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The Straits Times／THE STAR）

新冠疫情導致世界經濟大衰退，對年經人的衝擊與影響不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換言之，這一代年輕人的黃金時段正好陷在這兩次全球危機。年輕世代有責任去回應未來挑戰，創造新的生活秩序，而不是單純承襲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爛攤子。一個即將擁有投票權利的年輕人應有自覺與責任，對於即將主導的世界有更大的話語權。但他們準備好承擔了嗎？還是已經放棄？

【文／陳鳴諍】

2010年歲未，突尼西亞一場突如其來的革命，在北非和中東地區掀起「阿拉伯之春」。沒有人會想到，一個突尼西亞的年輕小販穆罕默德•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因受不公對待而自焚，會帶來如此巨變。坊間已有數不盡的論述，探討其背後原因。有一種看法認為，他選擇自焚不是因為失業，而是理想幻滅了。理想幻滅不是悲觀的情緒，而是一種絕望。

這次歷史變革源自於2008年金融危機。一小撮自命不凡者的錯誤決策（更多是貪婪的緣故），普通平民百姓卻付出沉重代價。金融危機影響全球，並在2010年達到頂峰。

每次金融危機後，政府需大筆舉債挽救百孔千瘡的經濟市場。這些債務透過賦稅轉嫁到人民身上，年輕人必然無一倖免。高失業率讓年輕人面臨失業風險，高賦稅與高生活成本，已成為年輕人的經濟負擔。危機加劇社會的不平等，年輕一代不僅失去機會，面對各種不確定性，完全無法自己掌控一切。布阿齊茲的悲劇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當年有不少專家警告，這一代的年輕人將成為「失落的一代」（lost generations）。

十年後的今天，問題依然存在。全球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2021年全球風險報告》指出，2020年新冠疫情導致世界經濟大衰退，對年經人的衝擊與影響不下於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換言之，這一代年輕人的黃金時段正好陷在這兩次全球危機。

（來源：TODAYonline／Reuters／Lim Huey Teng）

年輕人深陷兩次全球危機

縱使多國經濟成長率在幾年內回復到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但表面上的經濟成長數字無法掩蓋國內各種惡化的問題：民粹主義、社會不平等、經濟貧富差距、全球氣候危機。新冠疫情爆發後，人們的生活更加依賴網路科技、經濟、教育、社會溝通，無不透過網路媒介傳播。隨之而來的卻是數位鴻溝不斷擴大，這些都是人們普遍遭遇的困境。

全球風險報告特別指出，這一代的年輕人是決定這個世界未來三、四十年發展的世代，理應獲得更多支持。然而，職業生涯剛起步階段卻困在這兩次危機中，動彈不得。一個三十歲的年輕人初入職場時經歷全球金融危機，如今又經歷全球病毒大流行。這兩次衝擊只會讓他們對世界現狀有更多不滿，對未來存疑，不再抱有任何期待。報告稱之為青年幻滅（youth disillusionment），並列為長期受忽視的潛在風險之一。

毫無疑問，這是全球年輕世代的共同困境，馬來西亞也不例外。不過，我國還面臨另一個受忽視的潛在風險：年輕人喪失責任與行動的能力。同樣的年齡層，同樣身陷兩次時代巨變，將在未來三、四十年肩負起國家發展，但馬來西亞的年輕世代相較之下已失去責任行動的能力。以下可從兩個例子看出這種失敗。

全球風險報告提到，氣候行動失敗是另一個長期受忽視的風險。這意味著未來世代將面對更加嚴峻的氣候危機。這項失敗也反映在我國對氣候議題的應對上。或許我們瞭解問題之所在，但缺乏承擔氣候變遷的責任與行動。

不久前，全球有四十個國家受邀出席美國主導的氣候峰會。馬來西亞未在受邀之列，恐龍部長的奇皅回應已成經典。除了批評部長外，各界並未意識到事件背後的意義。事實上，相較於四十個出席峰會的國家，馬來西亞無法就氣候危機拿出實際的方案與承諾。真相是：沒有承擔起應有的責任與行動，這是馬來西亞在氣候行動的失敗（而非沒有氣候危機）。時下年輕人依然未意識到，接下來將要承接一個什麼樣的生存環境。

2018年，十六歲瑞典少女桑伯格（Greta Thunberg）在斯德哥爾摩議會大厦前高舉「氣候擺課」標語靜坐抗議。這個看似無意的舉動迅速形成全球性的「星期五拼未來」（Friday for Future）運動，各地不少年輕學子響應號召罷課，表達對各國政府因應氣候危機的不滿。桑伯格的想法直指問題核心：由於當今政治無臺上的權勢者在氣候政策的無能，已把這項責任與風險轉嫁給下一代。政治人物的無能與失敗，是以犧牲下一世代的生存權利作為代價。

（來源：New Straits Times／Fathil Asri）

喪失承擔責任與行動能力

年輕人勇於承擔氣候危機的責任，無疑值得稱許，因為他們將在未來支撐起這個世界。難道他們沒有權利為自己的將來發聲嗎？如果仔細檢視我國時下年輕人，會發現這個世代和上個世代一樣，已陷入集體的行動失敗之中，當中沒有人主動承擔行動的責任。

筆者曾經問過一群年輕人，會否認同桑伯格以罷課來表達對氣候危機的訴求。令人失望的是，桑伯格的行為很少引共鳴。當中大部份人認為，氣候危機應由檯面上那些有權勢的人去解決，桑伯格的職責是乖乖上課，做好學生的本份。

在此並非強調，年輕人該用罷課來表達對氣候議題的關心。筆者在意的是一種由自覺所驅駛的責任行動的可能，而年輕世代已喪失這種自覺與行動的能力。這個世代彷彿生活在一個同溫層，似乎沒有意識到，未來等待著他們的是前所未有的艱巨挑戰。

一個即將擁有投票權利的年輕人應有自覺與責任，對於即將主導的世界有更大的話語權。但他們準備好承擔了嗎？還是已經放棄？

另一例子讓筆者認為，他們已放棄了。今年三月，政府以疫情為由展延十八歲選民自動登記至明年九月。預料一旦落實十八歲投票，2023年將增加780萬左右的年輕選民。這股足以決定一切的力量，是各個政黨極力爭取支持的大票倉。

投票權利可以決定一國未來幾年的走向，年輕人擁有基本的權利決定未來。如今，這項權利被上個世代給剝奪了，受影響的群體竟出奇地沉默。換作是「奶荼聯盟」，若某個政府決定展延十八歲投票，肯定惹毛大批年輕人。馬來西亞畢竟不在「奶荼聯盟」，年輕人並未因此感到憤怒。

（來源：Financial Times／Jack Taylor／Getty Images）

政治冷感坐視權利遭剝奪

2016年英國的脫歐公投，年長者的超高投票率（90%）起了關鍵作用，反之，出來投票的年輕人只有43%。公投結果出爐，英國慘遭「被脫歐」。年輕人普遍認為，他們的未來就這樣被上一代人所決定，因而失去許多競爭機會。年長者卻認為，「被脫歐」也怨不得其他人，誰叫年輕人都不出來投票。顯然，年輕人已為他們的政治冷感付出代價。

十八歲自動登記成為選民，擁有投票權利，是一回事；之後是否願意履行的公民義務與職責，又是另一回事。如今十八歲選民自動登記雖展延，受影響群體似乎沒有太大反彈。有人可能辯稱，既使政府兌現前朝承諾，也不足以保證年輕人在來屆大選出來投票。他們可能對政治冷感，又或許是現實的政治環境令年輕人對民主政治不抱任何期待。

比起理想的幻滅，筆者傾向認為，當下我國年輕人已喪失責任與行動的能力。今年二月，年輕失業人口已來到13.9%的高水平，加上投票權利遭剝奪，可以預見，年輕世代將對就業前景憂心，也對民主體制的改革抱持懷疑，甚至不信任。彌漫在年輕人的同溫層中的，是一種相對安逸的氛圍。對於自身處境依然保持沉默，正好說明他們已失去責任行動的能力，令人堪憂。

全球病毒大流行帶來的影響將可能持續好幾年，實質改變人類習以為常的生活。一個擁有投票權利的十八歲青年，有責任去回應未來挑戰，創造新的生活秩序，而不是單純承襲上一代遺留下來的爛攤子。正如聯合國去年極力主催的概念，年輕人應該領導新常態，重新定義後新冠時代的現實世界。

陳鳴諍	國立臺灣政治大學哲學系博士。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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