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德／沙巴強人政治與西瓜效應

（來源：Malaysia Gazette／Fareez Fadzil）

沙巴州選前「沙菲益效應」掀起的政治旋風，與選後「西瓜效應」吸引若干國陣議員的倒戈支持，雖無直接的因果關係，但這兩項因素卻在2018年選舉產生偶然的交錯，最終使得沙巴在二十四年後再度迎來政黨輪替。自從沙巴民統黨選後翌日宣佈退出國陣，其骨牌效應已經開始發酵。砂拉越四黨近日宣佈脫離國陣且自組地方性聯盟後，該效應惟恐蔓延至馬來半島，部份失去權力和選區撥款的巫統議員，極可能陸續跳槽到希望聯盟。

【文／李泰德】

馬來西亞第十四屆大選落幕後，吉打、霹靂與沙巴三州分別出現「懸峙議會」（Hung Parliament），未有單一政黨取得過半議席。在組織州政府的過程中，皆出現了國陣與希望聯盟／沙巴民族復興黨爭相拉攏第三黨，甚至對方議員的現象。以上三州，尤以沙巴的「搶人」過程最具戲劇性，因此本文將聚焦在這個「風下之州」，從「強人政治」與「西瓜效應」的觀點，來探討沙巴政治的特性。

打從沙巴州在1963年與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砂拉越與新加坡共組大馬來西亞聯邦（Greater Malaysia）後，其政局長期驚濤拍岸，直至沙巴團結黨（Parti Bersatu Sabah，PBS）在2001年重回國陣而導致失去強大反對黨後，方成為坊間所謂「國陣定存州」（fixed deposit of Barisan Nasional）。

實際上，沙巴是馬來西亞發生最多次政黨輪替的州屬：
一、1976年由弗亞（Fuad Stephens，皈依伊斯蘭教名為唐納史蒂芬，Donald Stephens）領導的沙巴人民黨（BERJAYA）擊敗慕沙達法（Mustapha Harun）領導的沙巴統一陣線（USNO，沙統）；
二、1985年百林（Pairin Kitingan）新成立的沙巴團結黨擊敗人民黨的哈里斯（Haris Salleh）成為第二位卡達山族（Kadazan）首長；
三、1994年因沙巴團結黨議員跳槽而成為新政府的沙巴國陣；
四、2018年由沙菲益（Shafie Apdal，下圖）為首的沙巴民族復興黨（Parti Warisan Sabah）與沙巴希望聯盟、沙巴民統黨（United Pasokmomogun Kadazandusun Murut Organisation，UPKO）共組新政府。

（來源：The Star TV）

四次的政黨輪替，除了1994年大選因為國陣聯邦政府選前金錢政治與選後利誘跳槽得逞外，其餘三次皆與強勢領導人掀起的政治旋風息息相關。

強勢領導旋風掀起政黨輪替

身為卡達山與杜順人（Dusun）的民族領袖，弗亞的回歸，讓沙巴人民黨在1976年州議會選舉中狂掃絕大多數非穆斯林土著的議席。隨著弗亞同年空難離世，來自坦布南（Tambunan）的百林趁勢崛起，較後成為該族的「最高領袖」（huguan siou），也對首席部長哈里斯構成巨大威脅。兩人因理念相左而決裂，百林退黨製造補選勝出，奠定了在卡達山、杜順族的領導地位。最終在1985年州議會選前組織沙巴團結黨，成功贏得政權。

沙巴在1994年大選後，因國陣向沙巴團結黨議員挖角，令後者被迫交出州政權。此後，沙巴反對政治基本上是由百林為首的沙巴團結黨把持。由於兩場國會與州選舉後該黨議員不斷被國陣挖角，使得團結黨最終認清無法與掌有聯邦政府背書的沙巴國陣政府對抗，最終在2001年宣佈回歸國陣。這項宣布，也直接造成該州接下來十五年沒有強勢本土反對黨的局面，導致沙巴成為國陣的「定存州」。

在政治上，強勢領導人的重要性在於，不僅能靠「領袖魅力」吸引選民，帶動選情，更可說服選民：透過強勢領導及其團隊，定能勝任領導政府運作。在1999年州選後的接下來三次選舉，非國陣陣營非但沒有一名強勢領導人，更無公佈首長候選人藉此展現執政的決心。就算2008年政治大海嘯的帶動，同時獲得來自國陣的威弗烈（Wilfred Bumburing）和拉津（Lajim Ukim）等人加盟，但2013年大選時民聯亦未公布首長候選人。

（來源：Tan Su Lin AWANI Twitter）

曾任聯邦部長和巫統全國副主席的沙菲益，由於出走自威權政黨，不僅掌有諸多資源並深諳巫統在遊戲中的弱點。與1976和1985年兩次州選不同的是，弗亞與百林是來自卡達山與杜順族的領袖，沙菲益則是紮根東海岸的巴夭族（Bajau，超過95%為穆斯林）。歷經2003年的選區重劃，加上選民結構改變，穆斯林土著過半的議席，到2018年佔了60個總席次的36席。因此，若要在沙巴州再次掀起政黨輪替的旋風，穆斯林土著選民佔多數的選區則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沙菲益已成穆斯林重要在野領袖

在2018年州議會選舉，沙巴民族復興黨掀起的沙菲益效應，成功在穆斯林土著選區開拓新的政治版圖。該黨和國陣分別贏得18個穆斯林土著議席。這也是非國陣政黨近幾十年來在該類型選區表現最好的一次。值得一提的是，沙菲益相信是沙巴州五十年來最具份量的穆斯林反對黨領袖，因此非國陣陣營能在此次選舉贏得半數穆斯林土著選區，這位領袖所帶來的政治效應並不可忽視。另外，雖然民興黨與希望聯盟在華裔選區與混合選區也大獲全勝，甚至在華裔佔多數的選區取得超過七成五的得票，但非穆斯林土著的14個議席因第三黨贏得超過兩成得票，使得國陣得以在選票分散的情況下，贏得10個州議席。根據初步選票統計，與2013年選舉相比，國陣的非穆斯林土著得票有微弱增長。

1990年全國大選前夕，百林率領沙巴團結黨退出國陣，支持東姑拉沙里（Tengku Razaleigh Hamzah）領導的人民陣線（Gagasan Rakyat）。這項轉變，使到馬哈迪在選後決定創立巫統沙巴分部，而以穆斯林佔多數的沙統則自行解散與巫統合併。之後，聯邦政府更屢屢報復沙州政府，透過聯邦資源籠絡選民，使得1994年州選舉非常激烈。雖然沙巴團結黨最終以25席對23席的微弱優勢組織州政府，不過選後，柏納東博（Bernard Dompok）和佐瑟古律（Joseph Kurup）分別帶領團結黨議員退出國陣，成立沙巴團結黨（後更名為沙巴民統黨）和沙巴人民團結黨。最終沙巴國陣成功獲得過半州議席並組織州政權。

（來源：Sayang Sabah）

2018年州選結果出爐後，首先表態要打破「懸峙議會」僵局的是由國陣沙巴團結黨主席百林的胞弟，也是沙巴立新黨（Parti Solidariti Tanah Airku）主席傑菲里（Jeffrey Kitingan，上圖）。雖然該黨僅贏得沙巴內陸地區的坦布南（傑菲里以1,037張多數票擊敗胞兄百林）和冰谷（Bingkor），但選後與沙巴國陣達成協議，即在其議員退出巫統與國陣的前提下共組新政府。雖然如此，民統黨主席馬迪烏斯登敖（Madius Tangau）率領旗下議員支持沙菲益（該州議員5月10日宣佈支持國陣組織政府，但在5月11日宣佈跳槽至民族復興黨）。

新政局觸發轉舵靠攏風潮

沙巴1994年和2018年掀起的議員集體跳槽事件，與誰主聯邦政權這個因素不無關係。換言之，沙巴議員常以國陣或希望聯盟為聯邦執政黨作為主要判斷。當雙方在州層級選舉不分軒輊時，往勢力較強的一方靠攏（此原則不適用於沙巴立新黨，因傑菲里分散希望聯盟與沙巴民族復興黨得票的動機，大於推翻由慕沙阿曼為首的沙巴國陣）。這類試圖往權勢靠攏的政治效應，也被稱為「西瓜效應」（源自閩南話俗諺「西瓜靠大邊」）。1994年柏納東博和佐瑟古律退出沙巴團結黨，和2018年馬迪烏斯宣佈民統黨退出國陣，皆是同樣的道理。若把目光轉到砂拉越，該州國陣的四個成員黨，還有半島巫統和馬華相繼傳出黨員退黨並加入希盟各黨，正因選後新強勢的一方經已出現，所以如同切開的西瓜般，往大面積的那一邊倒下。

（來源：NX Digital）

馬來西亞雖奉行聯邦制，但權力卻集中在聯邦政府手中。由於聯邦政府無須與州政府分享絕大多數的權限與稅賦，在「國」大「州」小的情況下，若支持與聯邦政府較疏遠的政黨組成州政府，將不利於該州的整體利益（國陣聯邦政府不向沙巴團結黨執政的沙巴、伊斯蘭黨的吉蘭丹，還有1999年至2004年的登嘉樓，發放石油權利金，即為顯例），議員本身也被視為對聯邦政府不友善的政治人物。畢竟掌握資源多寡，攸關選舉連任成敗，將籌碼押在較具有權勢（獲聯邦執政黨背書的陣營）的一方才能獲利。

本文所提論點，選前「沙菲益效應」掀起的政治旋風，與選後「西瓜效應」吸引若干國陣議員的倒戈支持，雖無直接的因果關係，但這兩項因素卻在2018年選舉產生偶然的交錯，最終使得沙巴在二十四年後再度迎來政黨輪替。其中「強人政治」帶來的借鑑便是，政黨若能在選前推舉形象鮮明的領袖出擊，將為該黨帶來加分效果，有助於拉抬聲勢。至於「西瓜效應」的影響，自從沙巴民統黨選後翌日宣佈退出國陣，其骨牌效應已經開始發酵。砂拉越四黨近日宣佈脫離國陣且自組地方性聯盟後，該效應惟恐蔓延至馬來半島，部份失去權力和選區撥款的巫統議員，極可能陸續跳槽到希望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