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Human Life）

新加坡經常名列前茅，榮登種種如最景氣、最宜居、最昂貴、網速最快等等未必有普遍性甚至相互矛盾的排行榜。然而這樣一個富裕、繁華、充滿活力、競爭力和戰鬥力的國家，為何兼顧不到年長者的生存？新加坡政府和民間，普遍存在著高度一致的菁英思維和步伐，對弱勢群體缺乏同理與同情，對弱者的實際處境難有真正的理解，對結構性困境的多元性尤其掌握不住，更遑論包容。如今新一代國人，距離跟國家共體時艱的年代遠矣，人民與政府的互信關係趨弱，終於到了最切身的民生利益逐漸浮現的時刻。

【文／潘婉明】

新加坡民主黨秘書長徐順全日前在網路上發表一支長約11分鐘、以福建話發言的錄影，就晚近幾年政府各方面的施政提出他的看法和批評，尤其著力於新加坡社會日益白熱化的老人就業及貧窮問題。

徐順全用淺顯的語言和親民的方言發表談話有其針對性。他向選民及社會大眾分析，當今越來越多老人被迫面對滯留在職場上不能退休的困境，乃出自於過去政府政策的反覆和失誤所致，其中組屋產值下跌、公積金提領條例的限制以及生活水平飆升和物價高漲的問題尤為嚴重。

5月22日公布的《新加坡年長者需要：家庭預算報告》正好為公眾提供數據。該報告指出，每一名65歲以上的單身人士，每月需要1379元才足夠應付生活開銷，而一對65歲以上的夫妇，則需要2351元來維持每月用度。這項研究計畫針對103名來自不同背景和階層的參與者，根據他們共同認定的項目及意見計算出結果，可喜的是，除了衣、食、住、行等必需品，其他如偶爾外出用餐、舒適安全的居住環境以及每年約500元的近距旅遊消費等一般認為「非必要」的項目也被包含在內，不過汽車、冷氣以及較高額度的醫療支出卻未被納入。

（來源：The Independent Singapore／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這份報告也指出，年長國人可能無法依靠子女奉養，或依賴公積金入息來維持日常支出，如果個人沒有足夠的儲蓄來應付晚年生活，唯有延後退休時程，持續工作來換取薪資。根據人力部部長在國會答詢時指出，新加坡有高達74%已屆滿65歲的公積金會員，每月可領取入息不超過500元。

新加坡在《2019年全球幸福報告》中排名第34名，僅次於台灣成為亞太地區最幸福的國家。無獨有偶，國際非政府組織拯救兒童基金會在5月29日才公佈的報告也指出，新加坡蟬聯第二年榮獲為全球最適合兒童居住和成長的國家。這份報告根據兒童死亡率、營養不良、失學、童工、童婚、青少年懷孕、流離失所以及兒童遇害等8項指標來計分和排名，新加坡以989分（滿分為1000分）脫穎而出。

新加坡經常名列前茅，榮登種種如最景氣、最宜居、最昂貴、網速最快等等未必有普遍性甚至相互矛盾的排行榜。然而這樣一個富裕、繁華、充滿活力、競爭力和戰鬥力的國家，為何兼顧不到年長者的生存？晚近10年，老人負債、失養、拾荒、自殺、犯罪、從事低薪工作、無家可歸的問題一一浮現，遍佈在食閣收拾碗盤、在百貨公司打掃清潔、在警衛亭看更巡守、在路上撿拾紙皮和瓶罐、在地鐵站賣紙巾賣唱彈琴拉二胡，以及在組屋底層空間呆坐或窩居的老人，已經多到無法視而不見，也無法再用華麗的包裝紙遮掩起來。

（來源：The Straits Times／Ng Sor Luan）

越來越多年長者跨不過1379門檻，徐順全首先歸咎於組屋產值的推翻。過去政府向國人及屋主再三保證組屋價值不會下跌，言猶在耳，如今傳出高齡組屋行情看淡、估價低落，甚至必須在99年地契期滿時歸還政府，價值歸零。這不僅在全國組屋持有者之間散佈焦慮，對辛苦還清房貸的年長者而言更是重大打擊。

大約2007年左右，新加坡組屋價格開始出現飆升，短短幾年內猛漲至翻倍的程度，使新加坡組屋的屋主憂喜參半。一方面，人們終於能在增值緩慢的穩健屋價中獲利，但另一方面大家也深切感受到外來人口增長的速度所帶來的各方面的壓力。不過，有為數不少的屋主在這一波房價飆漲中受惠，政府鼓吹「大房換小房」的降級（downgrade）行動也因此受到帶動，社會尚且感受不到不滿情緒的流竄。

一直到房價持續攀升導致年輕國人負擔不起二手組屋，政府才在2013年制訂「打房」政策，限制永久居民取得身份3年內不得購買組屋，才使情況有所緩解。然而，當老屋掉價、期滿歸零，以及全國只有約5%的高齡組屋得以納入選擇性整體重建計劃（Selective En bloc Redevelopment Scheme）的消息傳出後，影響層面擴及全國超過80%的組屋居住人口，大家才意識到自己很可能不是這間組屋的屋主而只是租戶，也才發現他們的房子因漸漸失去市場價值，即使留傳給子女，也不再是傳家的資產。

（來源：The Business Times）

政府組屋只有99年契約是人盡皆知的公開事實，但人們似乎從現在開始才正視這個事實。這種突然的「醒悟」很可能出於過去國人長期對政府和領袖的依賴與信任而刻意忽略所致，如今新一代國人，距離跟國家共體時艱的年代遠矣，人民與政府的互信關係趨弱，終於到了最切身的民生利益逐漸浮現的時刻。

公積金提領條例不斷地修訂和設限使中低收入國人的處境益發困難，而物價高漲百貨騰貴的生活壓力對民生更形雪上加霜。近幾年陸續有報告提供新加坡貧窮家戶數字的統計，雖然政府未設定貧窮線而使實際數字難以認定，不過據粗略估計，共有三成以上的家戶落入絕對貧窮和相對貧窮的範疇，換算成戶數則超過20萬戶。

正當大家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政府卻相繼有人指稱人民不知感激，對部長的工作只有攻擊沒有欣賞和理解，使人才不願從政，私人企業的高管更請不動，連剩下的公務員和將領也不一定肯屈就。徐順全的談話裡對義順區國會議員李美花罵人民是「死鬼仔」、「敗家子」尤其火大，他責備這些政府官員不知道自己坐領的俸祿，正是來自他們口中的「死鬼仔」、「敗家子」所貢獻的稅賦！

徐順全認為政府對年長者是有責任的，應該照顧及承擔這些跟國家共同走過艱辛路的建國世代。而新加坡政府的確是一個回應型政府，每面對新的局面與挑戰，都能以超高的行政效率祭出「辦法」，在第一時間了解、設法、回應和解決。相信年長者每月開支的研究計劃正是在這種動機下執行的，最後得出1379元的結論。

（來源：Asia News）

進一步檢視細目，1379門檻其實遠遠不足以應付真實生活的開銷，然而公眾似乎接受此為合理數字，甚至認為這個數目還可以再稍微降低。新加坡的政府和民間，普遍存在著高度一致的菁英思維和步伐，對弱勢群體缺乏同理與同情，對弱者的實際處境難有真正的理解，對結構性困境的多元性尤其掌握不住，更遑論包容。

1379門檻正是這樣的例子。面對這個數字，許多人習慣性地啟動政府回應模式，提供了各種「如何如何你就活得下去」的解套方案。這種既頑固又僵固的菁英思維認為，窮人只要能維持基本生存就是生命的全部目標，其餘有關日常生活的細節以及溫飽以外的開支，如休閒、文化、心靈、歸屬感、安全感、幸福感、主體性、生活品質、心理衛生、存在尊嚴等等，統統都不應該納入計算和考慮之內。

於是乎，生活就只剩下存活。因此當窮人被發現竟然有（被認為）不合理甚至奢靡的支出，如汽車、旅遊、嗜好、精神生活、私立醫療、網路或3C產品，甚至吹冷氣、上館子，就變得不值得同情，是不必要的、可以被刪減的。於是1379門檻不只是年長者的最低生活指數，還變成是窮人值不值得同情、可不可以得到援助的道德指標。

潘婉明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者。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興趣包括馬共歷史、華人新村、左翼文藝與性別關係。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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