作風。另一方面，政府若真的一夜間提高僱員三分之一的薪水，那是揠苗助長，也無助解决整體的結構性問題。

歷史經驗已經揭示，除非我們願意永遠淪爲這個世界的廉價工廠：在過去與中國競爭Cheap，現在與越南泰國競爭Cheap，未來與非洲競爭Cheap，不然除了大雇主，我相信大家都會認爲這個模式實在沒有持續的必要。

（來源：CNN／Dan Eckstein）

薪資與生産力的關係在哪里？劍橋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在《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提出一個微妙的例子，比較瑞典的巴士司機與印度的巴士大叔的薪資與生産力。

這兩名司機大叔年紀與健康相若、沒有大專學位但有相同的駕駛經驗，請問誰較有競爭力呢？答案是印度巴士大叔。因爲他需要有能力駕駛破舊的巴士，讓擁擠的乘客上下車，還要隨時避過路上的坑洞，閃開路過懶洋洋的聖牛。

但是，誰的薪資比較高呢？你猜中了，是瑞典。2010年時，印度司機的時薪爲18盧比，而瑞典司機薪資則是870盧比，比印度司機高大約五十倍。但他的生産力真的比印度司機高五十倍嗎？沒有。讓我們分析，爲什麽他的薪水會高印度司機五十倍有餘呢？

一、瑞典的人均薪水高，而瑞典司機與這些高薪人士分享同樣的勞動市場，大家付得起高車資，因此拉高了瑞典司機的薪水。

二、瑞典有嚴苛的移民管制，許多來自發展中國家，諸如印度司機大叔般的員工無法隨便到該國覓職，因此該國司機的薪資未被拉低。

三、雖然瑞典司機沒有高出印度司機五十倍的生産力，但瑞典卻有許多高出印度數百倍競爭力的富人，譬如索尼•愛立信（Sony Ericson）的高管、紳寶汽車（Saab）工程師、全球軸承製造業龍頭SKF的科學家，而印度的富人卻沒有這項競爭力。當這些人士的競爭力加起來時，便抵得上印度的五十倍之多。

四、瑞典的競爭力不止體現在個人，更加體現在其國家體制、企業組織力、科技以及基礎設施上。而這些優勢並非如暢銷書或富人自傳所言般是個人努力的奇蹟，反之是先進國多年累積下來的成果。

（來源：The Vocket）

以上四個原因，揭示了兩個現象。第一，一個發展中國家普通人的競爭力，往往抵得上先進國普通人的水平。比較兩國餐廳侍應、郵差與貨倉管理員的競爭力便知道他們的競爭力其實相差不大，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問題在於發展中國家的富人競爭力遠遜於先進國富人。事實是，這些富有的精英不但沒有就自身的惰性、自肥與低度生産力反省，反而動輒責怪窮人懶惰、愚笨且缺乏生産力。且看發展中國家的大部份富人如何通過朋黨、圈地、尋租等方式維持財富與地位，便可略窺一二。

第二，就算是發達國家的富人，也不必太沾沾自喜。他們的成就，主要奠基於這些國家健全的體制、高薪的環境、良好的教育、以及高生産力的社會。這也是爲什麽若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誕生在中東的話，他根本沒有機會一展拳脚，甚至可能只是一名文盲；就算在非洲出了一名有資訊科技天賦的奇才，他也不可能是比爾•蓋茨（Bill Gates）第二，除非他買一張機票飛去矽谷。

回到馬來西亞，關鍵的問題是，我國的出路在哪里？簡單就以上四道問題提出方案，就算不中亦不遠矣。那便是：强化政府體制、扶持高科技産業、打造高度組織的企業，以及控制移工。我們不用去到太遠，韓國、新加坡與中國的發展例子已印證，政府的産業發展政策一旦到位，確實可以向員工提供高生産力／高薪資的工作，進而讓國家有餘裕提升基礎設施、體制效率與人民的生活水平。

相反的，若我們永遠把低成本勞力當作優勢，爲跨國企業與大資本家打廉價工的話，那將是國家發展的一大絆脚石。以上例子還有個啓示：不要太過相信富人、大資本家的說法。因爲他們非但不是答案，反而往往是問題的根源之一。

李健聰	馬來西亞科技與工藝大學交通物流碩士，彭亨州關丹士滿慕區州議員，公青團全國宣傳主任，長居關丹。相信基層民主與社區賦權能帶來根本變革，因此積極推動社區營造與民間教育工作，目前推動的計劃包括「士滿慕社區菜園」與「東海岸講堂」等。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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