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Malaysia Gazette/Hazrol Zainal)
中國的威權統治與一黨專政,一聲令下,唯有服從。武漢成功封城,確保滴水不漏。馬來西亞政府要求民衆待在家裡,看來得一再懇求。因此有人就斷言,中國的封城模式照搬到其他國家城市,總是水土不服。國盟政府實施「行動管制令」後出現各種荒腔走板的情節,係因爲沒有明顯的管理細節,截稿前許多超市、菜市場仍出現大量人流與擁擠,存在嚴重交叉感染的風險。這次疫情控制如何?表現如何?效果如何?除了國民配合,也是政府面對國家疫情與灾難管理能力的一大考驗,他們在奪權時應完全沒有預料到疫情如此嚴峻。
【文/陳錦松】
新冠病毒去年12月在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中國是重灾區,確診病例與死亡人數暴增,截至近年3月22日統計,中國確診病例達到8萬1501人,死亡人數3267人。隨後世界各地疫情也陸續增加,此世紀之疫與十七年前的非典型肺炎(SARS)有過之無不及,單就感染人數與死亡人數對比,遠遠超過非典的人數。當時中國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可見新冠病毒威力無比,中招者無不性命危殆。
在進行抗疫的攻堅時刻,中國與美國還展開外交博弈。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劍指美軍是新冠病毒的源頭,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顯然與外交部不同調,崔甚至形容這是「瘋癲」(crazy)的陰謀論,直接打臉趙的說辭。然而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因不滿趙「無憑無據」的指控,索性把「新冠病毒」稱爲「中國病毒」,以示還原中國是發源地的事實。
有關病毒的名稱,其實爲了避免污名化一個國家或地區,世界衛生組織2月11日將早前通稱的「武漢病毒」命名爲「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CO」代表Corona(冠狀),「VI」代表Virus(病毒),「D」代表Disease(疾病),「19」代表疾病發現的年份2019年。世衛强調命名時不會特定指向某個地理位置、任何動物、人類個體或群體。但不是每個國家都依照世衛的脚步更名,因此還有一些境外媒體沿用「武漢肺炎」。
世衛疑掩蓋疫情
殃及全球大爆發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被認爲聽命於中國,導致一些國家不滿,特別是當疫情惡化時,世衛的客觀判斷被質疑,當時一般認爲世衛聲稱疫情「可防可控」是有意掩蓋中國嚴重的疫情。當然有幾分證據講幾分話,中國必須面對當時新冠病毒在武漢肆虐的事實,急與病毒撇清關係或許是不明智的,也非大國所爲。
目前,西方國家爆發的疫情幾近失控。歐洲疫情不斷惡化,歐洲三十國3月18日緊急通過聯手集體封關三十天。可以肯定,新冠病毒橫掃全球,所有地區頓時都淪爲「非安全區」,禁止人員流動成爲防疫的「非常手段」,馬來西亞也不能倖免。截至3月22日全球已有1萬3049人死於新冠病毒,病毒已蔓延至全球170多個國家與地區,確診病例累計達到30萬7294人。
隨著3月22日馬來西亞疫情飈升到1306例,死亡10例,至今還未見有遏制的跡象。馬來西亞2月末出現的政變,內閣真空,被認爲是疫情失控的原因之一。2月27日連續四天在吉隆坡大城堡占美清真寺舉行的萬人大集會未受阻止,導致疫情大幅蔓延。國民聯盟(Perikatan Nasional)爲了奪權,忙於部署「喜來登行動」,哪有閑暇顧忌疫情的起伏變化,而希盟倒臺前也未在疫情延燒初始,阻止自嚴重疫情國家公民來訪,也失去了防堵時機。
國民聯盟奪權上臺,罔顧選民在第十四届大選的選擇,無疑是對馬來西亞民主的最大傷害,也暴露民主體制的嚴重缺陷,後門政府的不雅稱號會伴隨國民聯盟政府直到來届大選。
(來源:The Straits Times/Chong Jun Liang)
馬鎖國忽視細節
政策反覆欠協調
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宣布馬來西亞在3月18日鎖國,以避免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如果任由疫情自由發展,恐怕醫療設備與醫護人員將無能爲力。但一個好的政策,必須有完善的機制來滿足,而不是光談政策,沒有細節。有句話「魔鬼藏在細節裡」,即提醒人們不要忽略細節,往往是一些你不注意的、隱藏的細節,最終產生巨大的影響。政府鎖國政策固然好,但細節模糊不清,結果出現許多不同解讀,政策多次剎車急轉彎,使民衆不知所措。
慕尤丁宣布行動管制令隔天,許多人漏液「逃亡」,吉隆坡南湖鎮巴士總站人潮涌動,北上高速公路大塞車,吉隆坡警察局大排長龍只爲了取得跨州通行證,大學校園急忙驅趕學生離開宿舍,網上教學喊停,公衆驅車到市區溜達,部份住宅區的露天菜市場不知該關門或停業。大量每日往返新山與新加坡的馬勞更是趕忙收拾行囊確保在午夜十二時行動管制令生效前「闖進」新加坡。一些馬勞來不及安排住宿被迫露宿新加坡捷運站,狼狽不堪。
中國用封城來控制疫情,控制人與人的接觸與感染,基本已看到一些成效。之前馬來西亞政府宣布五十人以上的集會要避免與遠離,但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宣布後翌日吉隆坡谷中城的大型教育展並未立即喊停,令人懷疑國人對疫情沒有「自我防備」意識,沒有恐懼感,這其實是一場豪賭,大城堡占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Sri Petaling)宗教集會成爲疫情的爆發點,就是因爲掉以輕心導致的灾難。
(來源:Prime Minister’s Office/BERNAMA)
效法中封城模式
治理能力臨大考
中國的威權統治與一黨專政,一聲令下,唯有服從。武漢成功封城,確保滴水不漏。馬來西亞政府要求民衆待在家裡,看來得要一再懇求。因此有人斷言,中國的封城模式照搬到其他國家城市,總是水土不服。
這次疫情控制如何?表現如何?效果如何?除了國民配合,也是國民聯盟政府面對國家疫情與灾難管理能力的一大考驗,他們在奪權時應完全沒有預料到疫情如此嚴峻。
國盟政府實施「行動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後出現各種荒腔走板的情節,係因爲沒有明顯的管理細節,截稿前許多超市、菜市場仍出現大量人流與擁擠,存在嚴重交叉感染的風險。
面對疫情,我們要恐懼,但無需恐慌,十七年前,我親身體驗在北京非典時期當時的生活情况,可謂歷歷在目,人人幾乎是恐懼的,儘管北京沒有封城,但民衆都主動不出門,學校封校、餐廳休業,市民只能在附近的小商店購買日常用品及食品,因爲恐懼,大家都能自我管理,避免與人接觸,疫情才逐漸控制。
馬來西亞首次面對比非典更有殺傷力的新冠肺炎,唯有對病毒的「誠惶誠恐」,唯有擔心自己可能會被感染,人們才會意識到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的必要,唯有民衆醒覺,眼前惡化的疫情才不會成爲大灾難。
陳錦松 |
畢業於臺灣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前南方大學學院國際學生處總監。曾任北京英迪經貿學院常務副院長、UCSI 大學中國區總監、中央藝術學院新聞系講師、報社社論主筆、《教育天地》雙月刊主編、《孩子》雙月刊主編、曾先後旅居中國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十餘年,現爲馬來西亞《東方日報》專欄作者,任職於新紀元大學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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