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Felix Wong）

新加坡社會崇尚菁英，追求階級晉升，普遍不會掩飾自我優越，因此當面對這個快速而嚴峻的變化，政府維持一貫思維，缺乏同情和理解。菁英團隊不知道，他們所繼承的、制訂的政策，因無法貼近庶民生活而不能有效回應國人的實際需求。雖然社會上還沒有真正形成「下層」意識，不過越來越多人開始產生危機感和覺察自身的脆弱性。中年轉業或失業的情況越發普遍，在這個全球最昂貴的都會國家裡，即使是中產階級也很難抵禦長期沒有收入的生活壓力。除了高端的20%，其他人都有可能因變故而淪落到低端。在新加坡，沒有人可以意氣風發到最後，特別是在下層增生的時代裡。

【文／潘婉明】

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繼今年5月在網路平台上載以福建話發言的宣傳影片之後，日前又以廣東話發表第二波攻勢。該視頻片長約三分半鐘，文案明顯是以書寫文打稿，再由徐順全以粵語宣讀，然而這種傳達訊息的方式比使用口語化廣東話更考驗他的方言能力，宣傳效果也打折。

徐順全在片中再次提出老人失養和青年失業問題，並指政府選後背棄承諾，提醒選民謹慎投票。很可預見，圍繞著組屋、公積金、物價、就業、本土vs外來等政策與民生議題將會從上屆大選持續延燒下去，國際間的外部影響，如馬來西亞改朝換代及香港反送中事態發展的作用，反而還未見發酵。

正當反對黨頻頻將民生困頓的矛頭指向政府，其政策及思維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甚至是問題根源的同時，新加坡統計局公布了五年一度的「家庭開支調查報告」，指本地居民的家庭平均月收入達11,780元，比上一個五年度統計的10,470元增加了1,310元，年均增幅達2.4%；而本地居民的平均家庭月支出則是4,910元。

這些數字叫民眾聞之譁然。因為根據新加坡的家戶型態，以核心家庭最為普遍，因此一般家庭的收入即雙薪夫妻的總和。若以此模式計算，則夫妻二人平均月薪須達5890元，然而這個數字跟一般受薪白領階層的實際待遇還有一段距離，更遑論其他中下階層的受薪勞動者或自僱業者。

事實上該調查報告亦指出，收入最低的20%家庭，他們的平均家庭月收入只有2,235元，而他們的平均家庭月支出卻高達2,570元，亦即每月超支335元。換句話說，收入最低的20%家庭，他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都遠遠跟不上「本地居民」的平均。

（來源：The Economist／Reuters）

「簡單平均」遮掩真實數字

然而這些重點被傳媒所下的華麗標題轉移，被口惠而實不至的「簡單平均」所遮掩。即使調查報告將被統計者分割成不同類型後，反映了更貼近真實的數字，我們果然仍被滿紙撩亂的數字遊戲忽悠過去，一如預期。

根據調查報告，在所有被統計的類型裡，收入最高的20%家庭，其收入的年均增長最慢，僅有1.6%；反而是居住在一房及二房式政府組屋的家庭，其收入年均增長為6.3%。也就是說，這些極可能跟收入最低20%家庭重疊的人口，他們的收入增長得最快。以平均家庭月入2235元計算的話，這個家庭每年約有140元的調薪空間，若平均家庭收入是兩人收入的加總，則每一個勞動力每年調薪70元。

尤其甚者，收入最低20%家庭類型裡，其中有36.7%的戶主是65歲及以上人口，其中又有多數人已沒有僱傭收入，亦即就業收入所得。這部份人士的生活支出依賴非工作所得，包括投資、租金、子女、公積金入息以及各項政府津貼。換句話說，有為數相當的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年長者，即使他們被迫持續在晚年從事低收入工作，或接受各種管道的政府救援，每月所得仍不足以平衡收支，然而他們在統計數字的世界裡卻被歸類為「收入增長最快」的群體。

新加坡社會不是沒有貧富差距的問題，過去沒有形成激烈的階級分歧，因為在上層與下層之間還有相當厚實的中層群體。這些人見證了國家走過艱難歲月，走上發展軌道，走向成功。他們也受惠於建國以來國家實施的各項建設和政策，許多人得以擁屋，從貧民窟遷移組屋，並通過教育栽培自我或子女成才，上升為專業人士。

絕大部份通過這種形式達到社會流動的人士形成現今新加坡社會的中流砥柱。然而日益拉大的貧富差距，逐漸考驗到廣大的中層家戶，不但使原本處於中層下緣的人口向下流動，而「下層」的定義逐漸向中層靠攏，擴大到不只「最低收入20%」可以完全概括。換句話說，越來越多的中層家庭感受到經濟壓力或實際面對經濟困難，使「下層」人口的比例必須往上調整。

（來源：Straits Times）

菁英決策遠離普羅大眾

新加坡社會崇尚菁英，追求階級晉升，普遍不會掩飾自我優越，因此當面對這個快速而嚴峻的變化，政府維持一貫思維，缺乏同情和理解。菁英團隊不知道，他們所繼承的、制訂的政策，因無法貼近庶民生活而不能有效回應國人的實際需求。他們不明白，在這個昂貴的都會國家裡，用他們毫無想像力和靈活性的思維所設計出來的決策和方案，讓中下層人口只有在不發生任何變故的情況下才能存活。

然而這樣的思維框架不完全是菁英統治集團所獨占，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般社會所認同的共識。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近日發表了一篇題為《汽車、公寓和菜飯——新加坡人對階級、財富和地位的看法》（CARS, CONDOS AND CAI PNG: Singaporeans’ Perceptions of Class, Wealth and Status）的報告，用問答題而非選擇題的方式調查了538名新加坡人對階級的想像和觀感。問卷除了基本背景和個資，其實只有兩題，請回應人分別就上層社會階級和下層社會階級的日常生活、背景及資產進行描述。

問卷特別說明了使用「社會階級」（social class）而非「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一詞的用意，是為了讓回應人直接面對「階級」背後的各個層面，除了經濟能力和消費習慣，還可納入行為和態度等面向。但調查結果顯示，仍有61%的回應人僅以物質層面來理解階級身份，只有39%針對物質和態度兩個方面來說明階級意識和表現。

雖然研究團隊就方法論說明動機，但這種調查的結論就是沒有結論。研究者給回應人提供了絕對開放的空間，其結果一如預期地紛紜無共識，更類似網路留言的採集和分析。但也拜此方法論的包容性，極大化了我們對新加坡階級社會的認識和視野。

根據調查，新加坡人對上層社會的理解可以用以下指標來概括：經商／組織高層、（有地）私宅、擁車、就讀名校、優雅生活圈、有門檻的社交圈、高等教育、良好家教、純正英語、高檔餐廳、才藝栽培、美術鑑賞、聘僱女佣、赴歐旅遊等等。也就是說，上層階級的經濟優勢反映在他們的職業和職位、住屋型態和社區、生活和餐飲消費、教育和家庭語言選項、休閒方式和旅遊目的地等方面。由於擁車和幫佣逐漸成為一般雙薪家庭可負擔或必須項目，因此複數的汽車和女佣才能被視為上層指標。在態度方面，除了傲慢、炫富、沒有同理心，大致上沒有太過負面的評論。

用同樣的指標視察下層社會階級，可相對應地代入以下標籤：藍領、三房式及以下組屋、公共交通、鄰里學校、鄰里生活圈、欠缺社交、低教育程度、新式英語／華語／方言、居家煮食、頂多赴東南亞旅遊，其餘負擔不起。不過，回應者對下層社會階級的描述比對上層社會階級的想像來得具體、細緻和豐富。調查結果顯示，人們認為下層人士說話大聲、粗魯乃繼承家庭習性，亦即有其父母必有其子女。他們思想狹隘，負面思考，欠缺社會生活，花大部份時間在工作。他們沒有抱負，缺乏勇氣、工作表現差，頭腦不聰穎，但經常投訴政府。他們辛勤工作卻入不敷出，沒有時間追求理想、自我提升和管教子女。

（來源：Straits Times／Jason Quah）

下層惡性循環複製貧窮

不少回應者提到結構性困境。下層社會經常陷入問題家庭、低學歷、低收入的惡性循環而代代複製貧窮。他們為生計憂心，為償還房貸、學貸、父母醫療、育兒開銷而心力交瘁。他們沒有資產、沒有積蓄，卻有很多物質期待，無法分辨需求和物慾。他們還有可能來自功能失調的家庭，酗煙、酗酒或罹患精神疾病。

有回應者以自身為例，指他的世代是受困於父母與子女之間的「夾心層」。許多上一代的母親終生為家人付出，沒有儲蓄、公積金和任何資產，晚年必須依靠子女生活。而子女本身從事發展有限的工作，長工時，沒有穩定收入，也沒有任何投資規劃。他們有時為了節省一段公車車資而選擇一條更遠及更耗時的公共交通路線，或改騎腳踏車甚至步行到地鐵站。他們經常剪優惠券到超市購物，即使商家辦促銷活動，他們也未必能善盡利用，因為限於收入，他們只夠應付眼前。他們總是不開心，除了組屋一無所有。

我們不要以為「下層」只限於最低收入的20%家庭。因為根據調查，下層社會階級也包含那些來自工人家庭、具有大學學歷、說華語或講方言、從事三至五千月薪的工作、英語不流俐、讀《聯合早報》、夢想中多多博彩、到曼谷／台灣／香港或坐巴士去馬來西亞旅行、到職總超市（NTUC）／巴打鞋店／亞坤咖啡／大創二元商店／麥當勞／宜家消費，以及穿Uniqlo和H&M品牌服飾的人士。

若以此推定，則一般新加坡尋常百姓的生活都是下層生活。在這個階級社會的分層光譜裡，我們對「下層」的理解就是我們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實踐。下層社群增生成厚厚一大層，但新加坡的社會階級分層在統計學裡仍以兩極呈現：最高20%和最低20%。但事實上，「下層」已遠遠超出20%的數字，大家都下層，就看誰跌入20%。

（來源：Today Online／Reuters／Edgar Su）

雖然新加坡社會還沒有真正形成「下層」意識，不過越來越多人開始產生危機感和覺察自身的脆弱性。新加坡自政府至業界向來標榜「更便宜、更好、更快」（cheaper, better, faster），因此沒有人是不可以被取代的。在此原則下，任何比自己更年輕的同等專業人士都有可能「更便宜、更好、更快」。於是我們看到越來越多被裁退的對象，從不適任或冗員，變成資深人員或中級主管。

中年轉業或失業的情況在新加坡越發普遍，這是我們這個世代要共同面對的難關。在這個全球最昂貴的都會國家裡，即使是中產階級也很難抵禦長期沒有收入的生活壓力。除了高端的20%，其他人都有可能因變故而淪落到低端。在新加坡，沒有人可以意氣風發到最後，特別是在下層增生的時代裡。

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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