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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志翰/PADU註冊前後:民眾認知與政策執行的落差

(來源:BERNAMA/The Star

在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的PADU推介儀式上,政府揭示了七項涉及政策變革的重大潛力項目。這些項目不僅包括針對援助金和津貼的管理,還包括建立更健全的自然災害應急機制、加強職業機會與教育課程的聯系、應對日益增長的老齡化社會挑戰、打造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更高效的財政預算管理,以及實現數碼政府的目標。但我的疑問是,我們的民選代表、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是否真正培養了依據數據支持決策(即基於證據的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的做法和思維?


【文/林志翰】

「你(註冊)PADU(主要數據庫)了嗎?」是二〇二四年三月底的一個民間流行問題。儘管註冊流程從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開始,但直到三月底,公眾註冊的熱情依然不高。許多觀察者對這一現象並不感到驚訝。然而,在最後一周內,昌明政府全面出擊,大力推動註冊人數的增加。諷刺的是,在註冊截止日期的當天,政府突然宣布,即使民眾未主動註冊,也將自動完成登記,這使得那些搶在最後期限前努力完成並提交39組個人資料的人們感到困惑和傻眼,覺得自己受到了愚弄。

結果,最終有1155萬人(佔十八歲及以上人口的52.6%)註冊了PADU帳戶,1765萬人的個人資料得到了更新。鑒於公眾普遍上對這一非強制性要求的PADU註冊活動有疑慮,在這三個月的宣傳期最後能取得如此的註冊率成果絕非易事。若不是最後一周的全力沖刺,政府可能會面對更為尷尬的冷淡反應。

(來源:Nur Aisyah Mazalan/NSTP

政府已掌握和收集大量個人資料

對於那些不熟悉或對PADU存有誤解的人來說,或許不知道PADU實際上早在政府允許公眾自行輸入和更新資料之前就已存在了。PADU是一個跨政府部門的數據共享平台,匯集了馬來西亞公民和永久居民的個人和家庭資料。該平台已於二〇二三年六月推出,並在七月進行試點數據共享,隨後在十月啟動第一階段的數據整合工作。

政府確實已從超過455個相關部門和機構中收集我們大量的個人資料。因此,不註冊PADU帳戶並不意味著政府沒有掌握你的個人資料;政府只有少數新類別的資料不曾收集過,如個人貸款、家庭消費和財務狀況。

許多人不明白為何他們還需提供政府已有的數據——或許政府並未有效地向公眾傳達其意圖。實際上,政府希望民眾能夠及時更新自己的資料,以便這些最新資料能作為下半年推出的針對性補貼發放的依據。目前尚不清楚,依靠自我輸入的機制是否是更新資料的最佳方式,因為這些輸入的信息需要審查,而且當中可能有錯誤。那麽問題來了,填寫者是否應該因為這些錯誤而受到懲罰?

(來源:Malaysiakini

數據安全成疑慮

公眾對政府處理公共數據的能力依然抱著極大的懷疑,或嚴重的不信任。二〇二二年的個人數據泄露事件,許多人仍記憶猶新。那次事件中,大約三分之二的國民——2250萬公民的個人資料在暗網上被出售。這些資料種類繁多,且與個人身份證號碼相關聯,因此引起了廣泛的擔憂。

PADU系統的匆忙推出,以及政府公開要求國民登記並提供更多資料,這些舉措不啻於撕開一道尚未愈合的傷口。公眾還了解到二〇一〇年《個人數據保護法》(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2010)的免責條款,其中第三條明確指出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管理的數據不受該法保護。這令人們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個人資料泄露及其可能帶來的後果感到更加不安。

經濟部長拉菲茲(Rafizi Ramli)承認,PADU系統每天遭受數百萬次的攻擊或威脅,他指出PADU至今仍未被攻陷,證明了其安全性。然而,這反而令更多人擔憂,有一天,哪怕只要一人成功入侵這個功能強大的系統,或者政府內部出現一個防不勝防的「內鬼」,讓未授權人士闖入和盜取這個「數據金礦」,繼而用於犯罪活動,後果將不堪設想。拉菲茲聲稱,這個數據庫技術全是政府內部專家設計和承建的,沒有外委給第三方,因此不會出現像「吾安」(MySejahtera)軟件那樣的數據存儲被外包商管理和高昂費用的問題。儘管網絡安全專家指出PADU數據庫的安全技術落後、存在漏洞,帶來安全風險,政府對此指控予以否認,但沒公開他們實際採用的技術系統。

(來源:Mukhriz Hazim/Malaysiakini

政府宣導PADU不到位

政府在宣傳期間過份強調針對特定對象的補貼和福利,這種宣傳方式非常糟糕,直接導致許多T20和部分M40以上中高收入家庭的成員因認為自己可能無法享受到這些福利,而對註冊PADU興趣缺缺。其他人則可能擔心,倘若新的申報與他們以往向有關部門,特別是向內陸稅務局所提交的申報不一致,害怕惹麻煩或遭到追究。

除了那些接受針對性補貼和福利的群體之外,許多人似乎並未看到建立PADU系統所帶來的好處。這反映出政府在向公眾宣傳建立這樣一個全國主要數據庫系統的重要性時,信息傳遞和溝通上的嚴重失誤。

在PADU系統建立之前,政府各部門和機構在數據收集、分析和保存方面各行其是,大都只是根據各自的數據庫,定期發布與其職責或功能相關的統計數據。跨部門或跨機構的數據共享是極為罕見的現象。

個人資料數據構成信息的基礎單位,而其中最常用的識別標識包括身份證號碼(IC)、電話號碼以及家庭住址。每當民眾到政府部門填寫表格時,往往需要提供這些基本個人資料;然而,有了PADU系統,日後民眾或可僅憑身份證號碼或PADU戶口註冊碼,便能自動完成該部門表格中的資料填寫。

實際上,若結合所有政府部門和機構的數據庫並進行交叉參照,政府將能夠通過一個極其強大的分析工具來詳細了解特定地區的人口特征,這種了解無論是用於政策的制定,推動公共福利,還是改善人民生活條件都至關重要。

有了PADU,某些政策設定就能夠根據更針對性的標準或條件制定。例如,如果政府希望鼓勵人民擁有更健康、更活躍的生活方式,並減少私家車通勤,那麽憑借這些豐富的人口統計數據,各級政府都能採取多項措施來滿足當地社區的需求。這些舉措包括建設更多公共設施,例如巴士站、設有遮蔽的人行道、社區會堂或活動空間、花園或公園、體育中心,甚至是公共遊泳池,以此響應前教育部長馬智禮的呼應。

在二〇二四年一月二日的PADU推介儀式上,政府揭示了七項涉及政策變革的重大潛力項目。這些項目不僅包括針對援助金和津貼的管理,還包括建立更健全的自然災害應急機制、加強職業機會與教育課程的聯系、應對日益增長的老齡化社會挑戰、打造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更高效的財政預算管理,以及實現數碼政府的目標。

但我的疑問是,我們的民選代表、政府官員和公務人員是否真正培養了依據數據支持決策(即基於證據的決策「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的做法和思維?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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