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作者提供)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差異在於以「人」為研究對象,十分重視對在地脈絡、日常生活及話語體系的掌握,必須確立經驗事實、提煉分析概念,從而得出論述邏輯及分析視角。這要求研究者以在地視角、思維及話語出發進行研究。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是研究者是否能掌握在地語境,對華人的歷史發展及生活脈絡進行正確解讀。海外閩籍華人社會的宗族組織、社團網路和民間信仰,正是官方文獻少有記錄的環節,工作坊的研究及探討,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必須結合在地田野調查及民間文獻整理,才能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
【文/陳琮淵】
閩籍華僑華人移居東南亞時間較早、人數最多、資力雄厚,但受學界關注的程度卻時常不如客家、潮州、海南等其他方言群;相關民間文獻史料的收集整理,雖是海外華人研究的當務之急,卻仍較少獲得各界資助以開展相關工作。本文介紹作者與新紀元大學學院馬來西亞歷史研究中心主任廖文輝博士共同推動「閩籍華僑華人與馬來西亞村鎮發展系列學術工作坊」【註】(以下簡稱「工作坊」)的初步情況,對相關議題提出一些思考。
工作坊鎖定華人社團文教、宗教信仰、產業經濟、民俗技藝等重點領域,以馬來西亞十個代表性中小型閩籍華人聚落為中心,旁及閩籍華人活躍的婆羅洲(印尼加里曼丹、汶萊)及新加坡,探討華僑華人參與大馬村鎮發展的歷史與當代議題;在此同時,我們也關注所涉僑鄉的歷史文獻及遺跡,現已考察過福建晉江金井鎮塘東村、尤湖鎮福林村、南安眉山鄉觀山村、官橋鎮漳裡村等。
廈門大學歷史系鄭振滿教授在今年三月舉辦的第一次工作坊中指出,作為主要僑鄉,中國福建存有大量族譜、碑刻、契約、帳本、書信、分家文書等民間歷史文獻,這些民間史料的特點包括:記載當地首要事務、隆重嚴肅具有傳世意味、反映特定的社會文化事件、負載社區(群)網路及權力話語等;其主要內容包括華僑華人與家人親族的聯繫方式、在原鄉的地位、話語權、影響力,以及他們在海外的生存狀態。例如華人出洋時最在意的首先是身後事,也就是如何安置靈魂,這也可以解釋華僑華人何以特別熱衷普渡、超度等儀式,從而發展出各式各樣的民間文化,也因此,結合新的理論、方法及技術進行不同華人義山的研究,不失為海外華人研究的可行切入點。更重要的,僑鄉民間史料其實是海外華人研究多元且豐富的資料來源,但過去只著重在僑匯及僑批的整理,未來應結合海外華社及閩省僑鄉的實地調研,拓深既有的研究領域。
工作坊的主要成員之一,華僑大學建築學院陳志宏教授則強調,建築學與人文學科相契合的研究方式是對歷史建築進行實地考察等,過去相關的研究更為關注官方史料,但有鑑於華僑建築往往只有實物遺存,其設計創作意圖、建造過程極少有書面記載,增加了研究的難度。他所帶領的研究團隊整合中國福建省永安市劉氏族譜中的歷史版畫、吉山村文獻、實物遺存及村民口述訪談,對吉山村的發展歷程、村落選址、風水格局、街巷景觀及書院格局進行重建與分析。他的研究也探討如何利用民間文獻資料對已經破損、消失的僑鄉歷史景觀環境加以保護修復,對於研究閩籍華僑華人在歷史上如何參與大馬村鎮建設深有啟發。
上圖:班達馬蘭新村的觀天宮和威德宮。(來源:Timothy Tye/Penang Travel Tips)
下圖:吉膽島的五條港漁村和曬蝦米工人。(來源:lokalocal)
民間學者劉崇漢及馬來亞大學中國研究所高級講師林德順博士共同研究的班達馬蘭(Pandamaran)號稱全馬第二大新村,村內居民絕大部分是閩南移民後裔。林德順透過官方檔案、剪報資料及口述歷史,審視班達馬蘭新村的設立過程、人口來源、城鎮規劃及生活特色等。劉崇漢則指出,當地有廟、宮、觀、壇等百餘個華人民間信仰場所,在教育與文化領域發揮重要功能,也成為各政黨爭取的對象。由此可見,民間信仰實在是理解華人與馬來西亞村鎮發展不可或缺的部分。
地方文史工作者李建明探討雪蘭莪州外海吉膽島上的小漁村—五條港(Sungai Lima)華人社團組織的形成與發展,他的研究成果最近已出版成書。五條港盛產蝦米,有「蝦米之鄉」美譽,居民以漁業為生,全村共有十八間神廟及一所新民華文小學。當地人口僅七百五十人,祖籍福建同安者就占九成以上,有「小同安」之稱。五條港的華人社團主要是泉義和、同安聯誼社及漁民福利公會。李建明對當地華人社團如何共處,共同面對人口外流以發揮更好的社會功能提出分析。
廈門大學南洋研究院博士候選人阮光安與作者共同進行砂拉越閩籍華僑華人村鎮的調查。今年暑期,我們走訪砂拉越老越(Lawas)及週邊鄰近地區,對這個由福建安溪廖姓華人群體奠定經濟基礎,隨後吸引大量廣東、客家、海南及福州人到當地發展的華人聚落深感好奇。老越周邊有多個馬來人與土著聚落,其中六處有華人定居經商,尤其是早期以水路聯繫的村落,華人的板屋商鋪成為當地的地標,一度繁華熱鬧。戰後陸路交通發展改變了老越的經濟結構與商業形式,華商生意也大受影響。我們尋訪老越周邊的華人老商鋪,記錄百年來華人在北砂鄉區的活動,描繪當地華人如何因應交通發展與城鎮化過程所帶來的顯著變化。
(來源:作者提供)
海外華人研究的知識建構,長期依託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且在西方理論及在地資料之間摸索可能的研究途徑。面對全球化及區域間相互滲透所產生的變貌,學界正積極回應過去發展的限制,從視角、理論、脈絡 、方法等面向提出新論述。正是因為多重「在地性」(locality)的鏈接蘊含著抵抗全球化的能量,而非單面向地接受或同化,兩者交融所產生的區域差異及新生事物,將是值得關注的創新之源。
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最大的差異在於以「人」為研究對象,十分重視對在地脈絡、日常生活及話語體系的掌握,必須確立經驗事實、提煉分析概念,從而得出論述邏輯及分析視角。這要求研究者以在地視角、思維及話語出發進行研究。過程中最大的挑戰來自於是研究者是否能掌握在地語境,對華人的歷史發展及生活脈絡進行正確解讀。海外閩籍華人社會的宗族組織、社團網路和民間信仰,正是官方文獻少有記錄的環節,工作坊的研究及探討,讓我們深刻體會到必須結合在地田野調查及民間文獻整理,才能擴大研究的範圍和視野。
最後,從歷史發展的經驗來看,海外華人特別懂得如何與國家打交道,他們從中國本土帶來一套微妙的政治智慧,進入東南亞不同的國家、不同的體制,也能很好地調適,在當地發展生根。工作坊既以閩籍華僑華人與大馬地方發展為核心,就有必要同時關注中國僑鄉與東南亞所居地,一方面考察華僑華人祖籍原鄉的情況,同時也關注當地有那些不同的發展,作出有意義的對比及分析。
【註】工作坊的概況可另見:陳琮淵,〈閩籍華僑華人與大馬村鎮發展工作坊綜述〉,《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94頁。
陳琮淵 |
中國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華僑華人研究院助理教授,兼任華僑大學印尼研究中心副主任、《華僑華人文獻學刊》編輯委員,同時也是臺灣政治大學、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特約助理研究員。研究興趣為東亞及東南亞發展、婆羅洲研究、華人族裔經濟、經濟社會學及企業史。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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