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BenarNews／AP）

儘管衆說紛紜，但是在各種不同的五一三見證中卻有著不斷重複的共同記憶，紅色頭巾、戲院裏的屠殺、流氓的角色、河流上的浮屍、巴冷刀、縱火、槍械、小小的受難者相簿、多年不願拜祭的孤寂的墳墓，以及各種的遺憾與悲傷，各種不解與控訴，這種種集合起來，正是對正義的渴求。這也是五一三再次被重提的原因。五一三事件不可能走遺忘的路線，因為那根本不是正義。和解看來是僅有的一條路，以馬來西亞如此分歧的社會，此路儘管不一定不通，卻肯定困難重重。

【文／吳小保】

最近出版的《在傷口上重生：五一三事件個人口述叙事》，讓我回想起一件往事。多年前在台灣採訪一位老作家，聊到1989年六四事件，對方似乎頗不滿我對此事的陌生感，覺得這是如此重大的歷史事件，怎可不放在心上？

當時心裏感到些微難受，因爲六四對我太遙遠，像另一個星球的故事，自然不會有那位作家對此事的情感。反之，壓在我心頭的卻是那至今仍是禁忌，人們不願談、不想多談、不可觸及的五一三事件。

我並不否定六四事件作為世界史的意義，在那次訪談之前我也曾接觸不少相關資訊，但老是讀不進腦，記不得細節，尤其無法走進彼等的悲情。儘管如此，我並不因此而讓六四自我生命中隱遁，多年後一次因緣際會下，甚至與朋友參與籌辦本地的六四紀念活動。

然而，即便如此，對我而言，如果心中有一道歷史構成的傷痕，始終與六四無關，那是屬於世界史的；而是五一三，那我認為與我最為相近，因此最為熟悉的事件。

我一直都這麽認爲，直到多年後，才發現自己對五一三的理解相當表面。

前幾年，亞答屋84號圖書館舉辦一場「再思五一三事件」講座，主講人（《在傷口上重生》歷史小組成員）講述了田野調查過程中的重重困難，許多當年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罹難者家屬輕易不肯重提此事，仿佛那道半世紀前的傷口至今仍未結痂，仍流著參和鮮血的濃濃的膿。我對此感到深深不解，經過那麼長時間，尤其是2008年政治海嘯之後——原本大家預期可能發生的選後動亂並未發生——五一三的魔咒不是已然破除，還有什麼政治忌諱呢？

（來源：New Straits Times）

這樣的想法顯得自己何等無知與白目，我忽略了五一三作爲一個不斷被政客召喚的幽靈，其魔咒的破除，跟社會禁忌的消解，是兩回事。更重要的是，我完全沒注意到五一三事件作爲共同體的歷史與作爲個人的記憶之間的差距。社會禁忌導致倖存者長期以來不敢說、不敢提、乃至不敢回憶，留下了巨大的空白（至少是文獻意義上的空白）；反之作為歷史則又不斷地被官方或特定群體（如學者、政客）從宏觀角度——比如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後續影響、作為政治符號的再召喚等——加以建構。換言之，我們（至少是我個人）對共同體歷史的理解遠遠架空作為生命的記憶的理解。

於是，我自以爲五一三事件對我的沉重意義，其實跟作爲個體的或個別家庭的具體的傷痛完全脫節，而顯得如此的疏離、缺乏同理心與相對冷漠。五一三在我只有空洞的歷史形體，缺乏血與肉，汗與泪。

從這個角度看，《在傷口上重生》這本書的意義相當重大。負責此項目的歷史小組，幾年來努力蹲點、訪談，想必是法寶出盡，才能取得受訪者的信任，把封閉在心中的陳年舊事一一托出，關於自己的在場，親屬的罹難，傷痛的復原（或無法復原）。那是一則則讓人讀之心痛，久久不能自已的故事。

書中記述一位年輕有爲的罹難者，原本在紐西蘭有著大好前程，卻因爲老父的要求而回到馬來西亞，沒想到這竟成了致命的召喚。那當初要孩子留在身邊的父親，在孩子失踪後，深夜在房裏的哀嚎，成爲家人日後揮之不去的記憶。這位罹難者的妹妹，在事發後對5-1-3這組數字，不管是513、153、315等特別敏感：

「任何有數字的東西，比如時間、比如旅行時的某個酒店房號、比如賬單號和收據號；任何在我生活中出現的數字，都有5-1-3這個組合，恰似我哥哥還想要對我說些什麽。不管這到底是真的，還是我在自欺欺人，我心中總是希望，那就是我哥哥還想要指點我、引導我的證明。」（頁108）

五一三這組數字於是被賦予了非常個人的意義，成爲她與哥哥，生者與死者之間私密的連帶，那是兩人情感的延續與延伸。

另一方面，五一三這個數字，也不斷地被政客胡亂挪用，生産與再生産恐懼。

五一三，於是成為一個開放的意義符號，被不同人賦予各種意涵、提供不同說法，彼此相互衝突或補充，顯得如此的具有張力。

且不說學者、政客、官方對五一三有不同詮釋，即便當事人對此的看法也相互矛盾，而有不同版本。《在傷口上重生》採用口述歷史的方式，把不同見證者的「口供」如實呈現，編者不嘗試積極介入，也沒打算把它整合進一套固有的詮釋框架，使得五一三事件在本書中如同羅生門，衆說紛紜。有人主張五一三是政變的一部份，有人認爲這是偶發的烏合之衆的暴亂。有很多人看到死難者身上的槍傷（因此是官方極力否認的陰謀論的有力證據），也有人獨排眾議，堅決否認槍傷的存在。

（來源：Malaysiakini）

儘管衆說紛紜，但是在各種不同的見證中卻有著不斷重複的共同記憶，紅色頭巾、戲院裏的屠殺、流氓的角色、河流上的浮屍、巴冷刀、縱火、槍械、小小的受難者相簿、多年不願拜祭的孤寂的墳墓，以及各種的遺憾與悲傷，各種不解與控訴，這種種集合起來，正是對正義的渴求。這也是五一三再次被重提的原因。

面對真相的追究，我們可以有幾種態度：遺忘，復仇，和解。不同方式的實踐不僅是價值追求的差異，更根本的是其所需具備的社會條件，比如勢力單薄就不可能追求復仇，否則只會把自己先給弄垮。

五一三事件不可能走遺忘的路線，因為那根本不是正義。我們也沒條件走復仇的模式，即便有此條件，也必須考量其沉重代價是否我們所願意承受。和解看來是僅有的一條路，但是，以馬來西亞如此分歧的社會，此路儘管不一定不通，卻肯定困難重重。

吳小保	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業餘者（Amateur）成員，與朋友一同營運「亞答屋84號圖書館」。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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