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南亞三億馬來語使用者當中，主要集中在社會中低層，使用的語言性質圍繞在日常生活與生產方式。這種語言在進入現代社會已越來越不敷應用，尤其在面對新的生活領域。打從一開始馬來語便是從農耕文明發展起來，面對迎面而來的現代時期，顯得捉襟見肘。實事求是地說，馬來語文較適合在文化土壤中生長與揮灑。
文／莊華興
在馬來西亞，公共名稱往往成為爭論的課題，在社群網絡平台興起之後，它輕易延燒成身份政治問題。國語名稱的爭論便是一例。從獨立至今，國語的名稱出現反復更改，憲法152（1）條款雖已闡明，但民間的爭議停而不息，甚至提升到對與錯的地步。以捍衛馬來民族主義起家的前鋒報就在臉書打出如是問題：「哪一個正確：馬來語或馬來西亞語?」，向廣大網民發這樣的問題目的顯然是為國家語文政策背書，也不無試探民眾的意味。結果引來正反兩面意見，從內容來看，大體上分成馬來土著、東馬土著與非土著群體。這項非正式網絡民調反映大馬各族群之間對自身與國家關係的關切，以及東馬土著眾對國家政策的迥異態度。
語言定位與雙軌道
1966年10月21日，首相東姑阿都拉曼蒞臨檳城大英義學150年校慶慶典，會上他建議把國語名稱從馬來語（Bahasa Melayu）改為馬來西亞語（Bahasa Malaysia），以促進民族和諧與團結。在前一年的6月15日，語文局總監兼國語月中心委員會主席賽納西回應新加坡歐人英籍協會（British European Association）的批評，該協會認為國語勢必面對世界語的命運，並指出作為通用語務必簡單並且運用簡易的詞彙。賽翁以強烈語氣回應道：誰說國語只用作日常溝通且作為簡易的通用語而已？倘若如此，也許他們拒絕承認國語為本邦的官方語言的地位，或者作為科學、知識與高等教育的用語[1]。
歐人英籍協會對國語的定位並非無的放矢。教育部部長阿都拉曼達立答詢國會時就說：國語程度低較易學，但馬來語程度高且比國語困難（Bahasa Kebangsaan itu rendah dan senang daripada Bahasa Melayu tetapi Bahasa Melayu tinggi dan susah daripada Bahasa Kebangsaan ）[2]。很快聯邦政府澄清：國語和馬來語的程度沒有差異。然而，作為對非馬來學生的一項優惠，學校在考試中對他們的語言能力要求較低，並在語言測試做出一些優惠[3]。
事實是，早在拉薩教育報告書就稱非馬來裔學生只須參加程度較低的馬來語考試，而這項程度較低的馬來語在學校中稱作國語（Bahasa Kebangsaan）。到了國語法案即將提呈國會通過前夕，語文局總監賽納西忽然態度強硬，否決了拉薩教育報告書有關國語程度較低的說法。由此可見，建國初的馬來語原是分兩條軌道發展——非馬來人學習簡易的國語以及馬來人學習程度較高的馬來語。建國十年後（即1967年），馬來亞仍處於蹣跚學步的階段（馬來諺語云Umur baru setahun jagung, darah baru setampuk pinang——經驗尚淺，思想或閱歷都不夠成熟），但非馬來人（特別是華印裔）被強行推入馬來語發展的快車道，今天終於見到了後果。近日報載，柔佛州華校董教聯合會主席陳大錦透露，2024年全國共有1萬1421名來自華小學生在升上國中後中途輟學，佔全國國中生總人數的0.65%。調查顯示，高達70%原因在於他們在學習語言上，即馬來語面對障礙。[4]事實是，華小馬來語文課本的詞彙、語法與理解要求不斷向國小課本靠攏，直接影響華小生的學習壓力。
不斷易名的國語
獨立建國以來，國語的名稱經歷了多次的更迭。國家獨立前，馬來人的語言一般以語言區域中心命名，譬如北方馬來人以吉打方言為中心，稱為吉打方言或北方話（Loghat Kedah/Bahasa Utara），南方馬來人以柔佛方言（Loghat Johor）為中心，東海岸以吉蘭丹方言為中心等等，統一的馬來語名稱並不普遍，族群名稱亦如是，「馬來人」與「馬來語」成為固定名稱是近代的事。
513事件之後，為了緩和民族矛盾以及促進民族和諧與團結，官方開始大力推廣馬來西亞語名稱。1986年，安華任教育部部長，宣佈國語指稱馬來語；2007年，阿都拉政府又恢復馬來西亞語名稱。國語的名稱經歷了反復更迭，惟始終未有定案。安華任相之後，教育部又以馬來語為國語「正名」，馬來西亞語言學協會（Persatuan Linguistik Malaysia）甚至指阿都拉的轉向是錯誤的舉動（wrong move）。這一回「矯正」在網絡平台引起熱烈反響。有網民甚至稱馬來西亞語的稱謂不存在且不正確，彼等以英美紐澳加等國為例，都一律稱英語，不以國別命名。對於是否採用馬來語的名稱，有網民創意拋出Yes’t（是/否）的答覆。值得注意的是，沙巴州憲法至今仍保留馬來西亞語的稱法。一個事物兩種稱謂，各取所需，也符合馬來西亞國情。國語一詞被提出之初，有針對非馬來人或非馬來語為母語者所設，因此才有新加坡歐人英籍協會對國語的定位以及對語文局的批評。
由此，可以明瞭一開始官方的國語政策一方面作為促進各族團結和睦的工具，另一方面帶有強化馬來語的使命，因而呼籲迅速定馬來語為英校的主要教學媒介語。經過了半個世紀，實際效果如何有目共睹，語文局編纂了無數高等院校專科用語詞彙表，今天國內各專科與學術領域仍英語先行，而族群之間的語言選擇與使用出現明顯的兩極現象。
正視馬來語的生成語境
近幾年，有一股勢力在強推使用馬來語，反對馬來西亞語的稱法。彼等認為，啓用馬來西亞語的名稱是討好少數族群，犧牲大多數族群的利益。這顯然是從民族主義觀點出發，與當下的社會氛圍相呼應。他們認為在東南亞，馬來語的使用者最多（約有三億），理應成為本國乃至區域通用語。但語言使用者的多寡和語言的「可用性」（usability）是兩碼事。語言的可用性特點包括易用、有效與高效。在東南亞三億馬來語使用者當中，主要集中在社會中低層，使用的語言性質圍繞在日常生活與生產方式。這種語言在進入現代社會已越來越不敷應用，尤其在面對新的生活領域。打從一開始馬來語便是從農耕文明發展起來，面對迎面而來的現代時期，顯得捉襟見肘。實事求是地說，馬來語文較適合在文化土壤中生長與揮灑。
學界好引用15世紀馬六甲商港流行馬來語的例子。其實，這只反映局部現實，史學界並未深究其語言使用程度與方法。不排除是一些低階馬來語在商販之間流通。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峇峇文（Baba Malay）寫作尚且被視為欠精緻化的低階馬來語（Low Malay）創作，馬六甲王朝時代的各國商販之間或許流行著一種混雜的克里奧爾語（creole language）？可以肯定的是，歷史上中國沿海通商口岸皆流行洋涇濱英語，15世紀馬六甲商港應不例外。
馬來語文有優秀的文化傳統誠為事實，把它移植到其他語境未必合適。語文是文化與文明土壤/語境的產物。大馬專業領域的語言都離不開英語，這是語言可用性因素所在，也是它成為最具影響力的國際通用語的因素，不是隨便可以相提並論的。學界公認，世界近代歷史發展的事實是西方最早實現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即便在當下的AI時代，西方現代化仍持續保有其優勢。
馬來語現代化始於十九世紀初期的文師阿都拉（Abdullah bin Abdul Kadir @ Munshi Abdullah）。他吸收殖民者的語言邏輯與思想，融入馬來語。二戰前後哲峇（Zainal Abidin bin Ahmad，簡稱Za’ba）進一步深化，大量翻譯西洋書籍，透過接觸西語掌握文法要領，終於創立了馬來語法。《馬來語文知識》（Ilmu Bahasa Melayu，1926）與三卷《語文之燈》（Pelita Bahasa Jilid 1, 2, 3；1941、1946、1947），對學院派的馬來語文與語法系統建制影響深遠。從文師阿都拉到哲峇，歷經一個世紀的摸索與文化接觸，馬來語才發展成今日的樣貌。惟一個世紀的語文進程，很大程度得益於殖民現代化。馬來知識界始終不願正視此事實。
參考資料
[1] Berita Harian, 1965.6.15. Segerakan Melayu Bahasa utama di-sekolah2 Inggeris. p. 5.
[2] Berita Harian, 1961.8.13. Bahasa Melayu dan Bahasa Kebangsaan. p.4.
[3] The Straits Times, 1961.8.10. A concession in national language for non-Malays. p. 9.
[4] 星洲日報，2026.01.21。陳大錦：逾萬華小生升國中後輟學，70%原因為語言障礙。
 莊華興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獨立研究員。研究專項：馬華文學與文教、華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