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星洲日報）
這一書值得推薦，並非因為僅僅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讀物，而是一本從個人到公共展示的「記憶」之書。當然，相對前文所論的魯白野、張景雲、張集強的文史書寫，朱老師的書寫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說魯白野是建立在建國之後對新興國家的期許，張景雲是一代文人辦報的文化省思，張集強代表著新一代具備專業意識的文史評論書寫。朱老師的書寫介於魯白野和張景雲之間，或許朱老師寫作的時候沒太多的企圖心，卻也形成其特色。直到當下，紙媒的作用越來越小了，甚至可能成為夕陽行業，朱老師這一集結出版反而顯得彌足珍貴。
【文／曾維龍】
文史書寫：散記、軼事、掌故、地誌
在報刊上，文史書寫的型態有隨筆散記、鄉里軼事和掌故、地方歷史（地誌書寫）等。當然，地方歷史的書寫同時也包含地方誌。地誌或方誌在歷史學中有自己規範，作為基礎的史料文獻一般都由官方主導編纂。因此，這裡所說的地方歷史主要還是一些研究者或歷史愛好者，他們對地方歷史懷著極高的熱誠，在業餘之時搜集資料，編寫歷史。譬如鍾錫金收錄在《吉打二千年》（亞羅士打：赤土文叢編輯部，1993）的文章，是作者在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三年之間在《南洋商報》中「根」版連載的文章。【註一】從博物館的文物館藏到相應的研究文獻，鍾錫金有意識地梳理出來，形成篇幅不長的文章，嘗試將報刊讀者帶入歷史的門檻。再譬如吳華《新山今與昔》（新山：新山海南會館，2009），注重的是史料的呈現，涉及古蹟與掌故、人物、華團、教育、行業、史話等，行文較為嚴肅。
隨筆散記則傾向漫談，涉及的題材一般較為寬泛。譬如魯白野（1923—1961）的《馬來散記》（1954）、《獅城散記》（1953）、《印度印象》（1959），文章是他在一九五〇年代發表於《星洲》的文章。王潤華稱之為「文化書寫」，亦是魯白野散文創作的一部分。【註二】對象是一般群眾讀者，行文深入淺出，把馬來半島和獅城星加坡歷史按不同專題做一介紹，為中文讀者提供一個全面的馬來半島歷史的簡易讀本，文中或穿插一兩句評論或作者的感慨。另一有代表性的文史隨筆是張景雲（1940— ）的《炎方叢脞：東南亞歷史隨筆》（吉隆坡：魚弓書舍，2021），所收錄的51篇文章中的25篇刊於《星洲日報·星洲廣場》，2篇刊於《南洋商報·商餘》和1篇刊於《東方日報·名家》，餘篇則刊於其他文史期刊雜誌之中。內容多為專論，以馬來半島為中心，視野則在東南亞，從人類學和民族學的角度探討文史命題。譬如〈萊佛士的馬來世界觀〉，熟悉新馬歷史的即應當知道此一號人物，然而確切瞭解萊佛士其人的少之又少。萊佛士不僅是十七世紀時期英殖民帝國底下的總督之一，同時也是一名東方學學者，最早提出「馬來世界」這一概念並沿用至今，包括他對「馬來人作社會科學上的定義：馬來人口操馬來語，信奉伊斯蘭教，踐行馬來風俗」，【註三】溯本追源，寫得相當深刻，文筆卻不枯燥乏味。還有一類文史專論，如張集強（1975— ）的《消失中的吉隆坡》（吉隆坡：大將出版社，2012），是作者一系列二〇〇六年至二〇〇八年之間刊登在《星洲日報·星洲廣場》的專欄文章。張集強是建築學專業，從古蹟修復和建築學的角度，深入淺出在短篇幅的專欄文章中討論社區與建築的關係，社區消失及建築消失之間的人文地理關係，其意義和視野又與早期文人的文史書寫有著不一樣的層次。
誠然以上所列舉的作者，都是在馬來西亞建國之後在報刊所建構起來的文化場域和公共空間中生產出來的作品。他們先在報刊中刊登，然後集結出版。書寫主要面向的讀者是一般群眾，且個別篇章篇幅不能太長。與撰寫學術報告或論文不同，文史書寫需要深入淺出，即便涉及相關學術領域的術語，亦不會過多概念化、詞條化的解說。因此，文章必須寫得相對通俗易懂，有一定的可讀性。事實上，從魯白野到張景雲、張集強之間，已是三個世代譜系作家的書寫。魯白野一九五〇年代的書寫，其背景是剛剛立國之初，一個新興主權民族國家建構的景象；張景雲書寫的時代，則是「茅草行動」的前後時期，馬哈迪政府領導下的「巫統—馬來至上主義威權政治」的時代。張集強二〇〇〇年之後的書寫，面對的不是新興國家如何興起的問題，而是國家面對現代化、全球化正逐步迷失自我的過程，提出的問題包括：公民怎麼做？公民該是誰？公民如何做？等疑問。當然，中間還有眾多未列出的作家，他們都汲汲於在報刊平臺上書寫馬來西亞本土文史，譬如張少寬《檳榔嶼華人史話續編》（檳榔嶼：南洋田野研究室，2003）、歐陽珊《古城遺書：寫給馬六甲，記一城的美麗與哀愁》（八打靈再也：星洲日報，2008），還有李永球系列的有關霹靂州太平的文史民俗書寫，都是在報刊上先刊登再集結出版。他們不僅繼承著一九三〇年代由許雲樵等學人與文人所開創的文史傳統和本土意識，同時也為當下保留了眾多本土文史的資料與討論，以及當下歷史在消失過程中所面對的問題意識。
（來源：有人出版社／星洲日報）
朱宗賢：軼事與掌故書寫中的「空間記憶」
朱宗賢老師（1931—2016）生於戰前，成長於二戰結束不久的動盪年代。十五歲入育才中學，畢業後任小學教員。一九五六年卒業後即負笈臺灣師範大學接受師訓，回國後在安順三民、怡保深齋、班台育青等獨中任教。一九九二年退休之後，埋頭筆耕，在《大眾報》的《談古說今》、《民俗風采》，《中國報》的《今日霹靂／地方掌故》、《南洋商報·新霹靂》和《光華日報·講古》等欄目供稿。二〇〇七年出版《怡保城鄉散記》，此書至今已近絕版。數年前在學樂書苑廖永立的促進下，再把朱老師150餘篇霹靂州的地方散記掌故集結付梓，書名為《霹靂地方掌故》。
這159篇文章大都已刊於前面所述的報刊欄目中，部分是朱老師未出版的手稿，書本厚度有630多頁。全書結構按區域分共十一輯，即霹靂州十個縣市，外加金馬崙。十個縣市有近打縣、上霹靂縣、中霹靂縣、下霹靂縣、曼絨縣、江沙縣、馬登巴冷縣、吉輦縣、拉律峇登司南馬縣和金寶縣。文章按這十一縣區域來分類，內容寫的也就是朱老師曾經遊走的縣市，或更準確地說是一九八〇年代至一九九〇年代之間霹靂州各個縣市的場景。毫無疑問，對於霹靂州以外的讀者而言，朱宗賢這一名字不僅陌生，對他所寫的內容更有可能隔著一層陌生感。然而，當編者將其集中編排，乍然會看到一幅完整圖像。這一圖像預示著霹靂十縣不僅存在於二維的平面地圖之中，同時也存在於朱老師書寫的「空間維度」之中。
這裡所指的「空間維度」指的是文章中所建構的場景「空間」。這與朱老師的行文特點有關。首先是言語風格簡潔，偶爾文白相間。其次在結構上一般都會先展現對實物的描寫，然後再把相應的人與事娓娓道出。文筆寫實而不啰嗦。朱老師在獨中任教期間，應當是喜愛到處遊走，採集坊間故事。一九九二年退休之後，更是勤於筆耕，把遊走過的地方，都以文字記錄下來。譬如他描繪怡保笠士曼那律（Jalan Laksamana）：
著名的林六經市場擁三層大廈，是富豪林六經前輩為響應英殖民政府而斥資搭建的。一九三一年馮相局紳建设「天華閣」，跟著中央公市座落兩排店鋪的對面，迄今一九四一年止。這條短路夾在休羅街口（Hugh Low Street，現稱蘇丹伊斯干達路Jalan Sultan Iskandar）和波士打律口（Brewster Road，現稱Jalan Sultan Idris Shah）中。當時的林六經市況最旺，第三層是天然舞台，第二樓是天然旅館，底層分設許多商肆。
兩列屋中首座屬天華閣，二、三樓為明誠小學校，用華語授課。底下是駱少鵬牙醫、周亨記水果店，尾部乃黃桂記炭鋪。第二列首推廣興茶居、桂林茶居、魚欄，最後是怡芳茶室，毗連波士打律為樂林俱樂部（Lok Lum Club）、黃英財花園……
（來源：燧人氏事业臉書專頁）
文章中的場景「空間」是透過對建築、店鋪等實物的描述建構起來的。然而此「空間」非彼「空間」，這是一個存在於記憶中的「空間」。易言之，依循著以上行文，一幕幕的街景圖像、市井氛圍躍然展現在我們的腦海想像之中。因為以上所描述的街道和建築至今還在，只是人事已非，街鋪的內容或許已更換，或許到了另一代人的手裡。這一市井圖像的存在，或許可能嘗試用老照片佐證。我們甚至可以對照當下的圖景，想象昔日同樣也是車水馬龍的場景。近代德國學者阿萊達·阿斯曼（Aleida Assmann）稱之為「文化記憶」，在文學作品中以各種符號出現，重新建構一個我們可以理解的「社會—文化」空間。朱老師的書寫，大量出現了許多建築、街道、店鋪的名詞，當然重要的是與物聯繫起來的「人」。這麼一種書寫，對在地的社區民眾是一種符號「記憶」的存在；對社區以外的讀者而言，則是一種可認知、感受社區溫度的介入點。
除了大量類似上述的「空間」描寫之外，其他的描述對象還包括地方上的華文教育、聞人軼事，以及日治時期的「記憶」。特別是他對日治時期的描寫，同樣也是透過「空間」的描述，作一時空內容變化的對比，展示戰時與和平之後的不同景象。這雖然是朱老師的個人「記憶」，但投射在公共場域中，卻是集體的符號「記憶」。再譬如〈邵氏王國發祥地——銀禧園〉一文，談及曾經影響一代人的邵氏電影如何發跡的故事等，從前偶爾會聽到這些故事。然而，讓筆者更感興趣的是文中描述當年邵家兄弟如何在舊款腳車尾架上裝置四方箱，「內具轉動設備」，主持人穿街過巷往人多聚集的地方播放影片的場景。在一九八〇年代電視機進入我們的生活之前，朱老師見證了影視娛樂形態的轉化過程。這一些也就僅僅存在文字中的「記憶」了！以上種種，還有他個人在教育的投入和熟悉程度，寫起教育界的「人」與「事」最為幽默，譬如他寫他的母校〈育才百年——我思我想〉，裡頭他列出了過去他母校的老師，各有各的別號。當然，就個人興趣而言，朱老師在杏林已久，對於華校的歷史和背景都相當熟絡。譬如某校的籃球隊伍，如何在國手老師培訓下獲得勝利，又有多少的學生因而進一步代表霹靂州成為國手等等過程。有具體的姓名，有相應的比賽成果等等。在相對偏遠的鄉鎮中，學校永遠是一個社區重要的中心，校園也總是社區歷史的「集體記憶」。
（來源：星洲日報）
總的來說，這一書值得推薦，並非因為僅僅是一本通俗易懂的讀物，而是一本從個人到公共展示的「記憶」之書。當然，相對前文所論的魯白野、張景雲、張集強的文史書寫，朱老師的書寫有自己的特色。如果說魯白野是建立在建國之後對新興國家的期許，張景雲是一代文人辦報的文化省思，張集強代表著新一代具備專業意識的文史評論書寫。朱老師的書寫介於魯白野和張景雲之間，或許朱老師寫作的時候沒太多的企圖心，卻也形成其特色。直到當下，紙媒的作用越來越小了，甚至可能成為夕陽行業，朱老師這一集結出版反而顯得彌足珍貴。是為序！
【註解】
一、鍾錫金：《吉打二千年》，亞羅士打：赤土文叢編輯部，1993年版，頁21。
二、魯白野（1923—1961），本名李學敏，另有筆名威北華，1950年代活躍文人，擅寫詩、散文和小說。見王潤華：〈重讀魯白野〉，收錄於魯白野《馬來散記》，新加坡：周星衢基金，2019年再版，頁8。
三、張景雲：《炎方叢脞：東南亞歷史隨筆》，吉隆坡：魚弓書舍，2021年版，頁224。
 曾維龍 |
中國廈門大學文學博士，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助理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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