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台社群的真正價值從不在於「重量」，而在於「重質」，儘管面對留學生人數下降的現象，但在2013年以前在台學生人數不過萬其實是常態，只要台灣與馬來西亞能持續提供良好的產學環境與戰略對接，那具有跨文化背景、兼具技術實力的留台理工人才，依然會在我國邁向東南亞科技強國的征途上發揮作用。

文／杜晉軒

在今年五月，馬來西亞留台聯總和華社研究中心聯合出版的專書《以啟山林：馬來西亞留台社群與國家建設》面世，在這部探討過去七十多年以來，留台校友對我國政經文教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的論文集裡，筆者貢獻了《留台校友在馬來西亞工程與科技領域的角色和貢獻》的論文。

隨著全球供應鏈轉移到東南亞的趨勢下，近年我國成了多國外資投資的熱點，其中以半導體公司為主力的台資是不可忽視的勢力。根據台灣駐馬代表處的資訊，2025 年台馬雙邊貿易額已達 574 億美元，年增 32.3%，台灣已躍居馬來西亞第四大貿易夥伴、第七大外資來源國，並為馬國第三大創造就業機會的外資來源。

而筆者的論文，也可謂在合適的時間點刊出，以理解近四十年以來台資在馬來西亞深耕的背後，留台校友所扮演的角色。

建國初期的華校生困境

我國學生赴台灣升學的歷史，至今已走過七十餘個年頭，超過十三萬名留台校友學成歸國，遍佈各行各業。然而，當我們翻閱大眾媒體的報導時，往往會發現一個有趣的落差：在影視娛樂、文學創作與文化教育領域的校友，因曝光率高而成為留台群體中較爲顯眼的存在；反觀大量從事工程技術、高科技領域的留台校友，儘管同樣是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力量，卻在大眾媒體上顯得相對低調（群聯電子創辦人潘健成除外）。

在1950年代，由於國民黨政府在美援的支持下大力發展「僑教政策」，吸引了大批東南亞華僑學生赴台留學；我國脫離英國殖民獨立後，進入國家基礎建設大力發展的年代，而當時第一批赴台留學的我國華校生，返國後便參與了國家建設的浪潮。

然而，畢竟我國是英國前殖民地，商業環境長期以英語為核心，主要畢業於台灣大專院校的留台生，因語言隔閡而面臨一定的職場障礙，再加上當時台灣高等教育學歷並不受官方承認，許多「衣錦還鄉」的留台人只能接受「同工不同酬」的無奈現實。

一些受訪的留台校友指出，當時的氛圍是對華校生、留台生不友善的，當和留學西方國家的人成功應聘同一份工作，對方得到的薪資較高。不過，這些受訪者也指出，當時本土華人企業是相當樂意雇用華校生和留台生，因為相較於英校背景的員工，華校生、留台生往往更「忠誠」。

1959年就讀台大土木系的梁肇乾提到，許多回國的留台生因學歷不被承認，不少人遇到求職困難的問題，但念工程的留台生處境較幸運，因為經濟成長中的馬來西亞很需要工程人才，和梁肇乾是台大土木系同班同學的許顯儒就是個典型例子。

這裡要強調的是，若根據過往的文獻研究，或許很多人會直觀地認為留台校友嵌入台商在馬來西亞的商業網絡，是始於四十年前的《1986年投資促進法》通過後，但其實早在1950至1960年代，第一代留台理工人才便已和台灣資本合作，並在我國的工業與基礎建設中扎根，如許顯儒服務多年的「大石水泥公司」（Tasek Cement）是重要案例。

1967年在我國過世的「古寧頭戰役」名將、曾任福建省主席的李良榮將軍，1957年他與拿督林添良攜手成立「馬來亞工礦公司」，這是我國獨立後首家由華資主導的水泥公司，生產設備完全引進自台灣。1962年，李良榮和陳六使在怡保成立大石水泥公司，擁有亞洲第一座無煙塵水泥廠，其營運骨幹正是李良榮大舉聘任的留台畢業生。

1963年畢業於台大土木系的許顯儒告訴筆者，留台校友在我國水泥工業佔有重要的地位，如我國第一家水泥廠APMC（如今是楊忠禮集團子公司）就雇用大批留台人，而大石水泥公司開始運作後，也雇用了大量電機、化工相關科系畢業的留台生，而當時水泥業是利潤豐厚的行業，在亟需人才下，台灣文憑是否承認並不影響公司的招募考量。

此外，另一位對國家工程建設有貢獻的留台人，是檳城的日馬集團（JMR）創辦人拿督吳乃貴，他1961年從台大土木系畢業後，為突破台灣學歷不受承認的困境，而選擇赴澳深造以取得受承認資格，歸國創業後成功得標檳城機場跑道擴建、紅土坎海軍基地等多項國家級重大工程。

筆者在論文，還有寫下多位留台人的事蹟，本文篇幅有限便不贅述。無論如何，那些年回國打拼的留台理工人，用汗水與技術為我國家工業發展奠下了基礎。

留台校友為馬來西亞招商引資

隨著我國在1986年通過《1986年投資促進法》（Promotion of Investments Act 1986）吸引外資，以及李登輝政府在90年代推動第一波南向政策，當時眾多台商開始落腳馬來西亞，如英業達、宏碁（明碁）、東元電機、日月光、中鋼等知名台灣科技公司。

由於台資企業帶著高端技術前來我國投資，並以較高薪資待遇和本地公司競爭人才，華社逐漸改變對留台人的印象。

根據黃士杰的研究，由於留台畢業生文憑不受官方承認，回國後出路受限，相較於留學歐美的學生，留台生在社會、經濟屬於弱勢族群，因此當台資在80年代中期大量湧入馬來西亞後，留台生的社經地位才出現極大轉變。

學者陳允中則指出，馬來西亞的外商依然以西方國家為主，因此作為「華人資本」的台商在外商中屬邊陲角色，而留台生在馬來西亞社會也是邊陲角色，在「雙重邊陲性」之下，留台生相對本地華人更容易嵌入擔任台商與本地的中介者角色。

根據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報告，雖然台商也聘用非台灣學歷的馬來西亞公民，但因留台校友有在台灣生活的經驗，因此在文化和語言溝通流利、勞動薪資便宜（相較台籍員工）等優勢下，台商也樂意雇用留台校友，因此許多台商企業在我國的分公司或子公司，除少數由台灣外派的領導幹部以外，大多數中階幹部都具有僑生背景，長期以來也為我國產業發展培育了一批強大的中堅份子。

另一方面，留台校友除了作為台商公司內的業務骨幹，一些有社會地位、資本實力的留台校友，也為台商進入我國投資的過程中扮演了穿針引線的角色。

例如，已故留台聯總前總會長吳德芳在任內便促成了我國首支赴台經貿考察團；1989年9月，留台聯總協助官方舉辦大規模台灣招商說明會，出席陣容涵蓋貿工部長拉菲達、檳州首席部長林蒼佑等。林蒼佑與許子根歷任檳城首席部長期間，均長期借重留台人的網絡，為檳州工業發展獻計獻策。

除了商業方面的事務，留台人也協助台商理解我國的政治局勢，解釋我國並沒有發生「排華運動」。1987年10月27日發生「茅草行動」後，也曾影響台商的信心，吳乃貴曾在招商會上協助澄清國內的種族與政治局勢，解釋茅草行動的發生並非針對華裔族群。

馬來西亞發展高科技產業下的留台人機遇

在當前全球供應鏈重組、中美貿易戰升溫的關鍵節點，近年我國政府推出「2030年新工業大藍圖」與「國家半導體戰略」，而留台校友同樣活躍在半導體領域。

我國半導體產業始於1972年英特爾等跨國巨擘進駐檳城，造就「東方矽谷」的美譽，接著80年代中期也開始有台灣科技公司進駐。然而，與台灣走向前端IC設計與晶圓製造的自主升級道路不同，我國過去半世紀的半導體優勢長期集中在後端封裝測試環節。

儘管在外資主導的格局下，回國的留台人仍在本土半導體行業有立足之地。1968年畢業於台大電子工程系的拿督斯里賴炳榮，先後擔任英特爾馬來西亞總經理、英特爾總公司副總裁，後更出任摩托羅拉全球高級副總裁兼中國區總裁，是我國半導體產業誕生的重要見證者。

賴炳榮於2023號召成立了本土首個半導體創業投資基金「蘭芯創投」，並積極推動雪蘭莪州在蒲種設立東南亞最大晶片設計樞紐——雪州IC設計園區。進駐該園區的重量級企業MAISTORAGE，背後的靈魂人物正是交通大學校友、群聯電子創辦人潘健成，他看中首相安華對半導體戰略的政治承諾，選擇二度回馬投資。其他留台背景的本土科技公司企業家，還包括偉特機構（Vitrox）董事主席丘光憲（台大機械系）、Nation Gate副總裁陳振光、捷銨科技創辦人陳慶成（成大機械系）等。

然而，目前留台人社群面對著赴台升學人數急劇萎縮，學生畢業後留在台灣發展人數變多的現象，對於我國工程或科技產業發展的影響，孰好孰壞仍有待觀察。

根據台灣教育部114學年度（2025-2026）的統計，在台馬來西亞學生僅剩8740人，較106學年度最高峰的17,419人幾乎腰斬。與此同時，由於台灣近年大幅放寬外籍畢業生留台工作限制，留台工作的大馬人日漸增多，是在台外籍白領來源國之冠，根據台灣勞動部截至統計截至今年5月的統計有8,462人，其中擔任工程師有1945人，高居各國籍之冠。光是群聯電子一家，便聘用了約130名大馬工程師。

站在人工智能發展風口浪尖下的台灣科技產業，不僅嘗試把更多在台灣的外國人才留下來，近年也積極到馬來西亞、越南攬才，對試圖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位置更上一層樓的我國而言，在人才爭奪戰方面也帶來一定的挑戰。因此，接下來我國發展IC設計產業就顯得相當關鍵，若能成功，或許能提高在海外發展的人才衣錦還鄉。

綜觀上述跨越七十年的歷史，理工背景的留台人在我國經濟建設的進程中，扮演了一定的推手角色。從建國初期的水泥廠與基礎建設，到台商南向風潮中扮演在地協力者，再到當前半導體國家戰略的積極推動，留台人的身影從未缺席。

筆者認為，留台社群的真正價值從不在於「重量」，而在於「重質」，儘管面對留學生人數下降的現象，但在2013年以前在台學生人數不過萬其實是常態，只要台灣與馬來西亞能持續提供良好的產學環境與戰略對接，那具有跨文化背景、兼具技術實力的留台理工人才，依然會在我國邁向東南亞科技強國的征途上發揮作用。

杜晉軒	畢業於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世新大學新聞系，目前旅居台灣從事媒體工作，正研究台灣戒嚴時期遭政治迫害的東南亞華人的故事。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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