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Communique PR）

新聞爲什麽必須從國家角度設想？林芮光應該要知道，民主政體下的媒體，不是為政府、國家利益服務，而是公衆利益。媒體必須監督政府，怎麽可能還和政府官員做朋友？如果處理新聞時得跟官員互攀交情，一起討論內容，豈有獨立性可言？社會要邁向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前提必須是新聞自由。一位新聞秘書這樣抱持威權思維，豈不讓人擔憂希盟媒體改革的決心？

◎讀者來稿◎

【文／廖珮雯】

近期讀罷交通部長新聞秘書林芮光針對《星洲日報》的抗議聲明和數則臉書貼文，不禁對希盟政府官員的民主素養感到擔憂。林芮光因前者原文轉載新加坡報章整理馬新兩國糾紛的文章，遂於2018年12月11日發表聲明，促請該報捍衛國家主權。該報副執行總編輯鄭丁賢批評希盟「如果表面講的是民主自由，實際做的是干預施壓，這就不是聖誕節禮物，而是萬聖節的惡搞了」，林氏先後於12月22日和23日在臉書回應，強調未干預新聞自由。

（來源：林芮光臉書）

希盟作爲新政權，在競選宣言承諾保障新聞自由，身為新政府的新聞秘書，對民主政體的新聞自由內涵、媒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理應掌握一定的基礎知識。讓人失望的是，其聲明內容卻違反民主政體的新聞認知，體現威權政體思維。

媒體是看門狗 不附屬於政府

首先，林芮光認爲，《星洲日報》是馬來西亞媒體，有責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審視國家課題，特別是涉及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爭議，還要求該報「不要肆意操弄國家課題，破壞政府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議題上所作的努力！」。

强調媒體必須「國家利益至上」，並不符合民主政體下媒體的角色。一般上，國家與媒體的關係分為威權體制和民主體制兩類。馬來西亞前朝政府對媒體的態度，屬於威權體制下的發展主義思維，即要求媒體報導必須符合國家利益，以國家發展至上爲報導宗旨，協助塑造國民團結。簡言之，媒體必須服務國家與政府。在這樣的概念下，媒體的角色不是監督政府，而是淪為政府的附屬機構，協助維持國家穩定。然而，希盟競選宣言承諾保障新聞自由，强調邁向民主政體，新聞秘書卻曝露威權政體的思維。

在民主政體下，政府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是平等的，兩者對等的關係須由法律保障，例如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闡明保障新聞自由。馬來西亞至今尚未廢除箝制新聞自由的惡法，國人無不期待新政府能帶來新氣象，新聞秘書這樣抱持威權思維，豈不讓人擔憂希盟媒體改革的決心？林芮光應當瞭解，媒體不是政府的搖擺狗，而是看門狗。

混淆媒體原則 邏輯認知謬誤

第二，林芮光認爲，《星洲日報》透過鄭丁賢的專欄，試圖「指責部長秘書干預新聞自由」。在此，林芮光犯上認知錯誤和邏輯謬誤。（見12月23日臉書貼文。若以下引述來自該貼文，則不另註）

（來源：林芮光臉書）

鄭丁賢提到「部長秘書、助理之類，不用教導媒體怎麽做，如何才是政治正確」，這段話是符合媒體原則的，但林卻認爲這是「指責」，顯示他不尊重媒體自由，並把媒體評論人闡述媒體立場的原則性語言，聲稱是媒體對他的指責，「企圖挑起爭議」。這是認知錯誤。

林芮光還把《星洲日報》的錯誤報導和新聞自由胡亂連結，稱該報已經不只一次錯誤報導。媒體錯誤報導，攸關專業性問題，政府新聞秘書當然可以反映，要求更正；但鄭丁賢强調的是媒體的獨立性，與錯誤報導沒有關係，林卻把這兩者拉在一起談，犯了邏輯謬誤。

官媒互攀交情 共商新聞作業

第三，林芮光在臉書詳述與《星洲日報》總編輯郭清江之間的對話，提到郭和他解釋馬新爭議新聞一事，對於與郭對新聞處理上的共識表示滿意。這部份很有問題，已經顯示林利用公權力干預媒體，卻對此不自知，也不願承認。

林芮光宣稱「履行職責確保部長新聞獲得正確報導，不應被視爲干預新聞自由」似乎認爲，政府官員只要和媒體總編輯溝通，就能從「內部追究」，這是赤裸裸從上至下來行使權力，也是威權體制的思維。

民主政體恰恰相反，權力是從下至上行使，記者有一定的獨立性和專業性。若要糾正錯誤報導，可以聯絡採訪記者，嘗試溝通釐清報導內容。林氏利用政府部門的公權力，透過總編輯進行內部追究，還詳述總編輯的回應，諸如「新聞應該從馬來西亞的角度想」、「大家是朋友，一個電話來，我們看怎樣處理」，這些都是干預媒體、破壞新聞自由的證據。

新聞爲什麽必須從國家角度設想？林芮光應該要知道，民主政體下的媒體，不是為政府、國家利益服務，而是公衆利益。媒體必須監督政府，怎麽可能還和政府官員做朋友？如果處理新聞時得跟官員互攀交情，一起討論內容，豈有獨立性可言？

媒體的編輯台有獨立處理報導的權利，這是新聞自由，爲什麽需和打電話來的人一起討論怎樣處理？這已不是指正錯誤，而是企圖影響新聞的處理、方向和角度。當林芮光認同郭所言「大家是朋友，一個電話來，我們看怎樣處理」時，無疑就是干預新聞。

《星洲》也沒有守住媒體立場與報格，在林發出聲明後，郭承諾內部追究，就是來自干預的結果。新聞秘書動輒致電總編輯展示權力，公開訓斥媒體，讓媒體人馴化，自我審查，儼然就是干預新聞自由的鐵證。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登門造訪《紐約時報》編輯部，之後該報專欄作者發表評論〈川普，我們絕不可能好好相處〉（No, Trump, we can’t just get along），這並不是一項指責，而是闡述媒體的堅定立場和獨立性，不會輕易被政府馴化。

展示權力警告 媒體知識匱乏

第四，林芮光强調：「百格也好，星洲臉書也好，星洲電子組也好，副執行總編輯鄭丁賢也好，都是代表星洲日報，如何脫責」。這句話顯示他連最基本的新聞知識都不具備。

在言論方面，除了社論代表該報館立場，專欄作者是獨立於報館的，可以發表本身看法，也就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

林芮光又宣稱，「雖然《星洲日報》在馬新爭議新聞事件後道歉，但似乎依舊透過鄭丁賢的專欄試圖指責『某部長新聞秘書教導媒體怎麽做，如何才是政治正確』」，另外其主題標籤（hashtag）也標識「#我讓步你卻咄咄逼人」、「#做錯事道歉了還要反撲這是無耻」、「#新聞自由下的隱議程才是新聞自由最大的敵人」。（12月22日帖文）

（來源：林芮光臉書）

這顯然是指《星洲》透過鄭丁賢的專欄來「反撲」，將之形容為「無耻」。這顯示他不瞭解何謂言論自由、不瞭解媒體言論分爲社論和專欄的差別。

第五，林芮光在貼文和標籤指：「新聞自由下的隱議程，才是新聞自由的最大敵人」，暴露其試圖以新聞自由之名，掌控媒體的思維：媒體在報導時擁有「隱議程」是不對的，會破壞新聞自由。

可是，媒體報導時設定議程，本身就是慣常作業方式之一，稱爲議題設定。雖然傳播學界對此多有批評，但這與新聞自由之間的關係並不直接。例如，記者在報導時，將議題設定在某範圍，將使報導更集中或全面；被批評的是，這樣的議題設定方式會使報導喪失公正或流於片面。

但是，這對破壞新聞自由並無直接關係，記者可從另一角度繼續深入報導同一議題，來彌補偏頗的報導角度。而行使公權力從上到下，企圖控制媒體的報導方向，才是新聞自由最大的敵人。

第六，林氏臉書貼文結尾指出：「事件發生至今十三天，一切僅停留在中文圈，沒有任何馬來文版，是我對星洲日報的厚道」。

「厚道」二字讓人疑惑。是否顯示一種雞毛當令箭的小拿破崙心態？是否又指，箝制媒體的惡法能管束媒體，若媒體犯錯，林翻譯成馬來文後引起更多關注和反彈，可藉此管住媒體的嘴巴？

如果上述對「厚道」的詮釋能成立，這麼一位新聞秘書，卻言之鑿鑿說利用自身權力「厚道」對待媒體，威權態度和小拿破崙姿態表露無遺。傳播學者莊迪澎就稱此爲「展示權力和警告」。

社會要邁向更民主開放的環境，前提必須是新聞自由。馬克思說：「沒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作爲專欄作者，筆者想告訴希盟政府，媒體不需要新聞秘書的厚道，因爲新聞自由是必須的，不是由新聞秘書「厚道」、「開恩」給予的！

廖珮雯，自由撰稿人。曾任職馬來西亞《東方日報》新山辦事處記者、大學學院講師、議員研究助理。曾拍攝柔南原住民和邊佳蘭抗爭紀錄片。發現現實社會深層結構牢固，自由無價。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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