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Affan Fauzi）
二十世紀上半葉，華族女子學校提供的現代民族教育，除了注重現代知識的裝備，也著重培養民族意識。學校欲培養學生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新一代，惟對傳統缺乏反省。直至今日，馬來西亞的學校仍然如此自我定位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搖籃，實際上可能已壓抑其他重要問題，特別是族群內部較弱勢者的權益。換言之，在建構身份認同上，長期的正規教育和社群精英論述，可能比個人切身受歧視的經歷更有影響力。因此，張美嫻的結論——族群意識對女性身份認同的影響力遠遠強於性別意識，雖源自二十世紀初海外華人女子教育之研究，用來理解現今社會仍然充滿洞察力。
【文／吳益婷】
馬來西亞以族群爲基調的政策，影響了每個國民的際遇，族群政治一直是馬來西亞政治最顯著的特徵。但這些政策存在的性別歧視，似乎很少成爲話題，也不如族群政治般能激起廣泛議論。首相慕尤丁日前宣布防疫期間的振興經濟方案時，曾以Makcik Kiah（吉雅阿姨）的代稱來說明低收入群體（B40）將如何受惠，其中月入低於四千令吉的家庭可获一千六百令吉援助金。那到底哪位家庭成員可享有呢？是Makcik Kiah本人嗎？根據稅務局常見問題的答案，若夫妻兩人分別報稅，上述援助金將存入當局眼中一家之主的銀行帳戶，亦即Makcik Kiah該戶的一家之主。依據慣例，在傳統父權社會，一家之主是Makcik Kiah的丈夫。即便丈夫已經退休，她仍在工作養家，仍然不是一家之主。
如果這種差異導致是族群性的，我相信會刺痛比較多人。公民社會組織很多依據種族族群平等、文化表述的空間主體，只有少數處理性別歧視，也很少有意圖推動性別平等。因此，性別平等和消除政策上的歧視訴求很難進入主流論述。在一些情況下，性別歧視甚至成為一種不痛不癢的常態。
在這段無法自由出門的日子，我細讀了一本考察馬來亞和新加坡女子學校的教育歷史的著作——《Schooling Diaspora: Women, Education,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British Malaya and Singapore, 1850s-1960s》【暫譯：學校流散者：英屬馬來亞和新加坡的女性、教育和海外華人，1850至1960年代】（紐約：牛津出版社，2018）。作者是目前在美國石山大學執教的歷史學者張美嫻（Karen Teoh May-Shen）。本書以女子學校及其華裔畢業生為個案，梳理女子學校的教育史，不過，並未局限於性別和學校教育，也討論「海外華人」在英殖民政府管制下的文化選擇和社會領袖的性別視角。該研究發現，許多受過正規學校教育的華裔女性，族群身份的認同遠強於性別意識。
（來源：本書詳細介紹兩種類型的女子學校的建立動機和後來的發展，一種是西方傳教士所設立，目的是慈善、教育和傳教；華校則是民族自強，提倡現代教育，促進華人女性的水平。當然教會或華社領袖創辦的女子學校，都有父權的視角和期待。
從今天來看，昔日的父權觀念是保守且具優越感，在當時卻是進步的。對華社領袖而言，他們自視爲民族領袖，且意識到女性是民族的重要成員，因此要爲女性提供現代化的教育，達到民族自强和現代化目的。但不少女子學校畢業生發現，自身家庭和社會無法像學校那樣接受她們的新角色。雖然如此，她們並未因此投入女性醒覺運動，那個年代，特別是華校畢業生更傾向於獻身民族解放運動，包括抵抗西方殖民主義，參與民族國家的成立等。
從正面來看，學校可以平等地對待學生，不論男女都讓他們對社會和國家有共同的認識機會，賦予相等的責任，對很多女性和弱勢群體是一項賦權經驗——即可與過去享有特權的群體（如男性受教育者）一起參與公共生活，體驗超越自我和家庭，參與國家建設的成就感。
（來源：National Library Singapore）
然而，民族教育倾向漠視內部成員的權力和資源不平等結構，接受傳統社會結構的歧視，甚至視之爲可接受的常態。民族領袖往往是這些傳統社會結構的優勢者，如果沒有民族「外敵」，他們不會傾向重組社會結構。過去，真正能挑戰民族內傳統勢力是階級革命，但這樣的運動在二十一世紀幾乎已經銷聲匿跡。
二十世紀上半葉，華族女子學校提供的現代民族教育，除了注重現代知識的裝備，也著重培養民族意識。學校欲培養學生成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新一代，惟對傳統缺乏反省，尤其是「尊卑」的社會關係——長幼、性別和君臣等關係。直至今日，馬來西亞的學校仍然如此自我定位為傳承民族文化的搖籃，實際上可能已壓抑其他重要問題，特別是族群內部較弱勢者的權益。
譬如，即便一些女性在她們成長的社會，包括受教育機會，市場差別待遇，家庭地位、財産分配等，也是明顯被歧視的。當中承受的某些傷害甚至是暴力的，如家暴，强暴等，是高度性別的。這些來自日常、傳承，甚至會發生在她們女兒身上的差別待遇，也極少激起對既存制度的憤慨。換言之，在建構身份認同上，長期的正規教育和社群精英論述，可能比個人切身受歧視的經歷更有影響力。所以，張美嫻的結論——族群意識對女性身份認同的影響力遠遠強於性別意識，雖源自二十世紀初海外華人女子教育之研究，用來理解現今社會仍然充滿洞察力。
 吳益婷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研究領域為砂拉越政治和馬來西亞華人社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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