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儒對話」之所以受到推崇，部分原因是它營造出一種文化共鳴的幻象——彷彿只要找到儒家與伊斯蘭的共同價值，族群裂痕就能自然消弭。然而，真正的族群張力往往並非源自文化差異，而是來自制度性不平等、歷史創傷與政治利益分配的扭曲。在我國，教育資源的不均、公務體系的偏向、土地政策與升學配額制度等長期爭議，構成了族群不信任的核心結構。這些問題並非文化交流可以化解的，而是需要政治意志與制度改革。
文／蕭婉思
今年2月，我參加了由新紀元大學學院多元民族融合中心（NEUC-CMEI）舉辦的《伊斯蘭與儒家：一場文明對話》（Islam and Confucianism: A Civilizational Dialogue）。雖然馬來西亞在族群政策與文化治理方面長期備受爭議，但我一直期待各族群之間能夠互相理解、彼此尊重，因此對這類「對話」活動懷抱某種希望。
近年來，「伊儒對話」作為族群和諧倡議的象徵性工程，頻繁出現在官方、學術與民間脈絡中。例如今年4月，馬來西亞國際伊斯蘭大學（IIUM）與國際儒學聯合會（ICA）簽署備忘錄，建立「伊斯蘭—儒家對話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Dialogue between Islam and Confucianism），旨在促進學術交流、聯合研究與青年參與，被視為我國政府推動「全球文明倡議」的一部分。同年6月，在吉隆坡舉行的「伊斯蘭–儒家文明對話」吸引了國內外學者，探討倫理、自修、家庭等共享價值。
表面上，這類對話旨在促進穆斯林與儒家思想者之間的相互理解，但在更深層的社會情境中，它反映出一種對我國族群關係的簡化思維——將複雜的社會現實化約為文化符號的交換與象徵操作。
文化再現與政治表演
若借用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文化再現」（cultural representation）概念來看，「伊儒對話」實際上是一種政治性的文化再現行動。薩依德指出，文化從來不是中立的，而是權力關係的產物。當國家或機構以「文明對話」的名義安排特定群體出席、代表以及發言時，文化不僅被展示，更被「建構」成一種可被管理、被消費的形象。
在我國，「伊儒對話」不只是學術活動，而更是一種結合文化本質化（cultural essentialization）與政治表演（political performance）的治理策略。它試圖以文明互鑑的形式來緩解族群緊張，卻往往忽略了造成不和諧的結構性根源。文化因此被「再現」為一種柔性政治工具——既能展示多元，也能迴避制度改革的討論。
政府推動這類對話時，常以「兩大文明」的共通點為出發，強調儒家與伊斯蘭都重視倫理、家庭與社會秩序。然而，這樣的推論背後存在一個隱含前提：華人即儒家，馬來人即穆斯林。這種文化歸類看似無害，實則延續了單一代表性思維，使多元社群被簡化為政治可用的象徵符號。
誰能代表「文明」？
事實上，多數我國華人並未受過儒家經典教育，對儒學的認識往往停留在文化習慣層面；而華人社群內部信仰多元，涵蓋佛教、道教、基督教乃至無宗教者。與此同時，馬來人社群內也存在世俗派、進步派與宗教保守派等不同取向。換言之，將「華人儒家化」與「馬來人伊斯蘭化」，其實是一種文化選擇性的再現（selective representation），排除了許多與主流形象不符的聲音。
這種本質化的框架雖便於政策溝通，卻在無形中壓縮了社會的想像空間。正如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在「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的討論中指出，真正的公共對話應建立在平等參與的理性溝通上，而非由既定權力結構所預設的角色扮演。當對話的參與者被限制在「文明代表」的框架內，對話便失去了平等互動的基礎，淪為象徵性儀式。
「伊儒對話」之所以受到推崇，部分原因是它營造出一種文化共鳴的幻象——彷彿只要找到儒家與伊斯蘭的共同價值，族群裂痕就能自然消弭。然而，真正的族群張力往往並非源自文化差異，而是來自制度性不平等、歷史創傷與政治利益分配的扭曲。
在我國，教育資源的不均、公務體系的偏向、土地政策與升學配額制度等長期爭議，構成了族群不信任的核心結構。這些問題並非文化交流可以化解的，而是需要政治意志與制度改革。
誠然，文化對話具有其象徵與情感價值——它能暫時打開一個理解他者的窗口。但若不觸及制度性不公，這些對話最終只會成為政治正確的表演。2023年首相安華在一次類似論壇中曾指出，宗教與文化對話應進一步關注社會不平等與氣候變遷等議題，這樣的方向若能落實，才可能讓文化交流延伸至社會改革的層面。
真正的對話應從哪裡開始？
在目前的實踐中，「伊儒對話」仍主要由宗教菁英與學術代表主導，基層社群、年輕世代與邊緣群體的聲音往往缺席。結果，它非但未能打破隔閡，反而強化了兩種「想像中的他者」：一邊是道德保守、倫理至上的儒家華人；另一邊是虔誠溫和、信仰堅定的穆斯林馬來人。這樣的刻板形象方便對話，但難以反映現實。
若要讓對話具有真實社會意義，起點應該回到共同生活的經驗。例如：
一位非土著醫學生在升學配額制度下的奮鬥，可成為討論教育公平的出發點；
一位城市邊緣的馬來單親家庭養育孩子的經驗，能引發對經濟不平等與家庭倫理的思考；
一位印度青年在語言政策下的掙扎，可讓人重新思考多語教育的包容性。
這些故事不是抽象的文化符號，而是社會真實的切面。真正的「文明對話」應該從這些具體經驗出發，讓不同社群在共享的現實困境中，重新發現彼此的人性與責任。
具體而言，政府與學術機構若真要推動跨文化對話，可以考慮三個方向：
（一）制度化基層參與機制：讓公民團體、學校與社區中心能定期參與「文明對話」的議題設定；
（二）青年跨宗教計畫：結合大專生、非政府組織與清真寺、廟宇的文化合作項目；
（三）公共政策回饋機制：將對話成果納入教育與文化政策的諮詢過程，而非停留在禮儀性交流。
「伊儒對話」的推行，表面上是文化的橋梁，實際上卻可能成為沉默的掩蓋。當權者若無視社群內部的多樣性，而將文化當作政治治理的工具，最終只會讓「對話」變成表演性的安撫工程。
要讓對話真正產生意義，首先必須放棄文化本質化的視角，承認每個社群都是動態、雜糅、多聲的。其次，應回到哈伯瑪斯所強調的公共理性原則——讓每個參與者都能以平等姿態進入對話，並在理性辯論中形塑公共共識。
最重要的，是勇於將文化對話轉化為制度行動。唯有讓文化對話成為制度改革的前奏，而非遮蔽的幕布，馬來西亞的多元社會才能在差異中找到真正的共生之道。
蕭婉思 |
畢業於英國劍橋大學體質人類學系， |
本文內容係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當代評論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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