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半個多世紀發展中，馬來語越來越受使用群體不待見；反觀印尼語，卻不見這種現象。除了單一語言的政策之外，語言自信是最大的動力，精英階層和普通老百姓都在印尼語中找到表達的空間與位置。馬來西亞奉行馬來語為國語，卻也開啓了封閉、僵化、非社會化的語言工程，這是馬印兩國對待語言發展的迥異心態。
文／莊華興
印度尼西亞語與馬來語本出同源。1928年10月28日，印尼青年宣言（Sumpah Pemuda）誓將成立一個以印度尼西亞為國名、一種語言即印度尼西亞語、一個民族即印度尼西亞民族為本的國家。印度尼西亞語（下稱印尼語）與馬來西亞馬來語皆以廖内馬來語為本，並認同「青年宣言」以民族國家為建國本質，即一個語言和一個民族。廖内馬來語在馬來西亞的發展，被定於一尊，強調其作爲高階馬來語（Bahasa Melayu Tinggi）的優質性、官方性、標準性、正統性與不可褻瀆。因此，這也就排除各部族語言（bahasa kesukuan）（包括峇峇馬來語）對高階馬來語形成的挑戰。這就解釋何以在馬來群島一度盛行的峇峇馬來語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時至今日，兩國高階馬來語出現不對等的發展與變化。馬來語通過語文局在堅守語言發展的底綫，印尼語則肆無忌憚吸納外來語，使同樣以廖内馬來語發展起來的語言愈走愈疏離。但近年來隨著馬印政治變化與科技發展，兩國民間溝通比強人統治時代有了鬆綁。在社交平台TikTok或影音平台Youtube上，馬來語使用者與印尼語使用者出現了接觸的現象，也難免出現針對語言發展的爭執與交鋒。其中最常見的便是外來語詞匯的吸納。首先，必須言明，此議題的關鍵詞匯：馬來語、印尼語、影響，都是現代語境下的產物。
外來詞的吸收
外來詞是常見的語言發展現象。在不同的歷史發展與現代化進程，印尼語和馬來語都在不同程度吸收了外來詞，最終轉化成規範用語並收入官方的詞典中。建國前的阿拉伯借詞多偏向日常用詞或基礎詞。建國後， 隨著國界的劃分，民間往來受限，語言亦各自發展。然而，隨著兩國政治、社會以及人口結構差異，兩國語言發展也有顯著不同，尤其是外來詞的吸收能量。但有一個共性，即宗教借詞始終一致。鑒於馬印皆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國家，兩國常用的阿拉伯借詞都趨同。如solat（祈禱）、musolla（祈禱室）、madani（文明的）、khinzir（豬）等。對非穆斯林，某些長期使用的宗教性詞匯則出現改變。如祈禱一詞，非穆斯林延續借用梵文舊稱sembahyang，穆斯林則改用solat一詞。這是在上世紀七0年代伊斯蘭復興運動以後方開始使用。
大馬馬來語橫向吸收或接受印尼語影響的例子更為常見，尤以娛樂界與社媒界見著。譬如：sitara取代penyanyi、sutradara取代pengarah。其中一個原因是詞義性質，譬如penyanyi指一般歌唱者，詞義泛而不專，sitara則專指歌者或歌星；在過往，pengarah詞義指涉範圍很廣，可以指公司經理、董事、主管或導演，如今導演則專用sutradara。追溯詞源往往遠至梵文系統，不足者再追加英語借詞，如finalis（入圍決賽者）。馬來語接受「外援」的情況有跡可循。
外來語借詞在馬來語發展中越來越普遍，以致一個句子出現一至兩個外來詞的普遍現象，有者更多。印尼語吸收外來語的現象更廣泛，前期有梵文、阿拉伯語及拉丁文，荷治時期有荷蘭語和華人方言，現代更有英文及一些其他語文，形式非常雜糅且粗暴。譬如favorit（最喜歡的人或事物，借自英語favourite）、eksistensi（存在，existence） 、materi（材料、原料、物質，material）、kriminal（刑事或犯罪，criminal）、sanksi（制裁或懲罰，sanctions）等，不勝枚舉。很多現當代本語言有相類詞義者或被認爲欠準確，或含義稍嫌狹窄，或其他非語言學因素。當前大馬的情況是，年輕馬來語使用者乾脆使用英文原詞，取代本語詞匯。這導致語言學界擔憂的語言混雜現象（bahasa rojak），在印尼則已被吸納成爲印尼語，體現出語言含攝能力與包容性，而且從外來語借詞使用頻率，可分辨其出現的場合、使用者教育程度及社會身份。
馬來文學界態度曖昧
印尼語影響最顯著的情況在馬來文學界。獨立后至八0年代，馬來文學界都以印尼作家作品為參照，高級文憑（STP）馬來文學科的教科書亦以印尼文學為課程範疇，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Pramoedya Ananta Toer）的長篇小說《游擊隊之家》（Keluarga Gerilya），直至1980年末本土作家作品才逐漸取代印尼文學作品。不過，印尼文學的影響並未消失，在詩歌領域尤其顯著，如果不采用印尼語詞匯，馬來語詞匯並不足以表達異文化，尤其是近代西方文明，如altar，借自拉丁文或中世紀英文，意為祭臺、聖殿。此外，詞義範疇衍生出更準確用詞，如tarian（舞蹈），印尼語則多了一個描述性借詞dansa（西式舞蹈或男女共舞）。在詩中為求節奏鏗鏘有致、韻律和諧且富古味，馬來詩人描繪彩虹喜用bianglala多過pelangi，前者出自巴厘語bianglalah或yanglalah。類似的例子在馬來文學界不少見，如詩人晉·卡斯度瑞（Zaen Kasturi）、已故小說家奧斯曼·布爹（Othman Puteh）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展現高超的語言技藝，惟不可避免向印尼語商借詞語。如今這種現象已不多見，詩人、作家們或不再擅長使用印尼語，或有意識的規避。
平心而論，語言之間的影響、滲透或商借應以平常心看待。但官方機構國家語文出版局卻非持這種原則，對某些印尼語詞匯持高高在上的「指導」姿態。作爲一個馬來語文發展機構，此舉原屬無可厚非，但跟社會使用意志對立顯然有悖語言的發展規律。譬如bisa一詞只限於解釋為「毒」、「劇痛」、「惡毒的言語」（語文局詞典第四版，頁193-194），第二類則標示印尼語釋義「可以」、「能夠」和「或許」（頁194）。惟值得注意的是，在該局網路上的「咨詢服務」（Khidmat Nasihat）特別向提問者闡明：「語文局詞典的功能是通過參考語料庫數據，記錄社會上廣泛使用的詞匯。語文局詞典收錄的所有詞匯並非一定被接受為規範/標準詞匯，且可用於官方用途。在馬來西亞寫作時，應使用官方馬來語，並且適當的選擇詞匯。」（筆者翻譯）
上述「服務」顯然是衝著受印尼語影響而來，一切解釋都歸結到不符合規範/標準詞匯，大有公然否定語文局詞典的權威性，這對華裔學子無疑構成學習上的負擔。對於長期依賴語文局詞典的人而言，更是無所適從。
一旦要求詞匯運用須合乎某種標準，語言便喪失它的靈魂。忽然想起詩人拉笛·夫莫希汀（Latiff Mohidin）在代表作〈湄公河〉（Sungai Mekong）一詩中完全摒棄語言歸屬的束縛，以帶有印尼腔的馬來語，悠悠低吟：waktu ia merebahkan wajahnya/ke wajahmu/kau masih bisa senyum tenang。在那個年代，兩國語言家族常走親戚，那是在語文局仍未穿制服的年頭。
▲Pramoedya Ananta Toer被譽為印度尼西亞最好的作家之一。
對華裔學子造成學習困擾
無可厚非，吸收外來語是任何語言的發展現象。在馬來語發展中，有時出現内語言或橫向借詞現象，如wawasan（前景、宏遠、願景、展望、理想）、mantan（前任、過去的、以前的）等詞語，皆來自印尼語。即使有者是二度轉借詞匯，但有先後使用之別，導致大馬華裔有如面對新詞之感，實際上印尼早已通用。有者棄用舊詞采用更為適合的印尼用法，如新書首發式或推介禮，從前大馬稱pelancaran buku，現在改稱peluncuran buku，兩者雖然詞義相同，但從使用者之廣，近來後者愈頻繁出現在本國官方活動。國家語文局通過Instagram社交平臺給出的說法是，後者詞義相應擴大，作爲一種語言變異詞被馬來語使用者采用，但沒說明適合使用的語言脈絡或情況爲何。依筆者的看法，peluncuran一詞的用法已趨向固定，專用在如新產品、活動或新項目的首發式或推介式。易言之，前後兩者詞義已有分工，而這個分工才是語文局意指的「適當的脈絡」。但敢問使用者（包括語文決策者），爲何會出現這種變化？顯然是意識到語言使用問題之矛盾或詞義欠缺。
放在華裔學子角度言，這就造成困擾與負擔。在正規學習中，須經過層層考試/考核、通關等機制。在語言發展中，印尼各區域多民族語言的吸納與外來詞的廣泛吸收，導致印尼語比馬來語發展步伐更快，馬來語使用者受影響自是難免，在馬來語言學家堅持語文主體與廣大使用者的對立態度之下，你有你的說法與堅持，我有我的使用自由，面對這種情況，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必然是華裔學子。
隨著社媒的普遍與兩國政治格局的變化，兩國民間的接觸愈頻繁，馬來語吸收印尼語詞匯只會更多。原因無他，語言的開放性、族群與方言的多樣性都決定了語言的涵攝力。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馬來語越來越受使用群體不待見，反觀印尼語，卻不見這種現象。除了單一語言的政策之外，語言自信是最大的動力，精英階層和普通老百姓都在印尼語中找到表達的空間與位置。馬來西亞奉行馬來語為國語，卻也開啓了封閉、僵化、非社會化（相對於精英化與官方的）的語言工程，這是馬印兩國對待語言發展的迥異心態。
 莊華興 |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獨立研究員。研究專項：馬華文學與文教、華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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