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故事StoryStudio）

書本恐怕是最便宜，卻最能適應，最直接又可暫時逃避生活，讓我們與他人的思想和智識接觸的媒介。一所學校最重要的腦袋是敎師和圖書館。每所圖書館背後，不僅僅是防蟲防災，還有一段獻書的歷史。馬來西亞才那麼幾個中文圖書館和研究機構，連館際互借都做不到，還有什麼好說。像極了本邦的各種方言群，滿溢的井水與河水。

【文／方美富】

每個讀書人背後都有悲欣交集的收藏史，生前死後，假如真的在天有知，恐怕也念念不忘。書生的棄世，沒有多餘的浪漫遐想，反而因累積的「塵勞」太重，遂讓收拾手尾的親友頗為尷尬。可知藏書的處理是非常困難的，主事者眼中究竟是寶物還是雜物，往往只是一念之差。贈書者健在總比離世好，可以立下協議，倘若不幸成為「身後事」，肯定是拖累，也僅能單憑難以識別的「公心」，任誰都在祈求最好速戰速決。

重要人物的藏書當然是寶貝，理應越多人用越好。去年出版的《葉靈鳳日記》，箋注者盧瑋鑾與張詠梅，為我們做最好的示範香港中文大學的葉氏藏書，如何有用。誠如編者自言，每當對葉靈鳳生平或香港風土心有疑慮，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到書室去查找實證。

（來源：AM730）

大批書籍轉送，何啓良先生有一番經驗之談，值得參考：「一般規矩，贈書後，圖書館應該整理出一份書單，交回給贈書者，也應該在網站公布。這是負責任的做法。」畢竟這是付託，原藏者已經無法說話，我們豈可一味的隨心所欲。當決定贈送出去，終究是公器，非個人私產。收書的館員，編目之前還要每頁翻開，確保沒有夾上書信，便條，照片等公私史料，若有，尚需另外記錄何書何頁何物，並非想像中簡單上架了事。

即便如此，也無法保障「遺書」找到一戶好人家。高僧圓寂之後，自藏書籍無端端出現在舊書市場當垃圾在清，也不是什麼駭人聽聞的消息。一位十九世紀出生的老詩人離開了，家人將藏品送給前來徵求的學校。但是到手之後，卻又堆放地下室儲藏，好長一段時間根本沒人整理。等到心血來潮，開門一看，發現全部發霉，「原來會淹水喔」。

不止一次，聽到不同所在的圖書館因空間有限，處理汰書的手段，狂風掃落葉，不是跟你開玩笑。這種爛書，又黃又髒又亂，何不直接買新的？三五年沒人借閱的冷門，管你九丘八索，優勝劣敗，通通丟掉。血淋淋的真實，來自所謂高等知識階級，一刀劃一刀，一次比一次聽了更傷心。

（來源：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一九六一年新加坡猶未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以前，曾經主辦「書籍與建國」的系列活動。這個年輕的自治邦，究竟在想什麼，方某人不得而知。但是將國家未來的命運繫於薄薄的紙上，引起我莫大興趣。其實，跟梁啓超的想法頗為相近，同樣看重物質文化的圖書建設和國民知識傳遞的關係，反之則「學問破產之日，其將不遠也」。（〈創設松坡圖書館緣起〉）彼時尚有這樣的願景，了解圖書館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書籍如何協助建國呢？非得找位夠分量的人士，像老馬大校長Dr Baratham Ramaswamy Sreenivasan（上圖左）出面開講才行。當時，還有人重視「知識就是力量」的傳統，因為國家可能在政治與經濟上獨立，但是不足以保證幸福與快樂。書本大概是最便宜，卻最能適應，最直接又可暫時逃避生活，讓我們與他人的思想和智識接觸的媒介。不像現在，時時刻刻都在上演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無知即力量」，還沾沾自喜，你說有比這更無望嗎。那一張張按鍵就蹦出的嬉皮笑臉，既親歷又虛幻，你看新聞台版面下方，不就是真理部的三千個房間。

每所圖書館背後，不僅僅是防蟲防災，還有一段獻書的歷史。天祿琳琅一樣的新加坡國家圖書館，國立京師圖書館，都走過的路。前者得益於書業公會的支持，那是他們空蕩蕩，開頭最珍貴，有錢沒處買的一萬五千冊，同時鼓勵公眾最好是能夠把家裡庋藏的善本書，一一獻出。後者的奠基是館長梁啓超及家屬大公大義，將飲冰室十萬冊捐贈，「永遠寄存，以供眾覽」。任公介乎傳統與現代之間，我們今天讀到〈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精彩的意見，敏銳注意到現代圖書館不是清末的「閱書報社」，也和私人藏書樓不同，因此特別提倡不收費，許借書出外，這兩點是梁氏設想中的「模範圖書館」，今天看來依舊不過時。

以上拉雜記錄，都是苛求，最好略過不讀。馬來西亞才那麼幾個中文圖書館和研究機構，連館際互借都做不到，還有什麼好說。像極了本邦的各種方言群，滿溢的井水與河水。

又讓我想起，一所學校最重要的腦袋是敎師和圖書館。我不知道今天是否有人支持這樣的看法，但是這年來跟著政府一聲令下，全國各大圖書館閉門防疫，無效學習究竟影響多大，看似也不太重要。聽朋友說，韓國圖書館雖然不準入內，但是服務繼續，師生預約之後，仍舊可以到圖書館門口替換書籍。而我們呢？（有人在乎嗎？）

▲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南洋商報》上的王遵侗主任。（來源：NewspaperSG）

隨便翻幾本回憶錄，難免有今昔之嘆。錢賓四，傅吾康，何丙郁，陳啓雲，不約而同提及，六〇年代與馬大中文藏書第一功臣王遵侗的往來。沒沒無聞的王女士是誰？這位出身燕京大學新聞系的目錄學家，第一次政治避難，安身於香港馮平山圖書館，跟著伍冬瓊館長編次期刊。其後輾轉馬來亞，碩士師承傅吾康敎授研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遠赴哈佛大學，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收集材料。一九六八年畢業，成果為歐美學界熟知，是當年Berita Harian報載馬大高等學位的八名輝煌女性之一。他為圖書館下了多少工夫，細節已經湮滅，最重要的事蹟，恐怕還是接收了檳城聞人溫文旦的二千冊珍本，涵蓋《古今圖書集成》，原要將圖書館提升兼有東南亞華文研究中心的名望。王氏的默默耕耘，協助學人研究，讓四位大敎授提攜一筆，永遠感激在心，講到底也是馬來西亞圖書館史的最後一人。

▲ 嚴元章先生藏書。（來源：沈志堅提供）

這些書林舊事不過是因近來聽聞，峇株吧轄華仁中學收下敎育家嚴元章老校長舊藏，引而伸之的題外話。再說，其中有些不可能是嚴氏所有。嚴元章一九九六年離世，書目不可能有三本一九九七年的出版品。至於摻亂他人藏書的情況，有多嚴重？除非有印章或簽名，否則已經不可能恢復原狀。雖此，並不影響我們敬惜字紙，慎重對待現在或未來的贈與，藏書豐沛之餘，還應該鼓勵敎師利用資源從事一些研究。日新獨中的校史專案，從學校擴大對整個社群的關注，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芙中三大冊的百年特輯，充滿知識的趣味，左派右派進進出出，更容納批評學校的雅量。我後來發現他們都有一座用心經營的圖書館，也願意栽培具備研究潛力的一群敎職員，對書本的喜愛更是近乎瘋狂。他們是走在路上會踢到石頭的平凡人，你說說杏壇那些戲精內化，將知識煮成鍋巴，自以為有型，動不動就啐一句「我沒空entertain」的一些所謂師長，站起來能不羞愧嗎。

（按：初稿原貼於臉書，今修繕公開發表。）

方美富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助理敎授。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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