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進發／多黨政治與體制改革——少數族群與自由派選民在「綠潮崛起」後的民主化試煉

（來源：Hazrol Zainal／MalaysiaGazette）

對少數族群與自由派選民而言，兩線制現在成了死局，因為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最後可能發現，投誰都不利，不投也不利；由於沒有趨中的誘因，國盟走偏鋒，日趨極端；但是，被國盟攻擊的少數族群與自由派不可能為了提供誘因，而去扶持被伊斯蘭黨踐踏的民政黨。要靠巫統阻擋國盟壯大，巫統卻欲振乏力，一連三次輸掉選舉，卻依然是敗軍之將掛帥，全無中興氣息；另一方面，由於希盟與國陣慢慢變成選前聯盟，日漸趨同，失去本身對基本盤的吸引力，最糟糕的是，全面共推單一候選人的結果就是，團結政府的強區，因為沒有競爭，選民不出來投票，因而讓選情整體變冷；團結政府的危險區，巫統支持者或者因為巫統沒上陣而不投票，或者就算巫統上陣而寧可改投國盟。

【文／黃進發】

前言：變天後的失落

相對於變天前的熱血沸騰，許多少數族群與自由派選民在今天感覺茫然。其不知道多年的奮鬥是不是真的把馬來西亞變得更好，其中的關鍵在於，變天前想象的「良性趨中兩線制」失約了。接連兩屆全國大選，少數族群與自由派所支持的希盟面對兩個挫折：二〇二〇年的喜來登事件與二〇二二年第十五屆全國大選掀起、二〇二三年州選舉時依然能激起千堆雪的綠潮。以第十五屆全國大選前生效的「反跳槽法」（《聯邦憲法》新增第49A條與相關條文）為對應，成功避免了選後議員擁立首相以換取金權的亂象，確立了「政黨為基政府」的模式。對於綠潮，眼前的對策似乎只剩下力挺安華（Anwar Ibrahim），避免國盟上台，推行更多壓制多元社會的政策。

然而，安華施政也有兩大風險：第一，他為了生存而做出的妥協，不管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或法治問題上，都缺乏「有所不為」的底線，連其副手阿末扎希（Ahmad Zahid Hamidi）的四十七項控狀在表面罪名成立後，依然可以由總檢察長公署提出「不等於無罪的釋放」（DNAA）申請，然後再宣稱自己拒絕干預檢控；第二，他乾綱獨斷，一些向保守派選民輸誠的動作，譬如在宗教課加入「四十聖訓」（hadith）內容，似乎是一時興之所致的宣布，沒有清楚的規劃和溝通，以致引起非穆斯林的疑慮，進而引來穆斯林團體的護航，徒然制造不必要的社群緊張。

安華的輿論衛士們試圖制造安華受到約束就會倒台的危機感，要把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對希盟的支持轉換成空白支票，讓安華任意填寫。由於國盟走偏鋒，甚至借前首相馬哈迪之口把極右派的調子唱得更高，少數族群／自由派的選民似乎在支持安華之外也沒有更好的選擇：棄投等於對國盟收回反對票，支持民主聯合陣線（MUDA）等小黨則擔心無法集中選票淘汰希盟，到頭來還是讓國盟當選。

在這樣的氛圍中，有人認為安華的當務之急是讓經濟起飛，假定經濟起飛就一定能減低身份政治的紛爭；另一些人則寄希望於選區重劃，忽略了它幾乎不可能在第十六屆全國大選前完成，而以安華政府至今所展現的超務實作風，選區重劃甚至會像國陣時代變成以恩庇手段鞏固政權的工具。許多人則認為體制改革是次要，只因為這是城市或教育程度較高的選民才會重視的課題，甚至提出體制改革會遭到在野黨的反對，進而藉口拖延。

本文嘗試論證，因為兩線制的變調，在當前體制延續下的民主未必保障民權，民主化變成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的試煉，成為一種「二選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心態放棄民主化，支持以權謀鞏固相對開明的政權（希盟），抑或，推動更深入的體制改革讓多黨競爭逐步擺脫身份政治的流沙？不管哪一個選擇，以全族群之力促進族群和解，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感，都會是重要的配套。

（來源：星洲日报）

兩線制的變調

從一九八六年由華團開始推動，到一九九〇年開始成功團結主要在野黨，「兩線制」計劃作為馬來西亞摒棄一黨獨大的民主化藍圖，建立在「兩線制必然是兩個多元族群陣線展開良性趨中競爭」的假設上，以英美式兩黨制為榜樣，沒有註意到「頭馬獲勝制」（First Past The Post， FPTP）曾經在南美圭亞那（Guyana）、千里達及托巴哥（Trinidad and Tobago）等雙族群國家誘發惡性的「族群兩線制」。

「良性趨中兩線制」有可能在馬來西亞落實，但是它需要兩個先決條件：第一，兩個陣營都必須是多元族群；第二，兩者可以發展出非族群性的第二面向（良性的新競爭場域）。在一九九〇到二〇一五年的二十五年間，兩線政治潮起潮落。在潮起時，伊斯蘭黨與行動黨兩個老牌在野黨就與巫統的分歧政黨（四六精神黨、公正黨）聯手，在族群課題上軟化立場，趨中移動，同時突出改革，形成（國陣）威權／穩定對壘（在野陣線）民主／改革的第二面向。（見圖一）

然而，由於行政權力過度集中，兩線競爭中的輸家看不到留在中間、因而無法以身份政治號召基本盤的誘因，因而前三個在野黨統一陣線（Gagasan Rakyat-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人民陣線—穆斯林團結陣線；Barisan Alternatif 替代陣線；Pakatan Rakyat，人民聯盟）都因為伊斯蘭黨要推動剛性伊斯蘭化、行動黨割席而解體。當國陣在二〇一八年下野時，它也實質解體，但不是因為伊斯蘭化，而是過去被降服的東馬政黨看不到與巫統共患難的利益。面對東馬政黨出走、自家議員也跳槽到土團黨的雙重打擊，困獸猶鬥的巫統自然沒有必要保持什麽趨中的姿態，而轉與伊斯蘭黨正式結盟。

於是，變天造成了兩線制的變調：多元—單元的朝野對立。喜來登事件雖然把三個馬來穆斯林民族主義政黨分裂成國陣與國盟兩邊，產生懸峙國會。但是，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與依斯邁沙比里（Ismail Sabri Yaakob）主導的接下去兩個政府其實維持了多元—單元對立的形勢，只是多元勢力從政府變成在野黨而已。當安華成立其「團結政府」，這個多元—單元對立的形勢也保持了下來，只是多元勢力再次回朝執政。既然是多元—單元的朝野對立，朝野的攻防只有兩種形勢：第一，對決，多元政府堅持多元立場—除非它能消除多數族群的不安／不甘心態，其馬來選票會局部／逐步流向在野陣線，分別只在於幅度與速度而已；第二，拿香跟拜，在野勢力指揮政府往右轉，政府不得不亦步亦趨，希望能減緩馬來選票流失的幅度與速度，因而得以完成任期甚至蟬聯。然而，從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角度來看，不管何者，他們都是輸家。面對不可能勝的局面，正是今日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人心惶惶、甚至質疑本身過去努力的原因，也就是為何綠潮恐慌不衰之故。

圖一：馬來西亞聯盟政治的變化（1978-）

綠潮1.0與2.0

從全國大選到州選舉到柔佛州雙補選，一般人談「綠潮擴散」，仿佛是一種由北到南的地理與時間上的變化。實際上，全國大選與州選舉是兩個後浪推前浪但不同的浪潮。前者的背景是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之後，巫統失去政權並無法改革再起，因而讓國盟能夠在三年兩任政府的明爭暗鬥後反敗為勝。伊斯蘭黨長期推動的保守思潮固然有功，但國盟（相較第十四屆全國大選時伊斯蘭黨所主導的和諧聯盟）在半島所增加的2,615,909選票，其實很大可能是來自新增的4,922,722新選民。所以，這當中有很多未必是國盟的中堅支持者，只是投不下巫統，又信不過希盟，同時感懷於疫情期間撒幣緩解民困的慕尤丁，也覺得伊斯蘭黨親民，因而暫時性投向國盟。

如果巫統、希盟或其他政黨無法挽回這些選民，這些選民數次投給國盟，當然就有可能變成國盟的基本盤。相較之下，六州州選的綠潮2.0，新選民只比第十五屆全國大選增加114,808票，團結政府流失1,203,618 票，而國盟增加的450,832票從何而來？最主要的來源是國陣流失的 682,746 票。而希盟所流失的 340,872 幾乎不可能流向國盟，而是貢獻到「懶投黨」（Parti Aku Malas Undi，PAMU）的832,275票裡頭。（見表一及表二）

所以，綠潮，尤其是第二波的最主要因素，有可能是巫統而非伊斯蘭黨。只要巫統不能脫胎換骨，繼而東山再起，其流失的基本盤最可能去處就是與其意識形態相近的大敵國盟，而非意識形態較遠，但選舉利益沖突最低的希盟。

（來源：The Straits Times）

兩線制的死局

對少數族群與自由派選民而言，兩線制現在成了死局。

由於沒有趨中的誘因，國盟走偏鋒，日趨極端；但是，被國盟攻擊的少數族群與自由派不可能為了提供誘因，而去扶持被伊斯蘭黨踐踏的民政黨。

要靠巫統阻擋國盟壯大，巫統卻欲振乏力，一連三次輸掉選舉，卻依然是敗軍之將掛帥，全無中興氣息；另一方面，由於希盟與國陣慢慢變成選前聯盟，日漸趨同，失去本身對基本盤的吸引力，最糟糕的是，全面共推單一候選人的結果就是，團結政府的強區，因為沒有競爭，選民不出來投票，因而讓選情整體變冷；團結政府的危險區，巫統支持者或者因為巫統沒上陣而不投票，或者就算巫統上陣而寧可改投國盟。由於註定是團結政府的老二，雖然比在國盟做老三強，巫統卻變成昨日的「馬華」，靠大哥施舍席位過日子；如果作為少數族群的華人尚且放不起馬華，巫統習慣以老大自居，其支持者情何以堪？

西馬人喜歡寄希望於東馬政黨，以為它們必然會抗拒國盟；但是，從第十五屆全國大選後的合縱連橫，我們就可看得出，砂拉越政黨聯盟（GPS）和沙巴人民聯盟（GRS）本來準備支持國盟執政。如果西馬政局有變，東馬政黨極可能待價而沽，而不會斷然拒絕國盟厚利引誘。由於東馬人認為自己在立國六十年內吃盡大虧，因此常有閉關自守、以南中國海為天險的幻想，只求更多自主權，而不考慮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面對安華的無底線務實主義／權謀與乾綱獨斷的隨興作風，希盟內勢力最強的行動黨能不能劃清楚底線，以避免最壞情景：譬如：納吉先拿DNAA 再受特赦？果然如此，這就坐實了國盟對希盟與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貼上的「偽善」標簽。

如果安華不謹慎處理身份政治問題，力求與各方溝通把爭議減至最低，而只要求其支持者給與信任，355法案就會變成下一個計時炸彈。所謂355法令就是伊斯蘭法庭權限法令，修訂不必是落實固刑（hudud punishment），可以僅是提高罰款與監禁限制。然而，如果安華堅持由保守派閉門主導，到時法案一公布可能就是另一場文化戰役。

兩線制變成死局，因為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最後可能發現，投誰都不利，不投也不利。

選區重劃為什麽不能救急

有輿論領袖認為，選區重劃是出路。這個想法可能忽略了選區重劃複雜的技術問題，也一廂情願認定安華一定有意願與實力把選區重劃得公平。

選區重劃可以分有無增加國州議席兩個途徑。如果不增加議席，選區重劃只能在上一次選委會完成重劃研究報告提呈給首相後八年開始。按照這個時間表，砂拉越在二〇二三年八月後就可以進行，沙巴和半島則要分別等到二〇二五年二月與二〇二六年三月。選區重劃的完成時間為兩年，上次希盟雪蘭莪州入稟法庭挑戰，讓半島的重劃拖至一年六個月才得以完成。國盟應該會依樣葫蘆。因此，半島選區重劃即使在二〇二六年三月準時開始，也可能拖到二〇二八年初才完成，很可能趕不上第十六屆全國大選。

如果通過增加選區來啟動選區重劃，則重劃必須在聯邦憲法與相關州憲法／法律修訂案生效後兩年內完成。然而，這種重劃只涉及席次增加的州屬。譬如，如果馬六甲沒有增加議席，它就會被排除在重劃之外，因而如果要每一個州都重劃，就要每一個州都增加國或州議席。

這就牽涉到各州的國會議席比重。東馬兩州現在要求35%席次。假定西馬不增加議席，那麽單單東馬增加34席，國會議席總數就高達254席。西馬選區人數在二〇二一年高度膨脹，有可能不要求增加嗎？而且，不增加也不能達到提早重劃選區的目的。如果西馬要求與東馬增加同樣數量的議席，那麽兩邊就要各增67席，讓國會下議院席次達到360席，超出現況席次62%，公眾有可能接受嗎？

更關鍵的問題是：選區重劃未必就劃得更公平，甚至這可能變成選舉期間的族群政治問題。國盟現在已經把選區重劃負面定為「行動黨倍增選區」的陰謀，等如ICERD 2.0，以激化馬來選民的危機感。在這樣的壓力下，安華可能不敢要讓選區劃得公平。過去國陣以增加選區與選區劃分同步來制造本身安全區以鞏固政權，讓政府敢於濫權的底氣。務實的安華，會不會走回老路，在朝野協商分贓下任意增加議席？盡管可能提升希盟的勝算，卻也進一步鞏固敗壞的制度？

（來源：BERNAMA／FMT）

少數族群／自由派的民主化試煉

少數族群／自由派選民的人心惶惶，其實是殘酷現實對其民主化信念的試煉。過去我們基於「因兩線制會趨中，所以多元是競爭優勢」的假設，相信民主化會增進民權。然而，現實卻可能很殘酷：因為兩線制已經變調，多元很可能不敵單元。所以，維持眼前的民主可能會削弱民權。

我們有什麽出路呢？我這裡提出A、B、C三個策略，其中A 與 B 是不相容的，而C卻是可以與A或 B配搭的。

C就是致力於族群和解，降低彼此的不信任感。面對身份政治的議題，就直接用專業有效的方法遊說其他社群的公眾，而不期待政治人物能展現什麽政治意志云云；A是放棄民主化，以權謀鞏固相對開明的政權（希盟），包括默許、甚至支持政府打壓在野黨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等，也就是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想法；B是致力於體制改革以制造誘因，讓政黨之間出現健康的競爭，具體而言可以三管齊下：第一，鼓勵政黨在政策上競爭，逐步擠壓（crowd out）極端與民粹的煽情言行；第二，鼓勵環保、階級、世代、性別等非族群性新議題、新政黨浮現，以沖淡身份政治的重要性；第三，削弱恩庇政治，減少貪汙，避免滋養犬儒主義與民憤，進而壯大極端、民粹勢力。

我把九項改革的菜單列在表三，供大家參考；因礙於文長，我就不細述了。其中一些不可能在本屆國會內完成，其討論卻必須盡早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