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Focus Malaysia）
鬱悶的公民要離開陷困的「選民」自我認知，或需打開對「政治」更寬廣的理解，看見日常生活的政治，與自己和社群產生更多連結，在兼揉理性與情感中開展個人的能動性，不跟著政治人物起鬨，成為權勢者的棋子，以掌握公民的自主權，累蘊社會改革的基礎與動能，本土#MeToo也有機會遍地開花。
【文／黃國富】
二〇二三年六月初，台灣#MeToo運動開啟，快速從政界、醫界、教育界、藝文界、演藝界和社運圈等蔓延開來。當知名藝人連環被爆涉性騷擾等行為後，才較引起本地接觸中文資訊者的注意，但在頗為戲劇性的事態發展下，易落入看熱鬧與八卦的吃瓜群眾心態，無意深究此運動的意涵，甚至無視受害者的處境，以偏見與歧視態度任意議論。有人慨嘆本地無法出現#MeToo運動，但也有人採取行動，鼓起勇氣公開過往受性騷／性侵的創傷，嘗試在本土推動#MeToo，希望更多人能站出來和重視此事。
（來源：報導者）
台灣#MeToo的基礎與動能
在台灣社會的性別歧視文化下，過往因權力關係和舉證困難等因素，使得性騷／性侵問題長期隱沒在社會各角落，不易被看見與認真面對，也凸顯體制的不足。但此次#MeToo運動的出現並非橫空出世，其背後有著累蘊的基礎和動能，如長期的平權運動、性別平等機制的建立、重視個人自主、對權威的批判與挑戰等社會條件，才有機會覓得突破口，引爆#MeToo運動。
當前，台灣步入總統與立委的選舉氛圍下，稍早前受熱烈討論的連續劇《人選之人—造浪者》，意外引爆這波#MeToo運動。一些受到性騷／性侵的受害者，在既有法律等機制難以還公道與凸顯問題時，透過社媒發聲和連結，首先在政界引爆問題，總統蔡英文為民進黨性騷案二度道歉，且#MeToo效應持續擴大，撼動著台灣的政治與社會文化體制。為回應外在壓力與期待，行政院快速在七月十三日通過「性平三法」（性別工作法、性別平等教育法與性擾擾防治法）修正草案，明確定義權勢性騷擾及其樣態，且加重行政及刑事、民事責任。
從台灣的#MeToo運動中，可見性別政治中各種權力不對等的關係與潛規則，如毛細管般滲透各角落，幽微地影響著人們的日常，而受害者的創傷經驗不斷煎熬身心，甚至無法擺脫恐懼。
如今受害者有機會「說自己的故事」，但這是艱難與掙扎的療癒過程。在可能二度傷害的風險下，受害者鼓起勇氣公開、具名地揭示自己的創傷經歷與細節，使性騷／性侵不再是被默許的小事和不能討論的禁忌，且為他者所聽見與接住，嘗試感知其創痛與艱難，進而支持與聲援受害者，譴責加害者的作為，讓組織內因權力控制關係所產生的性騷／性侵不再被視而不見或落井下石，更清晰意識到性騷擾／性侵的問題，也營造自我批判與集體反思的社會文化。但這未必是直線前進的過程，就像數年前的韓國#MeToo運動爆發後，現也面臨既得利益結構的反撲。
（來源：Afiq Hambali／Pejabat Perdana Menteri／Sumberkini）
混沌政局下的困惑與鬱悶
台灣#MeToo運動的內在動能，主要來自性別政治的展現，特別是日常人際間的權力與情感，但這與馬來西亞人一般對「政治」的認知有相當落差，不易感受到其與政治的關係。
我們的社會習於將「政治」窄化等同為政黨選舉政治，過度重視領導人與菁英，忽略了芸芸眾生，一般人也忽略自己與「政治」的實質關係。過往，國陣政府長期掌控國家權力，壓制反抗者與言論自由，在民間形塑「政治是危險」的印象。但是，在野陣營仍奮力挑戰，逐漸形成兩大陣營對抗態勢。大眾傳媒的內容焦點也在政府與政治人物，追逐政黨之間的競爭關係，主導了人們對「政治」的認知框架與範疇，也讓受眾易不自覺地將自己限縮在「選民」的位置，被動地參與「政治」。到了鄰近選舉時，在各黨爭取選票與催票下，才感受自己對「政治」的重要性。
隨著國陣政府的權力鬆動與倒台，過去數年政局陷入渾沌，各種政黨力量不斷重組，原本黨派清晰的敵友二元對立，變得模糊與糾結，超出許多人對於政黨政治的經驗與原有知識框架，像是巫統與行動黨過往數十年的死敵關係，一夕之間變盟友，使得幾乎已成慣習的支持或反對分類不再適用，讓一些人無所適從，心理上的那道坎實難跨過去。所以，日前行動黨前國會議員潘儉偉直白批評巫統後，頗能引起共鳴。
在日常生活裡，公眾面對物價高漲及利率上揚等所加諸的壓力，未見政府快速拿出有效的應對方案，且許諾的改革未被積極啟動，不確定和不安全感令人焦慮。在躁動的社會氛圍下讓人愈發鬱悶與沮喪，且各種媒介傳播真假紛雜的資訊，更難以搞清楚當前「政治」到底是怎麼回事，理性、情感、情緒和心理因素糾結在一起，讓人無力回應政局，或有距離地觀望權力博弈和不斷「曬恩愛」的團結劇碼。
當發生旅遊、藝術與文化部長張慶信闖機場移民廳的爭議事件時，各族群內部出現相當不同反應，一些華人喊爽聲援，只因這多少符應日常經驗中的貪腐和濫權問題，支持以例外方式衝撞體制，希望強勢與快速地解決問題。但是，這又回到「選民」的被動位置與心態，期盼掌握權力者勇於揭弊，為民出一口氣，未必在意其中涉及的治理效能、程序正義與族群矛盾等複雜問題，不易提升民主政治的品質。
然而，或許現今混亂的外在世界，讓我們有機會審視日常生活裡的「政治」，從「公民」位置理解政治的複雜樣貌。
（來源：日常生活政治化的想像
政黨選舉政治是民主政治的重要面向，但不是唯一的視角。各地民主社會對於「政治」開展更多認識與想像後，出現「日常生活政治化」的趨勢，也就是在日常中很多看不見的檯面下「管制」或因疏忽的「不管制」，以及文化中的各種潛規則等所形成的問題，現都可能被看見與揭示，甚至成為檯面上的政治問題。因此，出現性別政治、空間政治、環境政治等層面的議題，涉及權力、資源分配與正義等爭議，成為需要被看見且改革的民主面向，且它們未必皆上升至國家層次的宏大議題，而與人們日常生活的關懷和利益息息相關。
以「性別政治」來看，部分女性主義者主張「個人即政治」，即我們日常周遭充滿了權力的運作，個人生活無法免除權力的影響，尤其在兩性關係裡。＃MeToo運動針對更廣泛的性別與階級權力關係，在家庭、職場、學校等場域，都充滿了權力壓迫的痕跡，且深嵌在人際關係的隱蔽角落，但生活其中的人卻多習而不察，或被迫隱藏在個人最私密的情感裡，使得受害者難以向他人表達，不易突破既有的權力壓迫關係。
要改變這個不合理的權力關係與結構，得先回到自身的覺察，與對外在結構的理解，進而將某議題形成公眾的訴求，透過連結他人產生更大動能，施壓改變與建立制度，同時改變社會文化，形成實質的變革。
在此過程中理性與情感的連結顯得重要，哲學研究者錢永祥認為，理性的運用其實源自「情」的鼓動，也就是因為人間的種種艱辛與苦難，令我們感到不忍與不甘，動情之後發為關懷與在意，才能構成實踐介入的動力，持續吸收相關知識和展開行動。
在當代的情境裡，公民除需具備動情鼓動下的公共說理素養及能力，在社媒影響下，人們經常是更直接地訴求情感與情緒的共鳴及刺激，也可能啟動類似「情動」（affect）的動態且難以言說的生理、直覺元素，與他人形成某種關係與連結，這是未必經過審慎思考但卻能相互感染的動能，將共同關懷的議題形成公眾訴求後，以集體行為拉動改革，就像此次台灣#MeToo運動的擴散和延續。
因此，鬱悶的公民要離開陷困的「選民」自我認知，或需打開對「政治」更寬廣的理解，看見日常生活的政治，與自己和社群產生更多連結，在兼揉理性與情感中開展個人的能動性，不跟著政治人物起鬨，成為權勢者的棋子，以掌握公民的自主權，累蘊社會改革的基礎與動能，本土#MeToo也有機會遍地開花。
【參考書目】
錢永祥（2014）。《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台北：聯經。
葉蔭聰（2023.06.25）。〈台灣#MeToo運動的美麗與哀愁〉。《明報》。
 黃國富 |
自由撰稿人，傳播學者。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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