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西灣評論）

《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的內容由論述獨立前後的刊物編輯路線及其受冷戰影響的文藝體制、涉及方天、白垚、黃崖、陳瑞獻四位不同時期重要編者的篇章、臺灣與馬華文學關係及其他（包括復刊後的新《蕉風》）的結構組成，大體上呈現了不同時期的《蕉風》面貌，或多或少提供了前文所言「幾個史料問題」的答案，也承續了林春美那本書所展開的議題。

【文／張錦忠】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蕉風》創刊於新加坡，彼時馬來亞仍未獨立，新加坡還是海峽殖民地。《蕉風》創刊主編方天一方面鼓吹「純馬來亞化」的文藝編輯策略，一方面自己身體力行，實踐寫實主義的書寫計畫（短篇小說、民間傳說采風），於是「純馬來亞化」就是直面南洋的環境、風土、社會、人物，體現其中的地方感性。日後方天北返香江，再離散北半球加拿大。在方天離開時，《蕉風》還是「半月刊」，之後由姚拓、彭子敦、白垚分工執掌編務，到了一九六〇年，契可夫的景仰者黃思騁南來，成為《蕉風》的編者，一年後由另一位南來小說家黃崖接手。那時《蕉風》改為「月刊」已有兩年之久，月刊的《蕉風》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人力及財力實在無法支撐下去了，才從一九九〇年一月的第四三四期開始改為雙月刊（編者為許友彬，執行編務的伍梅彩[韻兒]編至該期後去職）。雙月刊於一九九九年一月，第四八八期出版後停刊。

上文的敘述其實涉及幾個史料問題：（一）《蕉風》為何創刊，主編為何是方天？他何時抵星？後何時離開《蕉風》，乃至香港以及友聯。（二）黃思騁編《虎報》，是在編《蕉風》同時嗎？他何時南來？後何時或為何到中化中學任教，何時返港？（三）黃崖何時接編《蕉風》？後來編至哪一期？何以離開友聯另創《星報》週刊？（四）在方天、黃思騁、黃崖之間的「零碎時間」或「間隔時間」，「補位」的姚拓、彭子敦、白垚的角色與工作是甚麼？

這些問題看似瑣碎，但絕非無關緊要，也可歸納為《蕉風》研究問題的一部分。研究《蕉風》，關注、議題、面向與方法論眾多，當然不是只有史料問題；晚近的討論即多涉及編者任期與友聯美援。編者任期關涉刊物的分期研究。分期或斷代，如果以某編者主編或執編的起訖時間來定奪，那麼上述問題就很重要了。就算是以年代為準，每個時期都會有編者跨年代的情形，所以首先要弄清楚編者的起訖時間。問題是那一代的友聯人或非友聯人多已作古，早期的編輯史的考證已十分困難，確認誰編到哪一期並非易事。

《蕉風》如何分期或編者及其任期考證需要思索的問題不少。例如，從創刊號到第四八八期，從方天到林春美，《蕉風》編輯有哪些人，各人從何時編到何時，負責工作為何？黃崖一編就近十年，見證馬來西亞成立與星馬分家。那時《蕉風》已搬到吉隆坡，原來的編委已沒在運作。黃崖自己也是詩人，大概不需白垚當詩版編輯。黃崖執掌編務期間刊登不少港臺作家作品，《蕉風》儼然是東南亞華語圈（Sinophone sphere）的現代文學中心，可見不同編者當家，刊物的格局與視野也有所不同。因此，確認某時期編者是誰、其編輯方針為何、編到何時都是重要問題。

▲前排左三為燕歸來博士。右一為已故《學報》及《蕉風》編輯周喚，後排左五劉哥（白垚），照片時約一九六〇年，照片是友聯導師和早期學友，其中八人已作古。（來源：星洲網）

《蕉風》研究的另一個熱門問題是美援問題。廣義的美援是進行式，特別是軍事美援，依然在世界各地發生。但對冷戰的回顧、反思所談多為「美援文化」（或文化美援）。論者多對在冷戰的年代，文化美援透過甚麼管道或方式進行感到興趣。《蕉風》與美援的關係，當然可以有許多聯想；對我來說，跟《蕉風》較為相關的是，友聯機構的美援經費裏頭，花多少在《蕉風》的業務與人事支出，從何時開始，到何時結束。《蕉風》創刊之後，美援的說法就已繪聲繪影，然而在《蕉風》創刊的一九五五年，離二戰結束冷戰開打也不過十年，歐美民主陣營與蘇中共產陣營意識型態之爭如火如荼，局部熱戰也在進行，思想戰爭、諜戰更不在話下，海外活動當然需要美元盧布。馬華左派陣營指控《蕉風》拿美援反而更像國共內戰的延長賽（誠如黃錦樹所說：「『國共之爭』即便在中共建國之後，也還在殖民地星馬延續著，激烈的爭奪著文化主導權。」）冷戰更多時候打的是代理人的戰爭，所以有亞洲基金會援助在地民間單位的各種計畫，用以圍堵馬列主義的散播。在這種背景之下，臺灣的反共文化產業、香港非國非共的第三勢力，接受美國政府非政府組織經費援助，以資維持營運活動，正是東西冷戰結構的一環，其中包括臺灣的僑教政策。至於亞洲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的經費來源（中情局或其他），恐怕不是這些受援單位所能知曉的。

過去《蕉風》的重要關鍵人物，方天沒有留下回憶文字、黃崖離開友聯後曾惡言相向，但也未見美援說明，姚拓的自傳避而不談、白垚的自傳體文本亦未多言，陳思明的回憶錄沒有在他生前整理完成，都是憾事。七〇、八〇年代擔任《蕉風》編者的人（包括陳瑞獻、李有成、周喚、川谷、悄凌、梅淑貞、紫一思、伍梅彩、許友彬與我）對美援傳聞當然不會沒有耳聞，但與工作並無直接關係，也未曾對工作造成干擾。如果我們的文學理念、品味或編刊物的風格，跟歐美當道的文學藝術思潮一致，那也是我們的文學養成所致，而不是配合我們的僱主（友聯機構）或美援贊助機構的指令行事。以民主或自由、平等、博愛為普世價值也是五四以來許多人的想法。當年姚拓對美援傳聞閃爍其詞，或白垚沒有直接回應，自有他們的理由，雖然讀他們的自傳文最希望看到裏頭有個說法，但他們的「不說」或「不能說」，其實也是一種「說」。

▲林離收藏的《學生周報》封面。（來源：「學生周報」臉書）

但是對我而言，歷史的事實不該也無法迴避，歷史記憶更毋需壓抑。《蕉風》的美援問題當然也是史料問題。今天我們理應藉助各種解密的檔案文件或口述歷史，回到歷史「現場」，呈現戰後馬華文學的冷戰文化面向，同時也理解文化美援在香港或星馬「綠背文化」的功效與侷限，包括「冷戰現代主義」（即論者如班海瑟[Greg Barnhisel]所謂的Cold War Modernism）。並且進一步思考其他問題，例如，在友聯接受美援的年代，《蕉風》及其編者做了甚麼，美援友聯到何時結束，結束之後，友聯如何因應文學刊物營運經費困境等等。又例如，如果星馬友聯的美援在七〇年代初或更早停止，我們也可以推論，友聯旗下的《學生周報》在當時停刊， 除了大環境（五一三事件之後臨來的土著主義時代）之外，或跟美援終止不無關係。不過，由於讀者的不捨，在精簡人力之後，《學生周報》以改為月刊的方式復刊（是為《學〔生周〕報月刊》；七〇年代中更脫離友聯母體獨立營運，姚拓、白垚雖是股東，但學報月刊社並非友聯底下的imprint）。《蕉風》在七〇年代，基本上就是每期一千本上下的印量，基本訂戶兩三百人的規模，即使後來（八〇年代中葉），還是訂戶兩百人上下，印量八百到一千之間。說《蕉風》彼時每期銷量一千五百本是以印量為銷量的說法。《蕉風》的人力方面，「編輯部」經常是「半人」或「無人」編輯「部」。「半人」是指《蕉風》編輯經常是由《學生周報》編者兼任，有時候是「老蕉風」當義務編輯，故是「無人編輯部」。換句話說，從沒有美援的七〇年代到停刊的九〇年代，友聯的確也支持了這份刊物長達二十年之久。之間當然不是沒有人力經費的問題，也不是沒有友聯的董事提議停刊《蕉風》，但姚拓、白垚或陳思明總將停刊動議擋下。這份沒有盈利的刊物能支撐到友聯歇業，也不容易了。

因此，在這個「再冷戰」的時代研究《蕉風》，勢必要從不同角度來看美援與友聯的歷史檔案、重探各種歷史材料、勘繪各時期的刊物主調、再脈絡化析讀重要作家作品、《蕉風》在馬華文學場域中的位置，以及與境內國外其他文學系統的互動。舊《蕉風》從創刊到停刊，共出版了四百八十八期，歷時四十四年，然而停刊十七年後，才有二〇一六年八月第一場以之為主題的研討會「文學、傳播與影響：《蕉風》與馬華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國際學術研討會，恐怕資料取得、查證不易也是原因，當然也跟馬華學界的評論與研究能量不夠強大脫離不了干係。如果不是撰寫學位論文，有興趣以那四十四年的《蕉風》為研究對象的人恐怕不多，這也解釋了這本《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裏頭賀淑芳、郭馨蔚論文的產出脈絡；她們研究《蕉風》的博碩論分別來自星、臺大學，而非馬來西亞的大學中文系。

（來源：Popular Online／作者提供）

林春美的《〈蕉風〉與非左翼的馬華文學》（臺北：時報文化出版／浮羅人文書系，2021）可以說是第一本《蕉風》研究專書。書中篇章回應了上述美援問題，也分論創刊後的純馬來亞化、六〇年代的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浪潮，並收入探討《蕉風》編者與重要作家的專論。作為第二本《蕉風》研究專書，《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的內容由論述獨立前後的刊物編輯路線及其受冷戰影響的文藝體制、涉及方天、白垚、黃崖、陳瑞獻四位不同時期重要編者的篇章、臺灣與馬華文學關係及其他（包括復刊後的新《蕉風》）的結構組成，大體上呈現了不同時期的《蕉風》面貌，或多或少提供了前文所言「幾個史料問題」的答案，也承續了林春美那本書所展開的議題。

※作者按：本文大部分內容為《冷戰、本土化與現代性：〈蕉風〉研究論文集》 [吉隆坡：三三出版社，2022]編後記。

張錦忠	馬來亞獨立前一年生於彭亨關丹。國立臺灣大學外國文學博士，高雄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教授，目前研究議題多涉及離散論述與華語語系文學。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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