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CNN）

人們應該接種疫苗嗎？近期有國家嘗試用公權力強制要求人民接種疫苗，不過疫情依然嚴峻，即使達到群體免疫門檻，將使得接種義務失去有力的立足點。況且，民主政治體制中，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那麼是否有權對拒絕接種者施加更多要求？這項要求又是否合理？這些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文／陳鳴諍】

應該接種新冠疫苗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在某些國家是顯而易見的，其他國家卻非如此。馬來西亞目前完成兩劑疫苗接種者約佔總人口78％，距離群體免疫80%的目標已經相當近。最先取得疫苗的歐美先進國，接種率甚至比馬來西亞還低很多。據「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網站顯示，截至今年11月24日為止，全球只有54.3%人口完成至少一劑疫苗接種，42.7%已接種兩劑。換言之，全球仍有將近一半人口依然完全曝露在感染風險之中，沒有獲得任何保護。

造成這種落差的原因有很多，例如：一開始全球疫苗分配不均，各國購買疫苗的經濟能力，又或是地理環境條件導致疫苗運輸困難。也有不少人囿於認知因素（擔心身體引起不良反應，受假新聞影響，基於宗教信仰理由，純粹反對任何疫苗）選擇不接種。那麼，人們應該接種疫苗嗎？接種疫苗是否為一項義務？以下可區分出三種不同意涵的「應該」。

第一種意涵的「應該」是單純的務實考量，以便指引生活，亦即某項作為在總體上能帶來更好的結果，所以我們應該採用它。日常生活中有許多行為是由個人的價值取向所決定的，如運動能增強身體的免疫機能，所以我們應該常運動；我應該少吃高油脂食物，否則很容易患上心臟病。同樣的，我們也可以說：基於接種疫苗的好處多過於壞處，所以應該接種疫苗。這也是人們對「為什麼應該接種疫苗」的一般理解。由於這是個人的價值取向，即便沒有實踐這個「應該」，也不夠成任何問題。正如一個人選擇不運動，也不會因此受任何讉責。同樣的，當一個人選擇不接種疫苗，也不會因此遭讉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類行為不帶有任何義務要求，不作某一行為並不會構成任何問題。在這意義下，運動、飲食、接種疫苗，都只不過是人們生活方式的選擇與取捨。

（來源：The Conversation／Seth Wenig／AP／AAP）

強制人民遵守法律義務

其次，近期有國家嘗試用公權力強制要求人民接種疫苗。因此，「應該接種疫苗」具有第二種意涵：我們有遵守法律的義務，根據法律規定行事；不遵守或不根據法律行事，就會遭到懲罰。例如，繳稅是法律義務，每個公民都必須繳稅。一旦有人拒絕繳稅或試圖逃稅，就得受法律制栽。同樣的，當接種疫苗成為法律義務時，所有公民就必須履行這項義務，完成疫苗接種。不接種疫苗就會遭受懲罰，或被剝奪既定的權利。

目前疫情反覆，變種病毒肆虐，有些國家考慮運用公權力強制接種疫苗。主要理由是：社區感染的病患高居不下，接種率遠遠未達群體免疫門檻。當接種率達不到門檻時，多數人可能傾向接受強制接種。在德國，這樣的呼籲越來越多。但是否該強制接種，並非取決於群體免疫門檻。因為即使達標，疫情依然嚴峻，就使得接種義務失去有力的立足點。況且，民主政治體制中，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那麼是否有權對拒絕接種者施加更多要求？這項要求又是否合理？這些都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近例就如美國紐約市規定，所有公職、醫護人員，乃至私人企業員工都必須接種疫苗，否則將只能在家休無薪假。奧地利已成為首個實施接種疫苗義務政策的歐盟國家。由於低接種率，加上新一波疫情暴發，奧地利政府宣布所有拒絕接種者只能待在家中，除非有特殊原因否則不得外出。甚至自二〇二二年起，奧國政府將立法強制接種。接種疫苗並非馬來西亞的強制措施，國人可以自由選擇。不過，衛生部長凱里（Khairy Jamaluddin）曾表示，政府有可能採取更嚴格的措施，限制拒絕接種疫苗者的權利。

（來源：Financial Times／Joe Klamar／AFP／Getty Images）

個人自由vs社會整體利益

拒絕接種的問題之所以看來更加嚴肅，是因為這不僅涉及個人選擇，也不只是法律對個人施加的要求，而是關乎自身的道德責任與義務。因此，「應該」具有第三種意涵，一種道德上對於行為的要求——道德義務。接種疫苗不只有對自身的義務（保護自己的生命），同時也有對他人的義務（避免傳染他人）。一個出於自由意志的人拒絕接種疫苗，不只可能殘害本身生命，也有可能殘害他人生命。保護自身生命和他人生命，都是道德上應該做的事。

不願接種者通常主張：接種與否是個人的自由選擇。只要自由與個人權利依然是社會組成的要素，那麼就沒有機制可以強迫一個人接種疫苗。如此理由雖然精簡，卻強而有力。這種主張在西方世界是正常不過，對於亞洲而言，卻是不可思議的想法，很難理解為何會有人把個人自由推崇至這種地步。

一般而言，人們會把不接種疫苗理解為個人自由與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衝突。尤其在西方疫情反覆不定，主要緣於低接種率。有人因此批評，人們無法回到正常生活，就因個別人士拒絕接種。這種指責很容易將社會整體問題化約成個人過錯。這種指責通常預設，社會的整體利益是比個人自由來得更加重要的。這種批評不免引發另一問題：如果社會利益比個人自由重要，是否意謂著任何個體都必須為了整體利益而被犧牲？這顯然違反我們的道德直覺。例如：我們無法在道德上犧牲少數弱勢群體，而去成就社會整體的利益，我們會同意，弱勢群體應該是受保護的。同樣的，當一個人出於自由意志而拒絕接種疫苗，我們也沒有辧法訴諸社會整體去強迫他。

（來源：The Straits Times／Reuters）

「傷害原則」與「自我挫敗」

倘若如此，我們是否還有其他理由來反駁這種個體自由的觀點？既然無法訴諸社會整體，那只能再次回到個人層面。在此，十八世紀英國哲學家彌爾（John S. Mill）的「傷害原則」（the harm principle）或許最能清楚闡明，個體自由並非毫無限制，而是建立在不傷害原則的前提下，否則它將落入「自我挫敗」（self-defeating）的窘境。根據傷害原則，一個人對任何只涉及自身的權利，是絕對自由的；然而，當涉及其他人時，他也必須負起應有的責任。在個人自由的解釋框架下，人們可以拒絕接種疫苗，甚至拒戴口罩，惟這僅僅在涉及自身而不防礙他人的情況（猶如私人空間裡，可以不必戴口罩一樣）。

事實上，人們的行為無可避免地與其他個體掛鉤。主張個人自由而拒絕接種者有著思想上的盲點，認為注射疫苗純粹是私人事務，單純涉及個人身體的自主性與完整性。這好比感冒時，人們有權拒絕看診，選擇自然痊癒。可是，病毒大流行關乎的是人與人的接觸，以及病毒在人群之間的傳染。注射疫苗無疑是為了自我保護，免於受到感染，也避免將傳染他人。拒絕接種者不僅可能傷害他人，也有可能傷害自身。這樣的自由概念是自我挫敗的，完全站不住腳。因此，只有遵循不傷害原則，我們才能達到真正的自由，因為真正的自由是不會導致任何自我挫敗的。

無可否認，凡事皆有例外。萬一一個拒絕接種者，本身既未受病毒感染（甚至不戴口罩），也未傷害其他人，因而沒有導致自我挫敗。關於這一情況，有兩種可能原因。首先，這有可能是運氣的問題，他有可能很幸運地一直沒有受到感染。這個是經驗的問題，無人不曉得在不打疫苗也不戴口罩的情況下，受感染機率有多大？不受感染機率又有多大？其次，理論上只要達到群體免疫門檻，疫情就會逐漸趨穩，最後消失。在這種情況下，拒絕接種者就成為「搭便車者」（free rider），因僥倖而佔盡便宜。至於搭便車者涉及的道德問題，本文暫不詳談。

陳鳴諍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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